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成事不說

　　我們的祖先何時有保密意識，我一直以為，孔子的那句“成事不說”可以用現代漢語翻譯成為：要想把事情辦成功，在之前或過程中都不要說出來。這四個字源于《論語·八佾》篇，并且與當時的政治背景相關。原文是這樣的：

　　哀公問社于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這段記載中的“社”就是古代祭祀土地神的地方。古人祭祀時，需要在祭祀場所置放一尊由木頭制作的牌位以作為土地神的憑依，象征土地神來供奉祭拜，這個牌位叫“社主”，人們都要向它磕頭。（順便說一下，如果是在太廟或家廟里祭祀祖先，這個牌位就叫“且”，是“祖先”的“祖”字本字）

　　“宰我”即宰予，字子我，孔子弟子，是“孔門十哲”“孔門十三賢”之一，他能言善辯，在“孔門四教”的“言語”類中排在首位。

　　魯哀公向宰我請教夏、商、周三代祭祀土地神時，土地神的牌位是用什么樹木來制作的。宰我回答說：夏朝是用松木，殷商王朝是用柏木，周代是用的栗木。我們知道，周朝又分西周、東周，東周又分春秋、戰國兩個階段，孔子生處東周的春秋末期。周朝社主牌位選用栗樹制作，宰我將“栗樹”之“栗”解釋為“顫栗”“戰栗”之“栗”，孔子聽了后很不滿意，就說了上面那三句話。

　　對孔子這三句話的理解，普遍認為是：已經做了的事不便再解釋了，已經完成的事不便再諫阻了，已經過去的事不便再追究了。楊伯峻的《論語譯注》等都持這種解釋。

　　但我們從內容上仔細辨析，這種解釋的前兩句是明顯存在著內容重復現象。從字面上看，“成事”與“遂事”意義相近，都表示事情已經完成了，關鍵是對“不說”二字如何定位，是定位在事情成功之前，還是定位在事情成功以后，得出的結論是大相徑庭的。

　　我們可以結合時代背景，對孔子這句話的本意，來下一番重新認知的功夫。

　　魯國在發展到魯哀公時，國王的權利實際已被魯桓公的后代、國卿大夫孟孫氏、叔孫氏和季孫氏“三桓”所掌控，魯哀公一心想去除“三桓”，奪回實權。而“社”雖是祭祀場所，也是主陰氣主殺戮的地方?！渡袝じ适摹菲杏小坝妹p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聽從命令的要在太廟或家廟祖先牌位前嘉獎，不聽從命令的人要在社這個地方處死?！吨芏Y·大司寇》篇中有“大軍旅蒞戮于社”之說，說明敵我雙方交戰時，社主也隨軍攜帶供奉，猶如護身符，同時也便于隨時舉行殺戮開戰儀式時用。

　　魯哀公向宰我討教社廟祭祀時用的社主材質問題，話中已暗藏秘語隱衷，表明他要通過祭祀活動來讓“三桓”感到戰栗害怕。誰知宰我把這層隱語含義給點破了，直接說出了由栗木做的社主就是要“使民戰栗”。宰我泄漏了天機，同時也啟發了魯哀公的殺伐之心，令孔子很不滿意，所以責備宰我到：“成事不說”，要想把大事辦成，在這之前不要明說呀！孔子在這里已經強調了保密問題。

　　令筆者欣喜的是，對孔子“成事不說”從保密角度進行理解，我們在程樹德撰《論語集釋》所引清代方觀旭《論語偶記》中也找到了同調，因此，如果追溯我們的祖先在保密方面的論述思考，孔子“成事不說”堪稱源頭警句。

　　保密是我國古代吏治中的常見現象，所謂“秘不發喪”“秘而不宣”“秘不示人”等都是這方面的內容，我們再從歷史文獻中鉤沉幾例來加深對這一問題的認識理解。

　　二．止談風月

　　這里的“止”字通“只”，“止談風月”就是“只談風月”。同僚或朋友相聚，只談風花雪月，不談人事政治，避免產生跑風泄漏現象，違反組織紀律。在這方面，南朝梁代的徐勉又樹立了榜樣。

　　據《南史》卷六十《徐勉列傳》記載，徐勉于梁天監六年（507年）官至給事中、五兵尚書，是梁武帝蕭衍身邊的左右侍從，在皇宮中隨時應答皇帝提問，參議政事，因表現突出，很快又升遷為吏部尚書。

