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詩歌是怎樣的

讀格風詩集《雨在他們的講述中》

張無夢

　　無論是作為讀者還是筆者，心中都會反復琢磨一個問題：理想的詩歌是怎么樣的。

　　古時的人，無論是直抒胸臆，還是遣詞暗喻，都是把詩作為一種工具化的問題，把它填放在相應精神方位之上。也正是因為這些古式文人的辛勤，一首首炳烺鏗鏘的佳作名篇，共同修葺出屬于中華民族獨特氣質的文化廣廈。近幾十年，新詩興起。在突破了字數、平仄、押韻等詩藝范疇后，更多的人都能從日常生活中汲取靈感，并用鋪陳詞群的方式，凝練所思所想，結句分行，悄然成詩。但寫詩，終究不僅僅是一場符號與意象的游戲，或物質生活外延生硬的文字雜燴。如詩人黃梵所言，詩歌是意象的帝國。因此，在創作時，既要尊重現實的客觀，也要不忘激發主觀想象的自由。換言之，生活經驗的事實驗證與偏離常態的意志冒險，猶如好詩的雙轅，驅使“個人詩學”這駕馬車，駛入從物質此岸到精神彼岸的審美甬道。

　　格風的詩，為讀者提供了一個答案：清醒的人，以神秘的方式坐在世上。這種暗合禪意的白描，實質上包含著“以靜制動”的氣魄與膽識。如格風自己在詩集的后記中所寫的一樣：時間的概念讓我惶恐。沒錯，時間中有千溝萬壑。這些溝壑斷痕的日益加劇，如神般不可抗拒。他選擇隱逸在詩的國度當中，并用那些不可言說的幽思時刻，去彌合歲月中錯位與缺失的林林總總，以至身心復位，生命驅動。

　　格風詩歌最顯著的特色，就是詩人反復斟酌的不確定性。如開篇的《隨機波動》，“一個上午也沒搞清楚/你們說的老虎/是什么意思”；《海鷗》中詩人甚至不敢確定看到的青灰色的大鳥是不是真的海鷗。在高處中，夜晚是否有月亮也遭到懷疑。十朝公園里的樹影與枯枝是陰晴不定的，連左右人類內心的那個釘子，也時隱時現。作者的詩意，也隨著洞悉周遭萬物的鏡頭開始移動。如蟋蟀的觸須般羸弱，亦如御用畫師的筆觸般變化莫測。這些不確定性，并不是對日常空穴來風的指控，而是出于個體經驗的深沉的思考。那些肯定的、現實的生活情景，往往是單一而穩定的。而不確定性，則超越了此種情景，讓文字回歸到本就該屬于它們的無限自由之鄉。“老虎”必須是動物嗎？“海鷗”必須是大鳥嗎？夜晚是不是一定有月亮，悲劇是不是一定要悲傷？正是因為詩人頻頻提出這些近似天真的問題，才使詩歌呈現出若璞若初的迷人風度。

　　意象詞群的選擇，往往是讀者區分不同詩人旨趣詩格的重要標識。在格風的詩中，無論是江心洲的茶事，星期五晚上的飯局，還是父親的釘子，形形色色的動物生靈，都成為凝練詩意的現場。從瑣事中體會美感，再從詩意中反哺生活。詩人并不故弄玄虛地羅列抽象而空洞的宏大敘事，而是以小見大，和以天倪。對貌似高不可攀的詩歌與詩學祛魅，用松弛而生動的詞句，沖淡疲憊人生的嚴肅性。詩人仿佛在大聲疾呼：新詩需要回歸私人化的敘事。

　　藝術特色上，格風也十分注重其詩歌整體的音樂性。詩歌與小說、散文不同，因為它不單單是用眼睛觀看的文體，更需要兼顧朗讀時的節奏與效果。因此，內在音樂性成為詩歌不可不談的題中之義。如《蟋蟀》一詩中，格風以“聲音”“啜飲”“蟲鳴”這些同韻母的二字詞收尾，全詩呈現出民歌般的吟誦效果。這首詩的分行，并不是為了追求視覺效果上的新奇獨特，而是以服務韻壓腳的聽覺需要為主，因此，成就了其朗朗上口的特色，音樂性十分突出，非常適合朗讀傳誦。從內容上說，“蟋蟀”是我國古典文學中頻頻出現的符號意象，無論是詩經《唐風·蟋蟀》中的“好樂無荒，良士瞿瞿”，還是《豳風·七月》中寫到的“斯螽動股”，這小小的鳴蟲，總是被文人騷客們賦予生機與警示的無限深意。這首《蟋蟀》完美詮釋了形式與內容、聽覺與視覺的統一，非常精彩。

　　與詩集同題的詩歌是全集之眼，通常最能反映出詩人的文風氣質。“一棵樹/寂然無聲/在客廳里開花/仿佛在別處”，纖細溫柔的文字，不急不躁，從行與行的縫隙中，禪意如光般滲透流淌，讀者的注意力因順著詩人有意無意營造的線索，從遠方走向此處，又從此處走向更遠的遠方，最終消弭了精神與物質的關隘。“多刺的花朵/從夜晚的時間中/分離開來/親人們圍繞著它/講述各自經歷的生活/突然有雨落下/雨在他們的講述中/散發奇異的花香”。剛接觸詩的人，常常執著于用琳瑯的詩藝和古奧的理念，填補生活閱歷的匱乏，好似空中樓閣，雖美輪美奐但卻無根無基，飄浮不穩。格風的詩則洗盡鉛華，豐富的閱歷來源于真實的歲月，好似陳年佳釀。看懂其詩中機巧的讀者，會心一笑，更勝萬語千言。

　　在格風的詩學國度，一切的美都是自洽圓融的，是山川萬物的文化之美，也是暗渠相通的思維之槎。他的詩，他一切的過往，以及他眼中的這個大千世界，都在隨著涓涓細雨，散發出潺潺芬芳。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常囿于紛繁人世的煩惱牽絆。拿起這本《雨在他們的講述中》，與香同異，和光同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