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今天起,在這第四版上新創立了這《新華副刊》,以后它將每天出現在讀者的面前了……我們希望,這副刊能夠名副其實的做到,一方面是在反法西斯的激烈戰斗中文化武器的擔當者,一方面又是一切讀者在工作與戰斗之余的‘文化公園’。”
在1942年9月18日出版的《新華日報》上,綜合性文化副刊《新華副刊》首次亮相,編者用這段話闡述對它的期冀和定位。
首次亮相的《新華副刊》
從誕生之日起直到1947年2月28日報紙被封,《新華副刊》堅持出版近4年半時間,成為《新華日報》上一個著名的品牌。它以其特有的方式記錄時代,服務民眾,團結進步人士,鞭撻反動派。它與報紙的正刊部分緊密配合,在重慶時期特殊而嚴峻的環境中發揮出獨特作用,被后世的研究者們贊為“副刊不‘副’、參天大樹”。
“保障這次民族抗戰勝利的基礎條件是全民族的團結一致……由于這樣的意義,產生于這抗戰時期的我們這日報的副刊,就取名為《團結》。當‘抗戰第一’時候,任何工作都得集中在這最高任務上,我們這副刊的地位雖低,力量雖弱,而它所做的工作,無疑的也將匯流入當前的民族解放戰爭的洪流中。促進團結,擁護抗戰是它的主要目的……”
這段話來自《新華日報》創刊號第四版《團結》上的《開場白》。《團結》也是《新華日報》副刊的第一個名稱。
創刊號上的副刊《團結》
以1942年9月的改版為界,《新華日報》副刊的發展分為前后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938年報紙創刊到1942年改版前,這是《新華日報》副刊的初辦和摸索時期。此時副刊的名稱尚未固定,名目較多,相繼創辦過《團結》《星期文藝》《讀者信箱》《代郵》等副刊性質的專頁和專欄。
特別是在1940年的2月至5月間,陸續創辦了《文藝之頁》《青年生活》《工人園地》《經濟講座》《自然科學》《婦女之路》這6種專頁,極大地豐富了副刊內容,其中,《自然科學》專頁還特邀了重慶大學、中央大學的教授們來主辦。1941年初皖南事變發生后,隨著國民黨的迫害加劇,《新華日報》從這一年的2月1日起縮至兩個版,上述6個專頁也全部停刊。
在打退國民黨第二次反共高潮后,1942年2月1日,《新華日報》恢復四個版,《文藝之頁》《青年生活》《婦女之路》專頁也隨之復刊。在周恩來的倡議下,還新增了《日本研究》《戲劇研究》《時代音樂》《科學專頁》和《木刻陣線》等5個新專頁,題材更顯廣泛,內容更加生動而深刻。
據統計,在整風改版之前,《新華日報》上先后開辟的副刊專頁有13個。
《新華日報》的部分副刊專頁
第二階段從1942年9月18日報紙改版,到1947年2月28日報紙被封為止,是《新華日報》副刊走向成熟和完善的時期。除了保留在讀者中享有威信的《青年生活》和《婦女之路》,并增辟新的以思想教育為主的《團結》專頁之外,其他專頁全都合并,開辟出綜合性文化副刊《新華副刊》。
胡繩、林默涵、徐光霄、鄭之東、李亞群等先后擔任過副刊主編。
《新華副刊》把文藝性和政治性相結合,把戰斗性和趣味性相統一,把群眾性和教育性相融匯,刊登反映各階層人民生活的文藝作品及各種書評、劇評、短論等,也經常轉載敵后邊區的文藝報道,介紹馬列主義的文藝理論和國外譯作等等。文章通俗易懂,文體多樣,長短雜出,莊諧俱備,受到國統區廣大讀者的熱愛。
“報紙一版是社論,二版國內新聞,三版國際新聞,這些對國統區老百姓來講都是高大上的內容,與他們的生活關系并不密切。作為《新華日報》整風之后的改革實踐,四版副刊上新增了很多直接服務于群眾的欄目和內容,比如幫讀者求醫問藥的《醫藥問答》,免費幫難民尋找失散親人的《大眾廣告》,指導他們看雜志、看名著的《雜志攤上》和《名著介紹》等等。有了副刊上這些真心實意為人民服務的生動實踐,就自然而然有了后來關于‘新華日報的黨性,也就是它的人民性’‘黨性與人民性相統一’的理論提煉。”《新華日報》報史研究所所長趙劍波介紹說。
為滿足讀者需要,《新華日報》每月印行《新華副刊》合訂本單獨出售,把《青年生活》《婦女之路》也收集在內,像一本綜合性雜志,發行數達8000冊,這在當時的國統區相當了不起。