　　吏部有掌管國家人事大權職能，徐勉“居選官”，具體負責國家官吏的選拔任免工作，能夠做到“彝倫有序”（亦作“彝倫攸敘”），按照朝廷制訂的標準銓選官吏，經他推薦選拔的官吏都能夠堪當重任。由于他對尺牘文獻非常熟悉，加之善于辭令，雖然辦公桌上文案填積，辦公室里是“坐客充滿”，人員進出頻繁，但他能嘴上應對如流，手上卻不停筆地書寫著，是當時政府機關辦事能力超常而又不出差錯的官吏。

　　有一天，徐勉與門客屬下“夜集”，夜晚加班后，大家要一同去吃宵夜了。席間，門客中有個叫虞暠的人向他請求，希望能擔任詹事五官一職。

　　詹事即給事、執事的意思，主要掌管皇后、太子家中之事。

　　徐勉聽后，正色回答虞暠：“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币馑己芮宄何覀兘裉焱砩暇蹠?，大家只談風花雪月之類的事情，涉及到“公事”的，一律免談。

　　徐勉直接拒絕了屬下門客的要官請求，體現了他辦事大公無私，作風正派，更體現了他良好的政治素養，堅持人事安排保密原則，況且重要崗位的人事安排要由皇帝最后拍板。人們對徐勉無私公正、嚴守職業道德表示信服，對他謹言慎行給予了高度評價，贊其為“風月尚書”?！爸拐勶L月”，從此成了封建官場上的美談，并永載史冊。

　　徐勉后來官至中書令，奉詔撰吉、兇、軍、賓、嘉“五禮”。他在吸納“周禮”及中原儒家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對國家禮儀制度進行了重新擬定，于梁普通六年（525年）完成并施行。正是通過像徐勉這樣無數知書識禮官吏們的共同努力與實踐，使中國傳統文化在長江以南、在今日之南京地區得到了進一步弘揚與傳承，為在南京土地上誕生的“六朝”能夠被后來以華夏中原為正統的史學界所承認，進而使“六朝”進入華夏正統序列，是作出了重大貢獻。

　　三．封稿焚草

　　對于給皇上的奏折或與皇帝商討大事時的“草稿”如何處理，防止泄密泄漏，也是封建官吏所十分注意的。他們在處理這類問題時，主要采用兩種方法：一是將原稿燒掉，以絕后患；二是將原稿珍藏，生前永不示人。

　　《舊唐書》卷八十八《陸元方列傳》記載，陸元方是蘇州吳縣人，世為著姓，為官清廉謹慎，在武則天朝就榮任宰相之職，深得武則天信任。武則天如果準備提拔重用官員，必先派人將陸元方召來與之商量，聽聽他的意見。

　　陸元方每次接到武則天召喚，必定是“密封以進，未嘗露其私恩”。他向武則天推薦官員人選時，將名單用信封密封好后再呈上，然后由武則天去說出，這樣給大臣們的感覺是武則天在重用提拔某人，被提拔的大臣自然去感恩皇帝武則天。陸元方堅持不向別人炫耀推薦之功，不給別人造成要與皇帝爭恩的感覺。他深知，只有在背后默默地當好皇帝的參謀助手而不得顯露半點己見，才能夠確保在皇帝身邊立得住腳，始終處于恩寵重用地位。這既是一種為官之道，也是一種政治素質的體現。

　　陸元方在臨終前，“取前后草奏，悉命焚之”。讓家人將自己珍藏多年、先后起草的奏折草稿全部拿了出來，當著他的面給全部焚燒了，也算了卻了一樁保密心愿。他不無感慨地對身邊的人說：“吾蔭德于人多矣，其后庶幾福不衰矣”。他為自己暗中幫助許多人成長而高興，這是他所積累的“蔭德”，同時他也希望自己播種的蔭德，能夠給他的子孫將來帶來福報。正所謂為官者積善積德，可以惠及子孫者也。

　　《宋史》卷二百八十八《周起列傳》記載，周起是淄州鄒平（今山東境內）人，生下來時，臉型下部較豐滿方正，他的父親非常高興，認為“此兒必起吾門”，所以起名周起。長大后，周起果然考取進士，被朝廷授將作監丞、通判齊州，又擢著作佐郎、直史館，累遷至戶部、度支判官。

　　宋真宗北征時，周起負責隨軍糧草事宜，深得皇帝信任。后以御史中丞、考制度副使身份，隨宋真宗封禪泰山。利用這個機會，他一路上深入民間，“採訪官吏能否及民利病”，對地方官員的為政情況及老百姓的疾苦進行實地調研。在宋真宗結束封禪泰山大典回鑾后，其他大臣都在忙于歌功頌德，唯獨周起上奏皇上：要居安思危。

