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振振博士1950年生，南京人。現(xiàn)任南京師范大學(xué)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古文獻整理研究所所長。兼任國家留學(xué)基金委“外國學(xué)者中華文化研究獎學(xué)金”指導(dǎo)教授，中國韻文學(xué)會會長，全球漢詩總會副會長，中華詩詞學(xué)會顧問，中央電視臺“詩詞大會”總顧問、《小樓聽雨》詩詞平臺顧問、國家圖書館文津講壇特聘教授等。曾應(yīng)邀在美國耶魯、斯坦福等海外三十多所名校講學(xué)。

　　唐宋詞概說（六）

　　北宋末年，宋、金聯(lián)合發(fā)起的滅遼戰(zhàn)爭，充分暴露了宋王朝的腐敗和宋軍的孱弱，于是，遼亡后不久，金貴族政權(quán)的鐵騎便大舉南侵，一口吞并了整個中原地區(qū)。徽、欽二帝被擄，高宗倉皇南渡，中國歷史上出現(xiàn)了第二次南北朝的分裂局面。

　　南宋前期是劍與火的時代，血和淚的時代。且不說其間宋金雙方曾有過若干年、若干次空前慘烈的保衛(wèi)戰(zhàn)、拉鋸戰(zhàn)和進攻戰(zhàn)，即便是在宋向金稱臣稱侄、歲貢銀絹、屈膝求和的茍安時期，以愛國的將領(lǐng)、士大夫和人民為一方，以誤國甚至賣國的昏君（或庸君）、奸臣為另一方，戰(zhàn)與和、戰(zhàn)與降的斗爭也始終不曾止息。

　　國家的危亡，民族的恥辱，人民的苦難，面對這一切，只要是具有正義感的詞人，誰還能鎮(zhèn)日價偎翠倚紅、淺斟低唱？誰還能鎮(zhèn)日價雕琢章句、錙銖宮商？他們不期然而然地集合到蘇軾的旗幟下來，撥動銅琵琶，叩響鐵綽板，放開關(guān)西大漢的粗嗓門，高歌抗戰(zhàn)，高歌北伐。天平急劇地向“豪放派”一側(cè)傾倒！宋詞史上最光輝的一頁，就是由這批愛國詞人蘸著自己動脈中沸騰的血液寫成的。

　　最早的愛國詞作者中包括李綱、岳飛等站在抗金斗爭最前列的著名將相。

　　李綱的詠史組詞八首，分別以“漢高（漢高祖）□鴻門”“漢武（漢武帝）巡朔方”“光武（漢光武帝）戰(zhàn)昆陽”“晉師勝淝上”“太宗（唐太宗）臨渭上”“明皇（唐明皇）幸西蜀”“憲宗（唐憲宗）平淮西”“真宗（宋真宗）幸澶淵”為題，一看便知是送呈御覽的，旨在借古諷今，鼓勵君王親征，反對逃跑主義。有詞以來，人但以“小道”目之，而李綱竟用如章奏，聳動“天聽”，無形中，詞的政治地位“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莊子·逍遙游》）了。

　　岳飛的詞作今雖僅存三首，但首首與抗戰(zhàn)有關(guān)，幾于字字珠璣。尤其是那“壯懷激烈”的《滿江紅》，光昭日月，氣吞山河，不僅唱出了那個時代的最強音，在近世中華民族反抗外來侵略的嚴(yán)峻斗爭中，也曾教育和鼓舞過千百萬人。

　　年輩在李綱、岳飛之間的張元幹以及比他小四十二歲的張孝祥，在詞史上并稱“二張”。從創(chuàng)作的數(shù)量和質(zhì)量、思想性和藝術(shù)性兩方面的結(jié)合上來看，他們是南宋早期愛國詞人中成績較大的兩位。

　　高宗紹興年間，朝士胡銓因上書反對和議、請斬秦檜之頭而遭迫害，被流放廣東蠻荒之地。張元幹不畏株連，毅然作《賀新郎》為他餞行，竟以此得罪，受到削籍除名的處分。

　　孝宗朝“隆興北伐”失利后，投降派重新得勢，遣使向金人乞和，張孝祥悲憤地在建康留守宴上賦《六州歌頭》，致使主戰(zhàn)派大臣張浚傷心罷席。

　　此類“慷慨悲涼”（《四庫全書總目·蘆川詞》）、“駿發(fā)踔厲”（明毛晉《于湖詞跋》）的優(yōu)秀愛國詞作，在張元幹、張孝祥二人集中，絕非僅見。清代著名詞論家劉熙載讀張元幹、張孝祥詞后，由衷地感嘆道：“詞之興、觀、群、怨，豈下于詩哉！”（《藝概·詞曲概》）詞至愛國，其體自尊。明白這個道理，便覺清人挖空心思以《詩經(jīng)》中的長短句體為詞之源，靠虛報年齡來抬高詞的身價，真正是多事了。

　　怒瀾排空的南宋愛國詞潮，至辛棄疾出而上升到了巔峰。

　　辛棄疾出生于北方淪陷區(qū)，青年時即組織義軍，獻身抗金復(fù)國的大業(yè)，南歸后卻始終不得朝廷信用，屢官屢罷，壯歲被投閑置散于鄉(xiāng)里達二十余年之久，北伐宏圖蹉跎成空。其將才相略既無處發(fā)揮，一腔忠憤遂盡托之于詞。

　　無論高樓遠眺、寒窗夜讀抑旅途書壁、歸隱題軒，無論移官留別、餞客贈行抑元夕觀燈、中秋賞月，無論遣興寫懷、侑觴祝壽抑撫今追昔、論史談經(jīng)，他那橫戈躍馬、以恢復(fù)中原為己任的豪情壯志，那因受昏憒無能的統(tǒng)治集團壓制、排擠、打擊，長期郁積而成的一肚皮不合時宜，時時處處，一觸即發(fā)：擊筑悲歌，不讓荊軻《易水》；揭喉高唱，肯數(shù)劉季《大風(fēng)》？浩嘆沉吟，無非磊塊；喜笑怒罵，皆成文章。

　　他那股渾厚蒼莽之氣，那支雄奇奔放之筆，不但曲子里縛不住，就連詞最起碼的句度也無法范圍了。在他的面前，蘇軾的“以詩為詞”都還顯得保守——他干脆進一步解放詞體，“以文為詞”，從此，散文句法也在詞中通行了。

　　辛棄疾詞的特色，還不止于此。由于他是來自北方的“歸正人”，頗受猜忌，動輒得咎，有些復(fù)雜的感情、過激的言論不便直接吐露；又由于他飽讀詩書，胸藏萬卷，學(xué)養(yǎng)博大精深，不滿足于前人用濫了的陳辭熟套，于是他便在詞里大量用典，甚至用生典僻典，“《論》（《論語》）《孟》（《孟子》）《詩小序》《左氏春秋》（《左傳》）《南華》（《莊子》）《離騷》《史》（《史記》）《漢》（《漢書》）《世說》（《世說新語》），《選》（《文選》）學(xué)，李杜詩，拉雜運用”（清吳衡照《蓮子居詞話》），信手拈來，往往有出神入化之妙。這種做法擴大了詞的意蘊容量和藝術(shù)張力，雖然，也給今天的讀者造成了許多困難和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