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個方面軍”看黨的新聞輿論工作的戰略高度

——《新華日報》在國統區的輿論斗爭和現實啟示

雙傳學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的新聞輿論工作是黨的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新聞輿論戰線與黨和人民同呼吸、與時代共進步，積極宣傳黨的主張、深入反映群眾呼聲、主動開展決策調研，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黨報黨刊是治國理政的重要資源和重要手段，是黨的意識形態工作的主陣地，是黨的百年奮斗歷程的同行者、見證者和書寫者。誕生于民族危亡之際的《新華日報》，是我們黨創辦的第一張全國性政治機關報，因其在國統區艱苦卓絕而又功勛卓著的斗爭實踐，而被毛澤東同志高度評價為“黨的一個方面軍”。這張光榮的報紙面對異常復雜的國內外形勢，在周恩來同志親自帶領下，凝聚一大批革命報刊活動家的力量和智慧，沖破了國民黨頑固派的阻撓和破壞，爆發出無畏的勇氣和張力，在關鍵歷史時刻著眼全局和戰略考量，著力彰顯了我們黨新聞輿論工作的“五個高度”，即卓越的政治高度、思想高度、文化高度、道德高度和精神高度。她也因此被視為我國無產階級辦報事業臻于成熟的標志，在近現代報刊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當前，國內外形勢正在發生急遽深刻變化，黨的新聞輿論工作面臨嚴峻復雜挑戰。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新聞戰線尤需以歷史映照現實、遠觀未來，從黨史和新聞史中傳承紅色基因、汲取智慧力量，不為危險所懼、不為干擾所惑，投身新征程、謀求新發展，做新時代黨和人民事業的重要方面軍。

　　始終胸懷天下，彰顯政治高度

　　政治問題，在任何時候都是根本性的大問題。《新華日報》抗戰時期的輿論工作，始終以“政治家辦報”的高度自覺，堅持黨的領導、堅守政治信念，以精準的政治洞察力、深刻的政治領悟力和強大的政治行動力，生動體現了我們黨胸懷天下，挽民族于危亡、救人民于危難的政治高度和使命擔當。

　　（一）把握政治大勢

　　歷史已經證明，政治上的主動是最有利的主動，政治上的被動是最危險的被動。能否把握政治上的主動，關鍵在于是否有精準的政治洞察力，能否從一般事務中發現政治問題，從傾向性、苗頭性問題中發現政治端倪，從錯綜復雜的矛盾關系中把握政治邏輯，堅持政治立場不移、政治方向不偏。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國際局勢風云突變、國內抗戰全面爆發，《新華日報》在這一歷史背景下的誕生和發展，無不體現了我們黨深刻洞察歷史大勢、善于抓住歷史機遇、始終掌握歷史主動的政治洞見。

　　對政治機遇的準確把握。“只要把握住歷史發展規律和大勢，抓住歷史變革時機，順勢而為，奮發有為，我們就能夠更好前進。”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專門就如何把握歷史大勢、抓住和用好歷史機遇進行了重要闡釋。《新華日報》的誕生，正是我們黨審時度勢、順勢而為的生動寫照。抗戰全面爆發后，國共兩黨再次攜手合作，我們黨迅速作出在國統區出版一份報紙的重大決定，深刻體現了我們黨對于歷史機遇的政治洞察力。“七七事變”當天，周恩來飛抵上海。三天后，他在會見夏衍時表示：“在國民黨統治區域，要做的事很多。我們要辦一張黨報，昨天已經決定了，由潘梓年和章漢夫負責。”《新華日報》創辦后，在國統區堅持輿論斗爭9年多，成為“黨在民主革命時期創辦時間最長、影響最大、辦得最好的一份機關報”。

　　對政治大勢的深刻洞悉。“審度時宜，慮定而動，天下無不可為之事。”黨領導下的《新華日報》，在國統區辦報期間真正體現了我們黨洞察大勢、高瞻遠矚的氣魄與格局。1938年，日本以近衛內閣之名發表誘降蔣介石、企圖滅亡中國的三次聲明，也即“近衛聲明”。在其發表第一次聲明時，《新華日報》就刊發社論，揭露了日本吞滅整個中國的野心。同年，在汪逆投敵前，又發表代論《論敵今后的動向》，指出日寇“政治上正擴大傀儡政權的組織，加緊漢奸的活動，造謠挑撥，企圖分化我國內的團結”，提醒國人注意國民黨內部的投降傾向。而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幾個月，《新華日報》即已發表周恩來撰寫的《太平洋的新危機》等代論和多篇專論，警告“美國有上日本大當的危險”，斷言日美之間將有戰爭爆發。正是得益于周恩來的親自指導和垂范，《新華日報》對國內外重大時局的分析判斷達到了國統區其他報紙難以企及的水準。

（1941年5月25日刊發周恩來的《論目前戰局》）

　　（二）認清政治使命

　　隨著辦報實踐的深入，我們黨對黨報性質、任務和作用的認識把握不斷提升、深化。《新華日報》在黨的領導下，深入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在堅持“政治家辦報”和辦一張“人民的報紙”的豐富實踐中，創造性提出了“黨性和人民性相統一”的新聞理念，“成為黨宣傳政策、指導工作的銳利工具，成為黨聯系群眾的重要紐帶”。