鄧穎超回憶蔡特金的文章《永不能忘的會晤》、馮玉祥創作的抗戰歌謠、老舍為抗戰疾呼的《藝術家也要殺上前去》、郭沫若的著名史論《甲申三百年祭》、陶行知倡導培養學生創造精神的《創造宣言》、何其芳答復初學者的《談寫詩》、茅盾在蘇聯訪問期間發回的《游蘇日記》……
鄧穎超《永不能忘的會晤》
翻閱當年的《新華日報》副刊,雖然豎排版和繁體字看起來有些吃力,有的段落和字跡也在時光的長河中變得模糊,但一篇篇讀下去,屬于那個時代的風云撲面而來。那些擲地有聲的觀點,那些有血有肉的故事,那些熾熱真摯的情感,跨過七八十載的光陰,依然煥發光彩。
當時的“陪都”重慶,文化名人薈萃。副刊編輯部在周恩來的帶領下,與各界人士廣交朋友。作為團結國統區文化界的核心陣地,《新華日報》副刊的作者群人數之多,幾乎包括了進步文化界的全體人士。
“郭沫若先后在《新華副刊》上發表文章62篇,何其芳發表了44篇,茅盾發表了19篇。此外,還有夏衍、臧克家、徐遲、艾青、丁玲、周立波等,都曾是《新華副刊》的撰稿人。可以說,在《新華副刊》的園地上,培養和成長起來很多現代文學作家。沈鈞儒、李公樸、黃炎培、柳亞子、史良等各界愛國民主人士也時常在此發表詩文和意見。張恨水在《新華副刊》上四次發表《茅屋詩存》,還發表了他的長篇小說《八十一夢》的評介文章。”文學博士、東南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江蘇省現代文學學會理事張娟告訴記者。
張娟接受記者采訪 張琦攝
作為一名從事魯迅研究的學者,張娟特別注意到,《新華日報》對于魯迅的紀念可謂不惜篇幅,不遺余力。她說:“每逢魯迅的生辰和忌辰,《新華日報》會刊發紀念他的社論、專論或是特輯、特刊,《新華副刊》上零星發表的有關魯迅的文字也很多,許多信息和細節都是首次披露,對于魯迅研究很有價值。”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把《新華日報》作為他發聲的窗口,從1938年報紙創刊到1946年陶行知去世,8年間共發表文章42篇,其中詩作21首,很多都發表在副刊上。在陶行知看來,報紙最大的責任在說老百姓心頭想要說的話語,寫老百姓眼睛看得懂的文章,而《新華日報》正是這樣的理想報紙的典范。他曾作詩贊之,‘筆桿如槍桿,揮墨亦揮汗。粉碎敵人謀,一字一炸彈。指點光明路,同往光明去’。”新聞史學博士、南京曉莊學院教授吳翔介紹說。
與這些名家名篇交相輝映的,是來自讀者大眾的最樸實的文字。
《新華副刊》時常組織讀者寫書評、寫劇評、寫征文。常設欄目《新華信箱》、《代郵》、《簡復》、《讀者與編者》等與讀者們互動頻頻。
對于讀者來信涉及的問題,編輯們除自己解答外,還號召廣大讀者參與討論。比如1944年7月,圍繞“做人是否要完全磨去棱角”的話題,《新華副刊》舉辦了“讀者函談會”,陸續發表讀者來信近40封,討論相當熱烈。
向讀者征文
1943年夏天,在抗戰即將踏入第7個年頭之際,《新華日報》以“表揚抗戰中的好人”為題征文。群眾響應積極,來稿滔滔不絕。
編輯鄭之東在《回憶<新華副刊>》一文中說,“在收到的征文中真正有著工人、農民、職員、士兵以至下級軍官的稿件”。其中,工人的投稿量和用稿量最多,在征文之后的來稿也源源不斷。編輯們將這些習作集中版面發表,促成了《工人習作》專頁的誕生。編輯部還專門開了《寫作雜話》《新路——從人民生活和大眾語學習寫作的故事》這兩個系列,點評工人作品,講解寫作技巧,幫助他們提高寫作水平。
《在錫礦上》《一個失業工人的日記》、《痛苦的學徒生活》、《王大哥走了》……以工人為主體的底層民眾在《新華副刊》上表達自我,展示困頓的生活,呼喚正當的權利。他們和各界名流們一起組成《新華副刊》龐大的作者隊伍。
讓人民發聲,為草根階層提供發言空間,這一做法使《新華日報》在國統區的地位更加鞏固,并在與國民黨《中央日報》等的激烈競爭中后來居上。西南政法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蔡斐說:“工人、婦女和青年都是《新華日報》聯系的重點,特別是團結工人的工作做得很細,有大量文章反映他們的訴求。1943年11月19日的《工人習作》專頁對此有個概括,叫‘筆在摸機器的人們手里’。”
