重慶，三峽廣場。在這個處于鬧市區、周邊高樓林立的大型城市公共空間，有人休憩閑聊，有人悠閑踱過。廣場上，郭沫若、巴金、潘梓年等文化名人的雕像，靜靜地與盛世繁華相伴。抗戰時期，他們在中國共產黨的引領下，團結在一起，以文藝為武器，沖破黑暗，迎接黎明。當年的《新華日報》，將文藝界發出的抗戰強音永遠留存。

　　團結文藝界

　　爭取抗戰建國的勝利

　　盡管在階級，集團，世界觀，藝術方法論上大家有著各自的特性，然而一個高于一切的共同的目標——抗敵，比什么都有力地使大家都成為親密的戰友。這是一個中國文藝史上的盛舉，值得我們來歡欣鼓舞的。

　　我們深深地相信，由于這個空前的團結，文藝的武器必然將在民族解放的疆場上，發生出更強大的戰斗力量。

　　——社論《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大會》，1938年3月27日

　　1938年3月27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簡稱“文協”)在漢口成立。當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熱切地希望“由于文藝界這個團結的開始，更能把文藝的隊伍，在戰斗的過程中，無限地擴大起來”。

　　次日的《新華日報》記錄“文協”成立大會場景——500多名文藝工作者把龐大的禮堂擠得滿滿的，主席臺前的兩行標語寫著：“拿筆桿代槍桿，爭取民族之獨立。寓文略于戰略，發揚人道的光輝。”大會推舉周恩來等13人組成名譽主席團。“周恩來先生的演說，莊嚴熱烈：‘今天到會場后最大的感動，是看見了全國的文藝作家們，在全民族面前，空前的團結起來。’”

　　西南交通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段從學介紹，當時“中華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中華全國電影界抗敵協會”已經成立，“文協”的出現充分說明，組織起來，以集體的力量為抗戰服務，是當時文藝界的共同愿望。“文協”的成立，標志著文藝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最終形成。

　　段從學認為，中國共產黨自始至終對“文協”發揮了積極的引領和指導作用，成立“文協”的倡議由中共黨員陽翰笙提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發起旨趣》由中共黨員樓適夷執筆起草。周恩來、郭沫若等人利用合法形式，對“文協”給予積極支持。“文協”參與或組織的不少重要活動，如紀念魯迅逝世等，周恩來都參加并發表講話。《新華日報》是當時給予“文協”最多關注的報紙，其發表的社論以及對“文協”活動全面、大量的報道，也起到了塑造“文協”形象、引領“文協”方向與工作的重要作用。

　　閱讀1939年4月9日《新華日報》為紀念“文協”成立一周年所發社論《用筆來發動民眾捍衛祖國》，新華日報·交匯點記者得知，一年中，成都、昆明、桂林、香港等地成立了“文協”分會，作家大多數已投身于抗戰。這篇社論也向“文協”進言：要發動作家到敵人后方去，進行文化工作；要加強“文章入伍”的工作，給軍隊增加精神食糧，也從前線得到更多的題材和體驗；實現“文章下鄉”的口號，動員和組織大后方同胞積極參加抗戰……

　　段從學告訴記者，1943年以后，中國共產黨加強了對“文協”的領導，時任《新華日報》社長的潘梓年，以及馮雪峰、戈寶權等人經過合法選舉進入“文協”。中國共產黨對文藝界的領導，很大一部分是通過“文協”等組織的活動開展的，而“文協”等組織也利用社會團體的合法身份，做了不少中國共產黨不便或不能直接做的工作。

　　在《新華日報》上，中共領導人對文藝界著名人士魯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評價，引導著國統區的抗日救亡文藝運動。

　　“魯迅先生之偉大，在于一貫的為真理正義而崛強奮斗，至死不屈，并在于從極其艱險困難的處境中，預見與確信有光明的將來。這種偉大，是我們今日堅持長期抗戰，堅信最后勝利所必須發揚的民族精神！”這是1938年10月19日《新華日報》的《魯迅先生逝世兩周年紀念》專頁上，周恩來的題詞。

　　1939年10月19日，重慶舉行魯迅先生逝世三周年紀念活動。《新華日報》當日發社論《紀念偉大的民族戰士魯迅先生》，次日發特寫《戰時首都千余群眾紀念民族戰士魯迅先生》，既頌揚魯迅，也鼓勵人們堅持抗戰到底，增強民眾抗戰信心。