　　強化黨報功能。在國統區復雜環境下，黨報對于自身政治使命的認知和鍛造曲折而艱辛。報紙在武漢初創時期，由于主持長江局工作的王明堅持“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右傾思想，主張對國民黨讓步，給全黨帶來思想混亂，更給黨報工作帶來不良影響。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糾正了以王明為代表的右傾錯誤，使全黨思想得到統一，為黨領導抗戰勝利奠定堅實基礎。此次全會還第一次鮮明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和任務，具有重大理論意義和歷史意義。《新華日報》此一階段的辦報歷史，也正是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曲折歷程的真實反映。隨著武漢失守和中共中央長江局的撤銷，《新華日報》遷至重慶。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新華日報》廣泛開展“政治家辦報”實踐，強調“宣傳上要以我為主”，以“全國性黨報”的使命擔當，沖破國民黨的封鎖與管制，力求不折不扣“反映黨的一切政策”，發揮了強大的戰斗力。

　　提升黨報品質。黨報改造與黨的改造息息相關，而“要達到改造黨的目的，必須首先改造黨報的工作”。1942年3月14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提出“關于改進《解放日報》已有討論，使之增強黨性與反映群眾，《新華日報》亦宜有所改進”。時隔兩日，中共中央宣傳部便發出黨報改革的綱領性文件《為改造黨報的通知》，要求各地根據整風精神來檢查和改造報紙。延安《解放日報》隨即于當年4月1日進行了改版，“并緊密配合整風運動，為改造黨而進行鼓動宣傳，最終確立了中國共產黨黨報的延安范式。”黨報的改造并不能一蹴而就。1942年9月15日，毛澤東在致何凱豐的信中再次指出，要把黨報“由不完全的黨報變成完全的黨報”。作為中國共產黨城市辦報范式的代表，《新華日報》也即刻按照“報紙必須與整個黨的方針政策黨的動向密切關聯，呼吸相通”的要求，于當年9月18日正式改版，對黨報品質和政治屬性在認知上更為清晰、在行動上更加堅定。

　　（三）擔當政治責任

　　黨報的政治責任，在于為黨的中心工作鼓與呼，最大程度地凝聚共識、形成合力。回顧歷史，《新華日報》始終堅持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領導，講好黨的故事，傳播黨的聲音，沖破新聞封鎖，占領輿論陣地，“象一把尖刀一樣插在敵人的心上”。

　　當好“共產黨的嘴巴”。在重大事件、重大問題、重要節點上，《新華日報》擔負著向國統區民眾及時傳達黨的聲音、傳播黨的思想的重要職責，她也因此被董必武形象地稱為“共產黨的嘴巴”。全面抗戰爆發后，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全面抗戰、持久抗戰和開展黨領導的敵后抗日游擊戰等一系列戰略主張，《新華日報》刊發大量社論、代論，加強政治宣傳和輿論引導。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新華日報》全文刊登《中國共產黨為太平洋戰爭的宣言》和《中共中央關于太平洋反日統一戰線的指示》，鮮明表達中國共產黨的立場和態度。抗戰勝利后，國民黨政府在美國支持下，撕毀停戰協定和政協決議，部署全面內戰。1946年6月25日，在國民黨軍隊進攻中原解放區的前一日，《新華日報》全文刊登毛澤東關于反對美國軍事援助、干涉中國內政的《聲明》，批評美國此舉“不僅危害了中國領土主權的獨立、完整，還破壞了中美兩大民族的光榮友誼，構成了對中國人民的生存與自由的威脅”。《新華日報》的鼓與呼，使得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時時直接間接與熱心抗戰建國的人士相見”，給國統區的輿論生態帶來顯著變化。

　　吹響統一戰線“號角”。《新華日報》自誕生之日起，就肩負著在國統區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的政治使命。9年多時間里，《新華日報》堅決貫徹黨中央既團結又斗爭的方針，一方面登載國民黨正面戰場的消息，對其抗日言行給予充分肯定和鼓勵，對其反共分裂言行則予以堅決反對和制止。如針對1939年6月12日國民黨當局制造的“平江慘案”，《新華日報》“抗檢”推出《追悼平江慘案烈士》特刊，將事件真相昭告天下，揭露國民黨反共陰謀。另一方面，在國民黨內部爭取進步分子、發展民主力量。如邀請國民黨元老于右任題寫報頭；在報紙上反映馮玉祥、柳亞子和其他國民黨民主人士的政見，并發表其文章和詩作。國民黨談判代表張沖（字淮南）去世時，《新華日報》推出紀念專刊，發表周恩來所寫的《悼張淮南先生》，高度贊揚其為國共合作、團結抗戰所作的貢獻。《新華日報》在國統區廣泛深入地宣傳、貫徹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成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號角”。

　　二

　　傳播先進理論，凸顯思想高度

　　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也是一部思想傳播的歷史。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硝煙中，《新華日報》在腐敗黑暗的國統區不斷宣傳進步思想、傳播先進理論，尤其是通過改版，探索出切實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和大眾化的有效路徑，“象一盞黑暗中的明燈，照亮廣大軍民抗戰救國的道路”。

（新華日報館印行的《論持久戰》單行本）

　　（一）堅持真理，喚醒民眾

　　“在人類思想史上，就科學性、真理性、影響力、傳播面而言，沒有一種思想理論能達到馬克思主義的高度，也沒有一種學說能像馬克思主義那樣對世界產生了如此巨大的影響。”作為人類先進思想文化的結晶，馬克思主義始終占據著真理和道義的制高點。《新華日報》高舉馬克思主義偉大旗幟，堅持真理、宣傳真理，從思想上喚醒深陷國統區獨裁統治的人民群眾，使他們真切意識到，“在中國人民面前擺著兩條道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兩種中國之命運，光明的中國之命運和黑暗的中國之命運。”