　　宋真宗又任命周起為金部員外郎、判集賢院，對他十分親信。有一次，周起來到殿中奏事，剛好宋真宗新得龍子，生下的龍子就是后來的宋仁宗。宋真宗對周起說：“卿知朕喜乎？宜賀我有子矣?！闭f著，就走到禁中，不一會兒，懷里揣著金錢走出來，賞賜周起，給周起單獨發喜錢了。

　　周起后來官至右諫議大夫、知并州，又拜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再進禮部侍郎，為樞密副使，與寇準是同事。有一次，他與寇準及其他同僚下班后，一起來到同僚曹瑋家喝酒。大家開懷暢飲，聚會結束后，其他官員都離開了，唯有周起與寇準兩個人喝高喝大了，醉倒在曹瑋家，一直到“夜漏”更夜時分才酒醒。二人搖搖搖晃晃地回到自己家中，深感今天有點貪杯失態了。第二天，二人主動進宮，向皇上承認錯誤，“引咎伏謝”。宋真宗不但不怪罪他們，反而安慰道：“天下無事，大臣相與飲酒，何過之有？”二人叩首皇上，謝吾主隆恩，口呼“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

　　周起辦事謹慎周密，凡是向皇上奏請的文字或是答復宮禁中事項的文字草稿，他是“隨輒焚草”，即事情辦好后，就立即把草稿全部燒毀，不留一點痕跡。正因如此，他向皇帝上疏奏請了什么內容，其他人根本不知道。這種工作上的好習慣，也使他在朝廷能夠贏得上下認同。

　　又據《宋史》卷三百一十一《晏殊列傳》記載，晏殊出生于撫州臨川（今江西境內），七歲就能寫一手好文章，在當時有“神童”之譽。

　　宋真宗景德初年（1004年），晏殊與千余名進士一道接受皇上考試，只見晏殊“神氣不懾，援筆立成”。晏殊文章深得真宗皇帝嘉賞，被賜同進士出身。

　　時任宰相寇準曾提醒真宗皇帝，說晏殊是“江外人”，即江南人，不可重用。真宗皇帝反問寇準：“唐代的張九齡不也是江南人嗎？”寇準一時語塞。

　　后來，朝廷又通過詩、賦、論三科考試，晏殊的才華與為人進一步得到皇帝賞識，皇帝直接將晏殊提拔為秘書省正字，并讓他直接在秘閣讀書，享受在皇帝身邊讀書、讀宮禁藏書的特殊待遇。

　　第二年，朝廷又通過考試來任命官員，晏殊考取中書一職，遷太常寺奉禮郎，后又遷太常寺丞，擢左正言、直史館，為昇王府記室參軍。同年又再次提拔，遷尚書戶部員外郎，為太子舍人；不久又“知制誥”，直接成為皇帝詔書的起草人；后來又升任為翰林學士，遷左庶子。由此可見，皇帝對宴殊的重用程度是超常的。

　　宋真宗每次與晏殊討論一些國家大事，宴殊“率用方寸小紙細書”，即都是先拿出方寸見方大小的紙來，仔細書寫準備稟報皇上的內容；“已答奏，輒并稿封上”，如果已經向皇上稟報答奏完畢，立即把原先在方寸小紙上細書的草稿全部封好收藏起來。真宗皇帝看在眼里，喜歡在心里，對晏殊這種“慎密”嚴謹的辦事作風和為人表示贊賞。

　　又據《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劉基列傳》記載，明洪武三年（1370年）十一月，明太祖朱元璋大封功臣，授劉基（字伯恩，世稱“劉伯恩”，浙江青田人）為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上護軍，封“誠意伯”，祿二百四十石。

　　劉基本為元朝至順年間（1330-1335年）進士，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受朱元璋禮聘而來到朱元璋身邊。他向朱元璋上書陳述時務“十八策”，倍受寵信，并參與謀劃平定張士誠、陳友諒與北伐中原等軍事大計。劉基精通天文、兵法、數理等，在朱元璋為吳王期間，曾任太史令，進《戊申大統歷》，奏請立法定制，以止濫殺。1368年，終于協助朱元璋平定天下，建立了統一的大明王朝。在民間，也流傳著“三分天下諸葛亮，一統江山劉伯溫”“前朝軍師諸葛亮，后朝軍師劉伯溫”的說法。朱元璋平素有許多難以測定的事情都要先聽聽劉基的意見，所以朱元璋稱劉基為“吾之子房”，將劉基比作襄助劉邦建立大漢王朝的張良（字子房）。