　　1940年4月26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文化界努力的方向》，指出當前文化運動的任務——總的方面是為著爭取抗戰建國的勝利，具體任務包括爭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在生活上和工作上幫助文化工作者等。

　　舉辦祝壽活動

　　打破沉悶鼓舞斗志

　　郭沫若創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運動的二十五年。魯迅自稱是“革命軍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隊伍中人。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導師，郭沫若便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如果是將沒有路的路開辟出來的先鋒，郭沫若便是帶著大家一道前進的向導。魯迅先生已不在世了，他的遺范尚存，我們會愈感覺到在新文化戰線上，郭先生帶著我們一道奮斗的親切，而且我們也永遠祝福他帶著我們奮斗到底的。

　　——代論《我要說的話》，周恩來，1941年11月16日

　　“皖南事變”后，國統區文壇一片沉寂。為沖破國民黨頑固派的封鎖、破壞，周恩來提議由文藝界紀念郭沫若50壽辰和創作生活25周年，鼓勵文藝界進步人士向郭沫若學習。

　　1941年11月16日，《新華日報》發表周恩來撰寫的代論《我要說的話》，高度評價郭沫若的功績，并增出兩個版，作為《紀念郭沫若先生創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特刊》，刊登董必武、鄧穎超、潘梓年、沈鈞儒、沈尹默等人的賀詩、賀詞和文章。

　　“周恩來同志向郭先生致著誠摯的祝賀，也勉勵大家要學習郭先生革命的熱情，研究的精神與戰斗的生活。”次日發表的特寫《詩筆燦爛的二十五年》，描述了人們如何給郭沫若這位老戰士以最高的熱情。“簡短的篇幅里，沒有方法形容出這一個集會里的熱烈情形，五小時的歡欣”，讓今日讀者可以想見，祝壽活動是如何打破沉悶局面，鼓舞起文藝工作者的斗志！

　　“影響深遠的‘郭沫若五十壽辰暨創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紀念活動，開創了一種嶄新的文化斗爭方式，在國統區一直延續到抗戰結束。”段從學說。

　　閱讀老報紙，記者發現，此后的祝壽或創作生活紀念活動，《新華日報》不僅及時報道，還發表紀念文章。

　　1944 年，《新華日報》參與組織老舍創作生活20年暨45歲壽辰慶祝會。4月17日，《新華日報》刊發短評《作家的創作生命——賀老舍先生創作廿周年》，并發表郭沫若、茅盾、胡風等人的祝賀詩文。

　　1945年6月24日，《新華日報》社論《中國文藝工作者的路程》、中共領導人王若飛撰寫的代論《中國文化界的光榮 中國知識分子的光榮——祝茅盾先生五十壽日》，肯定茅盾是“永遠前進的主將”。

　　西南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李永東認為：“抗戰進入相持階段之后，中國共產黨要宣傳自己的文藝方針，建立自己的抗戰話語權，需要得到著名作家等文藝界人士的支持。中共中央南方局策劃、為大后方文學最重要的3位作家——郭沫若、茅盾、老舍以及其他著名文人祝壽等活動，是爭取文藝界人士，鞏固和擴大文藝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大策略。對于祝壽或紀念創作生涯的活動，《新華日報》以社論、短評、專刊等形式進行報道、對人物定性，進一步擴大了活動的社會影響，堅定了文藝工作者的政治方向。”

　　李永東說，老舍是無黨派人士，對抗戰抱有極大熱情，持有“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抗戰觀念。在為老舍祝壽的短評中有這樣的話——要保持清高，不可變節，這是中國共產黨對老舍的期望。中國共產黨的文藝方針，對老舍的創作產生較大的影響。例如，1946年老舍到美國后創作長篇小說《鼓書藝人》，將重慶國民黨軍政勢力的權力囂張、對普通藝人的政治壓迫寫得非常明顯，這在老舍以前的作品中是沒有的。

　　茅盾在香港、新疆、延安、重慶、桂林的創作姿態各有不同，顯示出“審時度勢、移步換形”的整體風貌。在祝壽活動之后，茅盾的創作姿態發生變化。以他在抗戰勝利前后創作的話劇《清明前后》為例，作品最終的呈現與起初的創作計劃，有很大區別。話劇修改的過程，就是茅盾創作觀念、立場調整的過程。