　　“為時而著”：團結抗日的宣傳目的。立足抗日救亡、國共合作的時代要求，《新華日報》圍繞抗日、民主、團結的主題，把馬克思主義傳播與中華民族抗日救亡的緊迫需要相結合，著力宣傳馬克思主義關于民族解放運動的理論，催生了吳克堅《列寧的事業是人類解放的事業》《列寧論民族解放戰爭》，范劍涯《被壓迫的人類解放的偉大導師》，徐冰《巴黎公社底教訓》等一大批有影響力的文章和譯著，為抗日實踐提供了理論指導。同時，體現毛澤東思想高度的經典篇章如《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改造我們的學習》等，也先后在《新華日報》上發表，在國統區民眾中普及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同時，塑造了中國共產黨理論形象的權威性。

　　“迂回婉轉”：靈活多變的宣傳策略。受制于國統區的新聞封鎖，《新華日報》常采用迂回婉轉的方式宣傳馬克思主義。一方面，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誕辰或逝世紀念日發表相關社論、短評，普及馬列著作、生平及思想。另一方面，通過副刊、廣告、漫畫、標語等多樣化方式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如刊發馬列經典出版廣告、黨的主要領導人的著作出版預告，以及黨領導下的其他刊物的出版信息等。其中，通過“讀者信箱”普及介紹馬克思主義也是一個重要渠道。如有讀者希甫來信，想要了解“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特點是什么”“它們兩者的關系是怎樣”“蘇聯已經到了共產主義的階段么”，《新華日報》立即予以耐心細致的答復。報社不斷豐富拓展宣傳方式，有效推動馬克思主義在國統區的傳播與認同，為中國共產黨爭奪意識形態領域話語權發揮了重要作用。

　　（二）與時俱進，引領思潮

　　黨報的思想高度，取決于能否于上體現黨的思想高度、政策水平，于下幫助讀者厘清形勢、指引方向。一如馬克思所言，“報刊最適當的使命就是向公眾介紹當前形勢、研究變革的條件、討論改良的方法、形成輿論、給共同意志指出一個正確的方向。”回溯國統區9年多的辦報歷史，《新華日報》始終與時俱進，緊密圍繞時代主題引領思潮、引導輿論，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和大眾化的同時，為推動社會進步與民族發展凝聚人心、團結力量。

　　把準主脈，凝聚思想共識。抓住主要矛盾是唯物辯證法的要求，也是我們黨一貫倡導和堅持的方法。抗戰時期，國內階級矛盾讓位于中華民族與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之間的民族矛盾。在中共中央的統一領導和部署下，《新華日報》著力批判日本侵略者和投降分裂分子，對國民黨頑固派則采取既團結又斗爭的方針，最大程度地構建抗日統一戰線、凝聚思想共識。抗戰勝利后，國內階級矛盾成為主要矛盾。《新華日報》根據中共中央“以打對打，以談對談”的方針，將批判的矛頭對準了國民黨頑固派，為解放戰爭的勝利提供了強有力的輿論支持。重慶談判時期，身在“主戰場”的《新華日報》義不容辭做了大量工作，鮮明闡述黨的政治主張，即“目前最迫切者，為保證國內和平，實施民主政治”。并在談判陷入僵局時旗幟鮮明指出，其責任正在于國民黨，占據了國統區的輿論高地。

　　撥開迷霧，批駁錯誤觀念。抗戰時期，戰爭形勢復雜多變，隨之涌現出不少錯誤認識，“速勝論”和“速亡論”即為其中代表。全面抗戰初期，由于正面戰場連連潰敗，國民黨當局出現妥協傾向，而在臺兒莊戰役取得勝利之后，其又出現“速勝”幻想。《新華日報》則一直堅定傳播我們黨全面抗戰、長期抗戰的戰略思想，并于1938年1月19日發表社論《給敵人的聲明以堅強的答復》，明確指出：“徹底抗戰乃是中華民族的唯一出路。”同年4月8日又發表題為《慶祝臺兒莊大捷》的社論，提醒國統區民眾“絕不能因部分勝利而發生絲毫驕傲的情緒”。這些社論擲地有聲，及時撥開思想迷霧，準確有力傳達了我們黨的戰略主張，在凝聚抗日共識、動員組織群眾方面發揮了強大作用。

　　（三）重視言論，針砭時事

　　言論是思想的輕騎兵、先鋒隊。創刊伊始，《新華日報》就善于發揮言論的戰斗力。據統計，1938年10月25日至1945年12月31日，《新華日報》共發表社論、時評、短評以及其他評論（以代論、專論和啟事為形式）3210篇，其中又以社論和短評為主，分別占總數的54%和41%。評論主題涵蓋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世情、外交等方面，其視野之宏大、思維之深刻、論述之精辟，無不展現了黨領導下的《新華日報》的思想高度。

　　思想的靈動，來自言論的脈動。抗戰時期，《新華日報》堅持抗戰、團結、進步，反對妥協、分裂、倒退，見人所未有之見、敢言人所不敢言，堅定了全國人民團結抗戰的信念，樹立了共產黨在國統區民眾心中的良好形象。其中，周恩來撰寫的代論《論目前戰局》堪稱經典。該文預見到“太平洋上的沖突是遲早不可避免的”，“在今年春季以后的整個時期中，將充滿著激烈的戰斗”。歐洲戰場后來的發展，特別是蘇德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的相繼爆發，完全證實了周恩來上述科學論斷。《新華日報》的言論也非常關注現實，對許多實際問題提出切實可行的政策建議。較之國統區其他報紙，這也成為《新華日報》一種最為成功的思想宣傳方法。

