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新華日報》自1938年1月11日創刊至1947年2月28日在重慶休刊，九年多的時間里，犧牲的“新華軍”戰士至少百人以上。他們以筆為槍，冒著敵人的槍林彈雨，背著報館打游擊，堅持出版，為黨發聲、為人民吶喊。羅世文、潘美年、何云、黃君玨就是他們其中的杰出代表。

　　清明時節，追尋先輩足跡，回望那風雨中的堅韌，血與火里的忠誠，緬懷新華英烈，傳承紅色基因，他們身上所體現“新華精神”將代代相傳，為黨的新聞事業提供持久的歷史能量，并鼓舞著一代又一代新華人砥礪前行。

　　羅世文（1904-1946）

　　《新華日報》犧牲在四川的烈士。他原名澤模，又名特生，四川威遠縣人，《新華日報》成都營業分處首任經理，中共四川黨組織早期領導人，川康特委書記。

　　“從來壯烈不偷生，許黨為民萬事輕。”羅世文是重慶歌樂山烈士陵園內犧牲的級別最高的共產黨人，是“紅巖精神”的主要體現者、小說《紅巖》中許云峰原型之一。他于1925年入黨，曾留學蘇聯，并參加長征。

　　1940年3月，國民黨頑固派制造“搶米事件”，誣蔑共產黨鼓動“饑民”搶米、妄圖暴動。他們趁亂破壞共產黨組織，鎮壓地下黨員和進步人士。羅世文在去《新華日報》社時，被事先埋伏在那里的特務逮捕。羅世文被捕后，先后被關押在重慶望龍門看守所、白公館看守所及貴州息烽集中營等地。1946年8月18日，敵人謊稱要將他和車耀先送往南京釋放。在即將離開重慶之際，羅世文在一張俄文書籍的扉頁上寫下了最后的遺言：“據說將押往南京，也許兇多吉少！面對一切困難高揚我們的旗幟！”當他們來到重慶歌樂山下松林坡刑場時，羅世文放眼蒼松，口頭吟誦了就義詩《望春》：“故國山河壯，群情盡望春。英雄夸統一，后笑是何人？！”

　　解放以后，同志們在松林坡刑場發現了羅世文、車耀先的遺骨，并就地建立合葬墓，周恩來同志親自為兩人題寫了墓名“羅世文 車耀先兩同志之墓”。

　　潘美年（1911-1938）

　　“新升隆”號事件犧牲烈士，宜興歸徑陸平村人，為《新華日報》首任社長潘梓年的胞弟。1933年清華大學畢業后，他先在江陰、江蘇省立常州中學執教。1937年潘美年回到家鄉投入抗日救亡運動。11月，參加宜興青年戰地服務團，西行武漢，尋找黨組織。1938年春，來到武漢，在《新華日報》社擔任秘書兼翻譯和資料工作。

　　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前三天，潘美年隨《新華日報》同仁乘輪船“新升隆”號運送重要文件和資料西上重慶。10月23日在湖北省嘉魚縣燕子窩（現湖北省洪湖市燕窩鎮）江面停泊時，遭到日軍敵機的轟炸，潘美年等25人不幸遇難，為國捐軀，犧牲時年僅27歲。同年12月，《新華日報》社在重慶為“新升隆”號死難烈士召開隆重的追悼會。新中國成立后，湖北省洪湖市為潘美年等“新生隆”號死難烈士樹立了紀念碑。

　　何云（1905-1942）

　　《新華日報》犧牲在華北的烈士，浙江上虞人。1930年8月，他留學日本，九一八事變后回國，投身抗日救亡運動；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3年3月協助宋慶齡、何香凝等領導“民族解放大同盟”，任宣傳部長；1933年6月被上海憲兵司令部逮捕入獄，1937年8月經黨組織營救出獄。1938年初赴武漢，任《新華日報》“國際新聞”欄目主編。

　　同年底，被派往華北敵后，在極其困難的環境下，著手籌備華北《新華日報》的創刊工作。1939年元旦，中共中央北方局機關報 《新華日報》華北版創刊號出版，何云任社長兼總編輯。

　　1942年5月，日軍集結重兵，對太行山遼縣（今山西省左權縣）麻田一帶進行“鐵壁合圍”式的大掃蕩，企圖摧毀八路軍總部和《新華日報》華北分社。何云率報社機關隨八路軍總部和中共北方局向外線轉移。出發后不久，他們即被日軍包圍。戰斗中，何云不顧個人安危，堅持工作崗位。在化整為零分散隱蔽的幾天里，他跟身邊的幾個人說：“不要把子彈打光了，留下最后兩顆，一顆打我，一顆打你自己，我們決不當俘虜。”28日晨，何云在遼縣東南大小羊角村附近，被山上的敵人發現，遭到了瘋狂射擊。連日來水米未進、疲憊不堪的何云，不幸被敵人的子彈打中，負了重傷昏倒在地。醫護人員趕來搶救時，何云的第一句話就是：“我的傷不重，快去搶救前面的同志。”可當醫護人員看完其他傷員，再回來時，何云已流盡最后一滴血，年僅37歲。

黃君玨

　　《新華日報》犧牲在華北的烈士，原名黃維祐，1912年生，湖南湘潭人。1927年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就讀于復旦大學經濟系期間，她積極參加抗日救國運動。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4年，黃君玨參加了遠東情報局的工作，她機智勇敢，膽大心細，工作很有成效，受到了情報局領導人的信任和器重。1935年，由于叛徒出賣，該組織受到破壞。黃君玨機警地掩護另外兩名同志脫險后，自己卻不幸被捕，被判7年徒刑。

　　全面抗戰爆發后，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八路軍武漢辦事處將黃君玨保釋出獄。1939 年，黃君玨被派到太行抗日根據地工作，任《新華日報》華北版會計兼秘書主任等職。為了便于工作，她將才出生三天的獨生兒子送到老鄉家寄養，從此孩子再也沒有見過自己的母親。

　　1942年5月，日軍對太行山根據地實行梳篦式的掃蕩，妄圖消滅太行山根據地。黃君玨和同志在轉移途中與敵遭遇，經過戰斗后，化整為零，分散隱蔽。期間，黃君玨和兩個女同志隱蔽在遼縣莊子嶺的一個山洞里，被日軍發現。當敵人逼近洞口時，黃君玨從暗處舉起手槍一連擊倒兩個敵人，子彈打盡后，只身跳下懸崖，壯烈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