　　關心幫助作家

　　匯成強大抗戰洪流

　　愛護文藝作家，契重文藝作家，培養和提拔文藝作家，給文藝作家以實際幫助，不僅是文藝界同仁本身應該奮斗的事。而且也是“發動民眾，捍衛祖國”的偉大事業中不可分離的任務。

　　——社論《給文藝作家以實際幫助！》，1940年2月4日

　　文藝作家對抗戰、對民族、對國家盡了最大的貢獻，“他們與前線上的軍隊，不過是在不同的戰線上，一樣殺敵效果”。“然而，目前文藝界同人的困難和痛苦，是無可諱言的事，這在前幾天重慶文藝作家同人的座談會上，對‘如何保障作家生活’討論中，不僅反映重慶這一隅之地文藝作家的要求，同時也是反映全國文藝作家的要求。”

　　《給文藝作家以實際幫助！》這篇文章大聲疾呼，提高文藝工作者的政治地位，給文藝作家以生活上的保障和改善，給文藝作家以提高自己作品水平的可能和工作上的便利。其中，給文藝作家以生活上的保障和改善，最主要的是一方面提高稿費版稅，規定最低稿費版稅標準，另一方面要求政府予以有計劃的實際幫助。

　　對在艱難困苦中堅持斗爭的文藝界人士，中國共產黨十分關心。1942年12月12日，《新華日報》刊登消息《保障作家權益 全國文協提出改善辦法》，并配發短評《保障作家合法權益》，對“生活困苦萬狀”的作家和“痛苦很深”的出版業表示同情，強調“作家合法權益的保障，是萬分應該的，提高稿費版稅皆有必要”。

　　1943年4月《新華日報》接連刊登援助作家張天翼的文章：24日，發表關于張天翼舊病復發而無錢治病的消息；26日，刊發讀者來信《伸出同情的手來，救助張天翼氏！》；27日，發表《本報職工文藝小組捐款援助張天翼氏》，表示已將第一批捐款310元轉給張天翼；28日，再發讀者來信，呼吁救助張天翼……

　　1944年7月15日，《新華日報》刊登《援助貧病作家 全國文協籌募基金 》，介紹“文協”籌募基金的緣起是“近三年來，生活倍加艱苦，稿酬日益低微，于是因貧而病，因病而更貧”。《新華日報》還首先響應，捐助一萬元。

　　《新華日報》對文藝界人士的關心和幫助是全方位的。1945年4月20日，《新華日報》發表《黃金案中的“舒舍予”與老舍先生無關》，為老舍辟謠。原來，國民黨《中央日報》發了條新聞《黃金提價舞弊案》，稱購買黃金100兩以上的有舒舍予（即老舍）等大戶。關心此事的民眾，很快從《新華日報》得知真相：“據文協負責人談，此事與名作家舒舍予(老舍)無關，老舍先生仍然在鄉下度著貧作家的生活，靠著賣心血及衣服維持全家衣食，與黃金案中之舒舍予其人，毫無關連之處。”

　　除了文藝界，《新華日報》還報道教育界、科技界等各界進步文化人士的抗戰活動，與他們友好往來。

　　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副會長、重慶市地方史研究會會長、西南政法大學教授周勇說，南方局專門設立文化宣傳工作委員會，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秦邦憲和鄧穎超等都參與文化工作的領導，有效推動國統區進步文化運動，創造了黨領導文化工作的寶貴經驗。其中，還有一個經典案例：南方局不僅以《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為主陣地，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戰主張、方針政策，及時分析時局，揭露國民黨內戰行徑，為抗戰指明正確方向，還采取多種方式領導或影響《新蜀報》《大公報》等多家進步媒體，形成新聞界統一戰線。“宋平同志曾經指出，當時我們新聞組的人很少，但是我們能把控重慶的輿論。”

　　周勇認為：“我們要看到，一方面，重慶進步文化運動喚醒民眾的民族意識和愛國熱情，成為中國文化的新高峰；另一方面，周恩來和南方局以‘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懷，‘禮披于外，力蘊于中’的魅力，最大限度地爭取了包括文化戰線在內的中間力量，使中間力量逐步成為與中國共產黨肝膽相照、榮辱與共、長期合作的親密朋友，從而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推向空前的廣度。”

總策劃：雙傳學 顧雷鳴

　　執行策劃：王曉映

　　記者：徐冠英 白雪

　　拍攝：鄧宇軒

　　剪輯：穆懷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