　　思想的光芒，來自言論的鋒芒。《新華日報》言論文章敢于發聲、善于發聲，即便歷經歲月浮沉，仍閃爍著真知灼見的思想魅力。1946年，《新華日報》就解放長春問題與《大公報》展開論戰，在《可恥的大公報社論》中斥責其社論作者是“一個法西斯派的有力幫兇”。但與此同時，又將《大公報》與該社論作者加以區分，體現了我們黨既團結又斗爭的膽氣與智慧。《新華日報》言論的鋒芒還體現在關注民生、紓解民困上。在眾多國統區報紙中，唯有其將群眾利益訴求真正放在心上，不斷督促國民黨當局采取改善舉措，引發民眾情感共鳴。正因如此，《新華日報》被視為一張“北斗報”。

　　三引領社會進步，涵養文化高度 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理論認為，文化領導權的意義就在于生產一種包括社會各個階級與團體都接受的世界觀、價值觀和道德體系。簡言之，文化領導權的目的在于“贏得民心”。抗戰時期，《新華日報》以《新華副刊》為平臺，團結大批進步文化工作者，推動先進文化的傳播與繁榮，使之成為我們黨爭奪國統區文化領導權的主陣地與主力軍。

（首次亮相的《新華副刊》）

　　（一）構筑文化宣傳陣地抗戰時期，為沖破國民黨的新聞統制和文化專制，《新華日報》創立《新華副刊》，使之成為團結文化精英的平臺、傳播進步文化的燈塔。

　　副刊不“副”，與時偕行。《新華日報》副刊的創辦是一個不斷探索改進的過程。其副刊陣營尤以1940年初為盛，一度出現《文藝之頁》《青年生活》《工人園地》《經濟講座》《自然科學》《婦女之路》六大專頁并存的局面。自1942年9月改版后，《新華日報》合并專頁，開辟綜合性文化副刊《新華副刊》，這標志著《新華日報》副刊走向成熟和完善。《新華副刊》兼顧戰斗性和趣味性，所刊發的劇評、影評、書刊介紹以及各類文藝作品，都服務于“抗日、民主、團結”的時代主題。正如學者所說，“不僅順應了抗戰軍民從爭取民族獨立到爭取民主建國這樣的歷史文化流變主潮，而且通過這些傳播努力積極地推動和引領著中國社會和文化的現代化轉型。”

　　“文化公園”，與民同心。《新華日報》兼顧知識分子和中下層讀者需求，立志“做成大眾所有和為了大家的”，成為“一切讀者在工作與戰爭之余的‘文化公園’”。當時，《新華日報》副刊的編者、作者幾乎涵蓋所有進步人士，為其充分發揮副刊宣教功能提供了強大支撐。隨著對人民群眾才是社會改革力量的深刻認知，《新華副刊》越來越將目光投向中下層讀者，開辦“工人生活”“新華信箱”“社會服務”等專欄，舉辦“抗戰中的好人”“內戰給你帶來了什么”等主題征文，邀請普通民眾暢所欲言，推動報紙從“大眾化”向“大眾話”的深刻轉變，報紙和讀者的雙向互動和情感共鳴進一步彰顯。

　　（二）引領文藝先進方向

　　作為人們認識和想象世界的一種基本方式，文學藝術“不是為飽食終日的貴婦服務，不是為百無聊賴、胖得發愁的‘幾萬上等人’服務，而是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為這些國家的精華、國家的力量、國家的未來服務”。《新華日報》自誕生以來，始終倡導文學藝術為人民大眾服務的觀點，不僅“剪除惡草”而且“灌溉佳花”，引領文化藝術向著創造美好生活、推動社會進步的正確方向前行。“灌溉佳花”：大力宣傳進步文藝。魯迅所言的“灌溉佳花”，是指要對文藝百花園里的好作品加以肯定和引導。那何為“佳花”呢？據毛澤東同志1942年5月發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簡稱《講話》）提出的評判標準，即那些能夠服務于人民與群眾解放事業的文藝作品。為了讓國統區讀者及時了解到黨的人民文藝理論，《新華日報》副刊編輯采取“分而化之”的辦法，將《講話》分成三篇文章，并與別的稿件一起送檢，最終突破嚴苛的新聞審查公開發表。《新華日報》根據《講話》精神發表大量的劇評、書評、影評、文藝思想評論等，僅1942年就刊登有關話劇的消息和評論179篇之多，當時很多人都是讀了《新華日報》劇評后，才決定去看演出。由此足見《新華日報》支持引領進步文藝運動的重要作用。“剪除惡草”：積極參與文藝論戰。“剪除惡草”即對錯誤思想觀念要予以堅決批判，破中求立。重慶時期，報紙林立，文藝爭鋒不止。《新華日報》多次參與文藝論戰，包括“與抗戰無關論”的論爭、“民族形式中心源泉”的論爭，以及“戰國派”文藝觀的論爭等，鮮明指出：“非政治的傾向是今天嚴重的、普遍的、泛濫于文藝界的更有害的傾向”，“抗戰后必有偉大的作品出現，那可是必出于抗戰中盡力的戰士之手，而不是旁觀者的成績”。嚴肅批判了當時文藝界存在的重形式、輕思想，重主觀精神、輕生活實踐的不良傾向，為國統區文藝發展糾正偏差、指明方向。（三）團結進步知識分子葛蘭西認為，奪取文化領導權，有機知識分子及其作用非常重要。他指出，每個新崛起的階級都會在自身發展的過程中創造和培育屬于自己的有機知識分子。無產階級要取得文化領導權，也必須擁有自己的、與勞苦大眾緊密聯系的進步知識分子。抗戰時期，《新華日報》把眾多進步文化人士團結在身邊，與之一道為推動抗戰勝利、中國進步而吶喊、戰斗，形成一股強大的新生的進步力量。凝聚文化界的“意見領袖”。公共輿論的形成與演變，“意見領袖”的作用至為重要。《新華日報》通過刊載紀念活動、為知名作家祝壽等方式，凝聚了一大批文化界的“意見領袖”。每逢國統區文藝界的統一戰線組織和機構，如“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文化工作委員會”等的周年紀念，《新華日報》都要發表社論或報道，以此加深拓展同廣大文藝工作者的聯系。1941年11月16日郭沫若50誕辰，《新華日報》推出紀念特刊，周恩來撰寫代論《我要說的話》，高度評價郭沫若的功績。此后，《新華日報》又開展了給洪深、柳亞子、葉圣陶、老舍、張恨水、茅盾等著名作家祝壽或紀念創作生涯的活動，都收到了積極效果。“祝壽儀式的重復性、可復制性和集體性，發展出一系列符號化的行為，一次又一次地重新確認其成員的團結。”《新華日報》當年這些舉措的價值意義，正不斷被學界加以發掘與解讀。救助貧困中的進步作家。抗戰時期，許多文藝工作者饑寒交迫，面臨生存困境。1940年2月4日，《新華日報》發表評論《給文藝工作者以實際幫助》，要求政府和社會人士“必須給文藝作家以生活上的保障和改善”。《新華日報》還采取實際行動，幫他們紓困解難。如1943年4月24日，刊登《張天翼病劇，境況慘淡醫療重輟，湘粵學生捐款援助》的報道，并發動本報職工給作家張天翼捐款援助，很快將第一批捐款310元匯出。1944年7月15日，又刊登了“文協”《發起籌募援助貧病作家緣起》，還首先響應籌募活動，捐款1萬元。《新華日報》的真切關懷與體察救助，使文藝工作者與報社結下了深厚友誼，在沖破黑暗統治、傳播進步文化上也由此形成更多共識。 四造就卓然大樣，標注道德高度