　　朱元璋曾經“手書問天象”，即通過書面形式向劉基尋問天象星座變化，以預測地上人事關系。劉基“條答甚悉”，逐條回答皇上提出的問題?；卮鹜旰?，劉基“焚其草”，把草稿全部焚燒掉了。劉基回答朱元璋提問時，大概意思是：霜雪之后，必有陽春；如今國威已經樹立，宜增加一點“寬大”緩和的政策內容，以與民休息。

　　洪武四年，朱元璋賜劉基“歸老于鄉”。劉基居鄉隱形韜跡，整日飲酒弈棋，口不言功，但后來還是因為左丞相胡惟庸誣陷而被奪祿。入京謝罪后，劉基不久即逝世。到了明武宗時，追贈劉基為太師，謚號“文成”。

　　劉基詩文古樸雄放，抨擊時弊，同情民生疾苦，與宋濂、高啟并稱“明初詩文三大家”，著有《誠意伯文集》行世。

　　四．漏言奪職

　　泄漏機密又稱“漏言”。在朝廷或在地方為官，不管是“大吏”還是“小吏”，如果有誰犯了泄漏機密的錯誤，都是要受到紀律處罰的，有的要“奪職”即撤銷職務，情節嚴重的要處以刑法。清代乾隆年間的“鐵嘴鋼牙”紀曉嵐，就曾因漏言泄密而被撤職，發配到新疆。

　　據《清史稿》卷三百二十《紀昀列傳》記載，紀曉嵐，本名“紀昀”，字“曉嵐”，直隸獻縣（今河北）人。乾隆十九年（1754年）進士，改庶吉士，散官授編修，再遷左春坊左庶子，后又授貴州都勻府知府。清高宗乾隆皇帝又因紀曉嵐學問優秀，予以四品官銜，不久又擢升其為翰林院侍讀學士。

　　紀曉嵐“漏言奪職”，與兩淮鹽運使盧見曾這個人有關。

　　盧見曾是康熙六十年（1721年）進士，為人不拘小節，形貌矮瘦，人稱“矮盧”，但很有才華和治政能力，時人稱其為“人短而才長，身小而智大”。憑借自己的真才實學，通過興修水利、減輕百姓負擔等一系列舉措，盧見曾于雍正三年（1725年）出任四川省洪雅縣知縣，雍正十三年（1735）調任潁州（今安徽阜陽）知州，乾隆元年（1736年）被擢升為兩淮鹽運使，治所在揚州。也就在這個任上，盧見曾既干出了實績，又埋下了禍根。

　　據清代嘉慶版《兩淮鹽法志》記載，由于兩淮鹽商長期勾結官府來侵占灶戶（鹽民）鹽池，鹽民利益受到極大損害，盧見曾到任后，作出“灶屬商亭，糧歸灶納”政策，向鹽民核發文契，以維護鹽民利益。盧見曾因此得罪了當時一大批貪官污吏及不法鹽商，他們紛紛流言蜚語，誣告盧見曾。乾隆皇帝不待查明真相，便在乾隆五年（1740年）將盧見曾革職充軍，發配到塞外。到了乾隆九年（1744年）才冤案昭雪，盧見曾被補為直隸灤州知州，第二年又升遷為永平府知府。到了乾隆十八年（1753年），盧見曾又被調到揚州，二任兩準鹽運使。

　　當時的揚州市因地處江、淮、運之間，地勢低洼，經常發生水患，盧見曾組織力量，開挖修浚城周水系，城市水患得到解除；還沿小秦淮修建了紅橋二十四景，使揚州城變得更加美麗了。據《揚州畫舫錄》記載，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春，盧見曾在紅橋舉行“修禊”祭祀活動，鄭板橋、厲鶚等文人雅士名流前往參加活動，吟詩作賦，傳為文壇佳話。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73 歲的盧見曾致仕，回山東德州老家去享受頤養天年的退休生活。乾隆三十年（1765年）乾隆南巡，路過山東德州時，還曾親書“德水耆英”匾額賜之。

　　誰知到了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兩淮鹽引”貪污案發，涉及到了高恒、普福、盧見曾幾任兩淮鹽政官員及眾多鹽商，案件牽涉時間長達二十余年，且數額巨大，盧見曾被此案牽連了出來。