報紙是以新聞為主體的出版物,副刊原是作為新聞之“副”而設,與正刊部分相比,似乎居于附屬地位。但在重慶時期,報紙的新聞、社論在國民黨新聞檢查中被大量檢扣、刪節,副刊反而能借助各界力量和各種文體,巧妙發揮戰斗力,承擔起“黨領導下的又一方面軍”的職責。業內專家評價,“縱觀中國副刊百年史,像新華副刊這樣斗爭環境之險惡,內容和形式之完備,發揮作用之巨大,受群眾愛戴之深廣,并不多見。”
艱難的環境鍛煉了“新華軍”的斗爭智慧,他們或曲筆迂回,或短兵相接,作為“文化武器”的擔當靈活而有力。
刊登《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1943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傳到報館。如何才能讓此文順利通過審查見諸報端呢?《新華副刊》的三位編輯采用“分而化之”法,把《講話》化整為零,變成了《文藝上的為群眾和如何為群眾的問題》《文藝的普及和提高》《文藝和政治》這三篇文章,并分作幾次與別的言辭較激烈的稿件摻到一起送檢。終于,三篇文章都蓋上“檢訖”安然歸來,于1944年1月1日在《新華副刊》上刊發。編輯為它們添加了“毛澤東同志對文藝問題的意見”的總標題,可謂分分合合。這是《講話》第一次在國統區與讀者見面,進一步擴大了黨在進步文藝工作者中的影響。
1944年8月18日的副刊上,登有《挑水夫》和《老李》這兩篇文章,內容都是描寫挑水夫。編者給它們加了總標題“一般勞動,兩樣滋味”,又在文首處分別加上“他生活在延安”、“他生活在四川”的按語,并以波浪線加以突出。同樣挑水,遭遇卻大不同,編輯通過這樣的版面安排形成對照,啟發讀者思考,起到宣傳效果。這種對比式的版面布局也是《新華副刊》常用的。
雜文的戰斗功能強大,《新華副刊》所登雜文多以借古諷今、旁敲側擊的手法寫成,其中,最膾炙人口的是司馬牛的雜感漫談,其特點是三言兩語,緊貼現實,一針見血,立論尖銳。比如,1944年曾暴發一場大蝗災,司馬牛在雜感中寫道:“蝗蟲可以炸油,每四斤半蝗蟲炸油一斤,可充燃料。這是蝗蟲為災中,一個值得嘉獎的發明。貪污者多得像蝗蟲,不知亦能每四斤半炸一斤油來當燃料否?”
司馬牛的雜感漫談
“司馬牛”最初是夏衍的筆名,在他1945年離開重慶后,胡繩、鄭之東、徐光霄等繼續用此名發表雜感。從1942年11月到1946年底,署名“司馬牛”的雜感漫談共發表了129篇,成為《新華副刊》的特色之一。
徐光霄晚年時曾專門著文,回憶《新華副刊》在文藝戰線上的斗爭。他重點介紹了四次影響較大的斗爭:抨擊國民黨幫閑文人鼓吹的文藝“與抗戰無關”論;討論民族形式問題與向林冰的斗爭;與“戰國派”的斗爭;與國民黨官辦文藝刊物有關民族主義文藝論的斗爭。
“《新華日報》曾經利用各種文藝體裁和形式,在文藝方面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尖銳復雜的斗爭……《新華日報》在團結作家、鞏固和擴大文藝界的統一戰線及發揮文藝的戰斗作用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徐光霄這樣說。
資料顯示,1942年7月,國民黨中執會秘書處曾在一封密函中提到,“查《新華日報》副刊每日內容多載煽動性之言論,描寫公教人員學生工人等生活困苦情形,殊足以影響人心”。國民黨中統局也注意到這一點,他們在分析《新華日報》暢銷原因時指出:“副刊的文字通俗,讀者易于接受,副刊標題新穎生動,吸引工人歡迎。”這些言辭恰好從反面證明了《新華日報》副刊的力量。
總策劃:雙傳學 顧雷鳴
執行策劃:王曉映
歷史顧問:趙劍波
記者:劉玉琴
視頻:張琦 呂鑫 穆懷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