　　一個政黨、一個政府的形象是具象的，可以通過一個個血肉豐滿的黨員、一篇篇生動鮮活的黨報報道被感知、被想象。在國統區奮戰的《新華日報》，很大程度上承擔著“黨在國統區的形象代表”的重要職責，這恰如章漢夫所言，“別的報紙有錯誤，只影響報紙本身的聲譽，而我們黨報發生錯誤，則會影響黨的聲譽。”正是自覺站在這樣的認知高度，《新華日報》才能以大無畏之精神，始終堅守真實性原則、堅持為人民服務，并由此鍛造、涌現出一大批勇于擔當、敢于作為的新華報人，展現出非凡的政治品格和道德高度。

（1946年2月17日《新華日報》四版刊登題為《關于較場口事件的見聞和感觸》的來稿）

　　（一）捍衛真理正義 真實是報紙的生命。1943年9月1日，《新華日報》刊發社論《記者節談記者風格》，指出報紙要做“真理的信徒，人民的忠仆”，為了真相要“大義凜然，威武不屈”。抗戰背景下的國統區，到處充斥著謠言、欺詐和虛偽，《新華日報》始終以最大的勇氣報道事實真相、揭露丑惡現實。揭穿謊言、堅守真理。以中央社和《中央日報》為代表的國民黨新聞機構經常掩蓋事實真相，企圖混淆視聽，以致有讀者調侃“只聽謠言不看報”。《新華日報》則始終堅持新聞真實性原則，揭穿國共摩擦真相，報道敵后抗日根據地嶄新景象。兩者對新聞真實的不同態度，在“較場口事件”上有突出表現。“較場口事件”發生后，中央社報道顛倒黑白，把特務行兇說成是民眾“互相毆打”。《新華日報》不僅如實報道，還刊發現場目擊者、內幕知情人來稿來信，駁斥其謊言。作為國民黨黨營通訊社，中央社經常標榜自己是向社會提供信息服務的公共機構，以客觀公正的原則報道新聞。但“在《新華日報》和廣大進步記者的揭批之下，中央社原形畢露。人們清楚地看到，中央社為了維護國民黨的利益，不惜歪曲事實、顛倒是非，毫無客觀公正可言。”正因如此，《新華日報》成為國統區人民“一個了解真理的窗口”。揭露暴行、堅持抗戰。為揭露日寇侵略暴行、喚起民眾抗戰決心，《新華日報》特別注重以可靠的事實、準確的數據來進行新聞報道。以對重慶大轟炸的報道為例，類似“被毀房屋數10余間，死傷30余人，江中木船亦被炸毀20余只。第二次敵機10架，于下午6時許在梁山投彈”等具體翔實的報道比比皆是。而像“一張門板上躺著一中年男子，身上的赤血一陣陣往外涌，旁邊地上坐著他的妻，滿身滿臉灰土”這樣的場景還原更是令人悲憤。《新華日報》充分揭露日軍“無差別”轟炸犯下的滔天罪行，產生了巨大的鼓動性和號召力，讓人們“不僅牢牢記住這些血債，而且更增加復仇的怒火，以加倍的力量去打擊敵人”。（二）矢志服務群眾為人民服務，是中國共產黨貫穿百年發展歷程、從未有過動搖的根本宗旨。這種道德要求，深刻反映了馬克思所說的“共產黨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黨相對立的特殊政黨。他們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新華日報》也正是黨的這一根本宗旨的忠實記錄者和踐行者。一如1945年1月11日潘梓年社長在《新華日報》七周年紀念講話中所說，本報的辦報方向和宗旨是“為人民服務”。恪守“為人民服務”，辦好“一張人民的報紙”，即為《新華日報》牢牢堅守的道德品格所在。積極回應人民訴求。抗戰時期，《新華日報》提出，“凡是看本報的人，都是給本報寫文章的人”，開辟“讀者信箱”鼓勵工人、青年等踴躍投稿寄信，織就了報社與讀者之間“彼此信任、互相支持”的關系網絡。《新華日報》的報道廣泛涉及工人、青年、知識分子、婦女及中小工商業者等，反映其訴求、維護其權益。以工人報道為例，《新華日報》“國民黨統治區工人生活”專欄，1939年共刊出40余篇，至1944年增至130多篇，再加上“國民黨統治區工人失業”和“職工運動”專欄刊出的文章，則有200多篇。報社還對女工群體給予特別關注，《我們的生活和要求》《一個女人的呼聲》《針織業工人生活問題》等系列文章，披露女工惡劣工作環境，聲援婦女維權運動。廣泛開展社會服務。《新華日報》創刊以來就堅持走“群眾路線”，開展豐富多彩的社會服務。報社專設“社會服務處”，每天接待幾十位來訪讀者，回答上百封讀者來信，不但提供法律、醫藥、尋職、求學等的顧問，和看戲、買書、旅行的指導，還為讀者在購書、買票等方面提供服務。在《新華日報》倡導下，一些地區和單位還出現了由讀者組建的“新華日報讀者會”。在1938年4月22日發表的《本報讀者會的性質和工作》一文中，《新華日報》明確指出讀者會是各地讀者朋友利用職業余暇，進行集體自我教育并且幫助報紙改進工作的組織。通過廣泛的社會民生服務，使讀者意識到“我們是在同一目標之下努力著”，《新華日報》也由此贏得國統區民眾的真心支持和喜愛。