　　當時，兩淮鹽政使名叫尤拔世，他到任后，對以往賬目進行審查，發現在上繳朝廷稅額后，鹽政官“仍令各商每引繳銀三兩，以備公用”，相當于私設“小金庫”了。尤拔世在向乾隆皇帝的奏報中指出：鹽商們“共繳貯運庫銀二十七萬八千有奇。普福任內所辦玉器、古玩等項，共動支銀八萬五千余兩，其余見存十五萬余兩，請交內府查收”。

　　乾隆接到尤拔世的上疏后，覺得事情不是那么簡單，很可能隱藏著貪污國家公款的大案，就密令江蘇巡撫彰寶會同尤拔世詳悉清查。

　　彰寶、尤拔世他們在清查以往賬目、嚴格審計后，上奏乾隆皇帝：“歷任鹽政等，均有營私侵蝕等弊”“歷年預行提引商人交納余息銀兩，共有一千零九十余萬兩，均未歸公”。這就意味著前幾任的兩淮鹽政官員們曾經侵吞了國家稅銀千萬兩之多。

　　乾隆皇帝龍顏大怒，下旨將高恒、普福、盧見曾三人“絞監候”，即于秋后處決。盧見曾此時已經退休7年、已經到了80歲高齡。風燭殘年的他被抓捕查辦后，很快就死于獄中。政府官員退休，不等于就是“平安著落”、進了保險箱了，歷史已經告訴了人們。

　　盧見曾與紀曉嵐家有姻親關系。原來，紀曉嵐的長女嫁給了盧見曾的孫子盧蔭文，他們兩家是“姻家”。

　　“兩淮鹽引”案發后，紀曉嵐因“漏言奪職，戍烏魯木齊”。紀曉嵐因為身在朝廷為官，是乾隆皇帝身邊的紅人，對朝廷要查處兩淮鹽政中存在的貪污受賄大案一事肯定知曉，不經意間就“漏言”給了姻家盧家。泄漏朝廷要追查盧見曾貪污案一事，是典型的泄密行為，違反了組織紀律。紀曉嵐被撤職后，發配到新疆烏魯木齊，在那里思過改造。

　　三年后的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春，盧見曾的案件在東閣大學士、宰相劉統勛的甄別與努力下，得以平反昭雪，紀曉嵐也被無罪釋放。一直到這一年的六月，紀曉嵐才得以回到京師。乾隆到熱河度假時，紀曉嵐“迎鑾密云”，在密云這個地方，被允許有資格參加迎接皇帝御駕儀式。乾隆皇帝以土爾扈特全部歸順為題，要紀曉嵐當場作詩表達，結果是詩意“稱旨”，很符合乾隆皇帝的口味，終于考試合格，重新贏得皇帝信任，復授編修一職。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清朝開設“四庫全書”館，大學士劉統勛舉薦紀曉嵐及郎中陸錫熊為總纂。紀曉嵐從《永樂大典》中搜輯散逸，盡讀諸行省所進書，論次為《提要》，上呈乾隆。因工作成績突出，擢升侍讀。乾隆皇帝又復命紀曉嵐輯錄《簡明書目》，紀曉嵐收書三千五百零三種，共七萬九千三百三十七卷，順利完成了皇帝交辦的國家文獻整理浩大工程。紀曉嵐學問淵通，又撰《四庫全書提要》，進退百家，鉤沉摘隱，各得其要指，始終條理，蔚為巨觀，終成有清一代之文治盛事。

　　曾經因“漏言”泄密而被“奪職”的紀曉嵐，終于在歷史文獻整理中找到了人生價值與歸宿。

　　時過境遷，今日的人們對“保密”一詞并不難理解，但保密是一件涉及面廣量大的事，古今中外，小至個人，大至國家，都存在保密問題。個人家庭隱私需要保密，外人不可以隨便打聽；國家政權機密需要保密，當事公職人員不能隨便泄漏半點；商業機密需要保密，軍事機密更不能泄漏絲毫，等等。

　　現代社會，在國家機器中已經具備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專門保密機構如國家保密局等，而各個部門各個單位都有相對保密的內容與任務，保密也隨著社會的發展而進入精致化、數字化時代。雖然保密是一個受時間、空間和人的地位身份制約的概念，具有時效性和權限性特征，如果超越了一定的時間和空間，保密的內容就失去了意義，“解密”就成為必要，但對于每一個職場中人，他所要承擔的在規定時間和空間內不能泄密的紀律責任與法律追究，將是永遠存在的。

　　束有春

 2022年5月30日于金陵四合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