（周恩來同志閱讀《新華日報》）

　　（三）加強自我修養梁任公有云：“人人獨善其身者謂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謂之公德。”但“就泛義言之，則德一而已，無所謂公私”。《新華日報》之所以能“勝如百萬雄兵”，與包括周恩來在內的一群新華報人的精神風骨和職業素養息息相關。他們以“做人民的勤務員”為旨歸，忠誠于黨、忠誠于人民，勤于修身，嚴于律己，生動詮釋了中國共產黨人的道德自覺。當之無愧的道德楷模。1943年3月18日，是周恩來45歲生日。他謝絕了大家為他準備的茶點和慶賀活動，回到辦公室寫下7條、182字的《我的修養要則》，對自己提出“加緊學習”“習作合一”“注意檢討和整理”“永遠不與群眾脫離”“注意調研，遵守紀律”等嚴格要求。他也正是用自己的一生踐行了這些準則。在主持《新華日報》筆政期間，周恩來言傳身教“三勤”（勤業、勤學、勤交友）理念，深入研讀馬列和毛澤東著作，撰寫了一系列社論、代論，團結一大批“頑固、中間、進步”的人士，展現出鮮明的個性與超凡的魅力。1941年在重慶與周恩來有過一次交流的美國作家海明威由衷感嘆：“如果這個人（周恩來）代表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形象，那么，中國的未來是屬于他們的。”在周恩來同志的言傳身教和感染帶動下，報社的編輯記者共同表現出極高的個人道德修養，向國統區人民展現了光明、堅韌、勇敢、樸實的共產黨員風采。在整個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初期，一直擔任《新華日報》社長職務的潘梓年總是身穿一襲灰布長衫，與國民黨衣著華貴的“新聞官”相比，彰顯出共產黨人清貧、坦蕩、廉潔、正直的本色，而被贊譽“大布是其衣”“一生只服務”。《新華日報》首任總編輯華崗，“待人十分誠懇，生活也很簡樸”，十分關心工人的生活和學習，讓大家深感“這批編輯不像過去那種盛氣凌人自恃高人一等的‘編輯老爺’”。先后任《新華日報》編輯部、采訪部主任的石西民，不僅在辦報業務方面是多面手，且為人謙虛、熱情，和藹可親，善交各方朋友，被陸詒評價為“報社中三勤標兵”。無所畏懼的革命氣節。在國統區辦一張共產黨的報紙，報館人員經常面臨被“軍警憲特”威脅、跟蹤、毒打乃至拘捕的危險境地。但這支“新華軍”中，無論社長總編輯還是報童報丁，都有著不懼犧牲、勇往直前的銳氣和膽氣。面對時不時來報館搜查鬧事的憲兵和特務，章漢夫親自堵在門口將其斥退，特務們內部紛紛流傳著：“《新華日報》里面有槍，有機關槍哩，那章漢夫可厲害哩！”在《新華日報》歷史上，有數十位報人為革命事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他們是“新升隆”號輪船被炸事件中犧牲的項泰、潘美年、李密林等；是解放戰爭期間隨軍南下戰死沙場的張子英、李國卿、周暢文……《新華日報》成都分銷處負責人羅世文寧死不屈，被國民黨特務殺害于“中美合作所”。四川地方實力派的重要人物鄧錫侯曾連聲贊嘆 ：“這是你們的黨格！這是你們的黨格！”《新華日報》特有的發行隊伍——新華報童，在街頭賣報或給訂戶送報時，屢遭國民黨軍警的跟蹤、關押、毒打，“但直到1947年2月封報館的那一天，沒有一個報童退縮。”毛澤東贊譽他們是“新華軍里的小尖兵”，林伯渠也為新華報童題寫了“大無畏”條幅。可以說，在黨的百年歷程中，正是無數個體這種大無畏的偉岸人格，造就了我們黨“卓然大樣”的政黨品格。 五新華斗爭實踐，鍛造精神高度

　　偉大斗爭鑄就偉大精神。我們黨在百年奮斗歷程中，不僅創造了非凡的發展成就，也構筑了以偉大建黨精神為源頭的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譜系。2021年9月，黨中央批準了中宣部梳理的第一批納入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的偉大精神。而從武漢到重慶，《新華日報》在國統區的輿論斗爭史，同樣是一部磨礪淬煉、百折不彎的“新華精神”鍛造史，其中所凸顯的擔當精神、斗爭精神和奮斗精神，也已成為我們黨的精神譜系中的一脈支流，在新時代繼續發揮著激發斗志、激勵人心的重要作用。

（1946 年1月11日，《新華日報》刊發陸定一的《人民的報紙》）

　　（一）對黨忠誠、心系人民的擔當精神 《新華日報》在政治黑暗的國統區堅定理想信念，牢記初心使命，展現出始終對黨忠誠、時刻心系人民的精神境界。而這種自覺擔當，正如陸定一在談及《新華日報》歷史時所說：“這些說不盡道不完的辛酸苦辣，是有代價的，是有重大代價的！”他還指出，“《新華日報》是人民的報紙的典型，他所受的壓迫因而是一切壓迫形式的最集中的形式。但是，他也受到人民的愛戴，而且是最大的愛戴。”堅定信仰，忠誠于黨。1945年，在《新華日報》創刊七周年典禮上，潘梓年首談“新華精神”，表揚這個戰斗集體的精神風貌。事實上，“新華精神”決不只表現為一般意義上的好人好事、高尚品德，而更指向新華人堅守信念、堅定信仰的精神氣節。作為黨的第一張全國性政治機關報，《新華日報》天然承載著我們黨實現民族解放、人民解放的革命理想，為此新華報人不令而行，人人“國而忘家，公而忘私”，表現出對黨的高度忠誠。1941年，“皖南事變”后，國共關系瀕臨破裂，報社人員遵照中共中央指示逐步撤離重慶。決定人員去留名單時，大家紛紛表示讓自己留下。最后，80余位留社工作的同志將個人簡歷電傳延安，做好了進集中營乃至犧牲的準備。在這個報紙創刊以來最艱難的危急時刻，潘梓年和大家一起堅守著黨在國統區這塊唯一公開的輿論陣地，董必武以“如君黨性實堪欽”的詩句贊譽其精神風骨。周恩來給曾經在渝戰斗的《新華日報》記者范元甄的親筆信中評價說：“黨給這次機會來考驗我們自己，在被考驗中，這一代的男女青年，是毫不畏縮地站在自己崗位上……”1947年3月1日，《新華日報》被迫停刊。在等待撤回延安的9天里，面對國民黨當局的威逼利誘，報社人員沒有一人叛變，沒有一人逃跑，展現了新華報人忠誠的政治信念和高度的使命意識。堅守初心，深耕于民。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指出，中國共產黨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同樣地，黨報黨刊的力量也來自讀者、來自人民。早在《新華日報》籌備之初，周恩來就囑托潘梓年等報館的負責同志：“報紙要大家來辦，靠群眾辦，不能只是少數人關起門來辦。辦好一種報紙不僅有辦報人的責任，也有看報人的責任。”1943年5月22日，《新華日報》發表周恩來政治秘書宋平的署名文章《同流而不合污》，鮮明指出：面對紛繁復雜的社會，“共產黨員沒有權力站在現實面前，袖手旁觀，沒有權力去自顯清高，把周圍的人群丟在一邊。”在國統區這一特殊而艱難的環境下，《新華日報》始終站在人民一邊，堅持走群眾路線，建立讀者信箱，成立讀者會，積極主動地為讀者服務，誠懇接受讀者的批評與監督，與群眾建立密切而深厚的聯系。正因如此，《新華日報》才會被國統區讀者比作“中國人民的太陽”，甚至是“唯一的精神食糧”。大家由衷表示：“飯可以少吃一餐，《新華日報》卻不可以少看一句。”（二）百折不撓、大智大勇的斗爭精神偉大斗爭精神是偉大建黨精神的重要組成，是中國共產黨在百年歷程中成長歷練出的氣質與品格。長期戰斗在國統區的《新華日報》，也深深融入了這種氣質與品格。據石西民回憶，“國民黨當局對新華日報的迫害摧殘，其動員之廣、檢扣之厲、迫害之暴、手段之毒、花樣之多、時間之長，可以說是前無古人了。”但也正是這種險惡復雜的環境，激發出新華報人百折不撓、大智大勇的斗爭精神。迎難而上的斗爭氣魄。抗戰時期，國民黨政府頒布一系列戰時新聞檢查標準和辦法，設立新聞檢查局，對《新華日報》報送的評論、報道實行最嚴厲的控制和審查。按照國民黨新聞檢查法規的要求，“遵檢”為合法，“抗檢”為非法，《新華日報》卻按照南方局“斗智抗檢、寸步不讓”的指示精神，對新聞檢查官采取有時“先奏后斬”、有時“先斬后奏”、有時干脆“斬而不奏”的斗爭策略。如1939年10月19日，《新華日報》“抗檢”刊登毛澤東和中央社、掃蕩報、新民報三記者的談話，并配發了毛澤東的照片。在這次談話中，毛澤東針對國民黨頑固派向解放區的軍事進攻提出警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條重大新聞，是在報紙印好后，才將原稿報送當局的新聞檢查部門。檢查官照例蓋上了“緩登”戳記，但此時報紙早已傳遍大街小巷。第二天報館雖然遭到了“停刊一日之處分”，但取得了政治斗爭的一次重大勝利。《新華日報》還首創“開天窗”這一斗爭方式，與國民黨頑固派展開看不見硝煙的戰斗。1941年3月，蔣介石想誘使中共參政員參加國民參政會第二屆一次會議，以此來粉飾“皖南事變”以來抗戰陣營出現的重大裂痕。3月7日，《新華日報》在一版刊發《中共參政員未出席本屆參政會真相》的新聞標題，但報道有題無文，以主動“開天窗”的方式，達到了此時無言勝有言的輿論斗爭效果。新華報人不斷運用這一特有的斗爭方式，多次扭轉在國統區輿論場上的被動局勢。剛柔并濟的斗爭智慧。“皖南事變”是抗日戰爭期間國民黨發動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周恩來等人冷靜地分析抗戰全局和國共合作形勢，表示“我要堅持到最后”。他叮囑撤往延安的同志：“轉告毛主席，我們堅決同國民黨頑固派斗爭到底！”在兇險的形勢下，新華報人鎮定冷靜、敢于斗爭，靈活應變、化險為夷，盡顯其政治膽略與智慧。面對當局對“皖南事變”的新聞封鎖，周恩來指示用一張可以通過檢查的《新華日報》的版面，與國民黨新聞檢查官虛與委蛇，同時連夜趕印有“千古奇冤，江南一葉”等題詞的報紙，于次日廣泛發行。其斗爭藝術之高超，尤其題詞之妙絕，令遠在延安的毛澤東亦“欣慰之至”“為之神旺”。在復雜險惡的政治環境中，《新華日報》臨之以勇、行之以智，創造性地貫徹了黨中央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和策略，書寫了新聞史上的傳奇一頁。

（1941年1月17日《新華日報》刊發周恩來四言挽詩）

　　（三）艱苦創業、堅韌不拔的奮斗精神中國共產黨靠艱苦奮斗起家，也靠著艱苦奮斗而發展壯大、成就偉業。《新華日報》在國統區9年多的奮斗歷程，是我們黨百年奮斗史的一個縮影。面對難以想象的困難險阻，《新華日報》艱苦創業、上下同心、勇于開拓，展現出堅韌不拔、頑強不息的奮斗精神。自力更生克萬難。1939年，剛搬遷至重慶的《新華日報》遭到“五三”“五四”兩次敵機大轟炸，報社房屋被毀壞，不得不遷移到離城十多里路遠的化龍橋和更遠的磁器口鄉下的高峰寺。國民黨頑固派企圖利用重慶各報改出聯合報的方式控制新聞界，借此扼殺《新華日報》。在周恩來領導下，報社同志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先在化龍橋虎頭巖下的山溝里搭起簡易草棚，臨時編印報紙，同時積極籌備，終在當年8月13日復刊。在印刷方面，報館同仁克服敵機轟炸、電力供應不足、土紙粗糙等困難，不斷改進印刷技術，提高工作效率。在重慶舉辦的各報排字、澆版、印刷競賽中，《新華日報》三項均名列第一。在紙張方面，抗戰時期物資短缺，當局趁機對《新華日報》出版所需紙張克扣刁難。報館同仁積極爭取進步紙商支持，并設法建造自己的紙廠，造出了質地堅韌、質量上乘的土報紙，徹底解決了紙張匱乏問題。上下一心創偉業。在多方勢力角逐、政治生態復雜的國統區，《新華日報》全體同仁上下同心、團結戰斗，形成了一支榮辱與共、生死相依的“新華鐵軍”。當時報社運營缺乏經費，周恩來出任國民政府政治部副部長一職的薪水，以及王明、董必武、博古、林伯渠、吳玉章、鄧穎超六位出任國民政府參政員職務的薪水，基本上都以不同方式充作了辦報經費。即使困難時期沒有工資，只有一點津貼，員工積極性也未受到絲毫影響。當時，《新華日報》實行供給制，大家都吃一個灶，上下級沒有差別。除了印刷廠的工人和報童發工資外，其余的員工沒有工資，只有很少一點補貼，但“同志們的精神狀態卻是高昂而愉快的”。南方局領導博古表示，報社不論黨內同志或者非黨群眾，都是報社的主人公，辦報依靠黨的領導和工作人員的集體努力。正是秉持這種主人公姿態，《新華日報》上下一條心、擰成一股繩，使報紙的發行量從開始的1萬多份增加到后來的5萬多份，真正體現了黨的全國性政治機關報的影響力。六結 語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如火如荼，國際國內局勢復雜動蕩。應運而生的《新華日報》，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關懷指導下，先后圍繞團結抗戰和建立民主自由新中國進行了艱苦卓絕的輿論斗爭，在辦報實踐中所展現出的政治高度、思想高度、文化高度、道德高度和精神高度，使其成為中國新聞史和百年黨史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當前，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國際格局深刻演變，國內改革發展任務艱巨繁重，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再次面臨嚴峻挑戰。知所從來，方明所去。大變局下，尤要結合報史學黨史，在政治維度上，堅持“政治家辦報”，不斷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在思想維度上，真切回答好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馬克思主義為什么“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的時代之問，不懈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在文化維度上，深刻領悟“文運同國運相牽，文脈同國脈相連”的意蘊內涵，堅定文化自信，助力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事業；在道德維度上，牢記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使命，堅持黨性和人民性相統一，形成最大公約數、畫出最大同心圓，凝聚共識，匯聚力量；在精神維度上，傳承紅色基因、賡續厚重文脈，以新時代“新華精神”，投身于當前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中，做黨和人民信賴的新聞工作者。

  【作者簡介】

　　雙傳學，新華日報社黨委書記、社長，新華報業傳媒集團董事長

以上文章來源于傳媒觀察雜志，作者雙傳學

載《傳媒觀察》2022年6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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