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上半葉物理學天門洞開，天機傾泄，閃現出如愛因斯坦、普朗克、居里夫人、盧瑟福、洛倫茲、玻爾、海森堡、薛定諤、狄拉克、泡利等一大批鉆石級的巨星。及至時光車輪滾滾飛馳進下半葉，上述星陣又添了兩位新秀：楊振寧與李政道。

　　作為1956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得主，楊振寧倘若設筵饗客，他重點要感謝的是誰呢？我認為，首先是諾貝爾；沒有這位瑞典化學家、發明家、工業家的高掌遠蹠，傾自己全部遺產創立的該項影響世界科技、文化進程的大獎，他就不可能一鳴驚人，平步青云。其次，是李政道；沒有這位毛頭小伙的聯手與碰撞（反過來也一樣），他那篇天書式的“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稱不守恒”，何時能從案頭飛出，至少還是未知數。再其次，是吳健雄；沒有這位同鄉俠女的神謀獨運，迅速以實驗證明楊李的“天書”乃宇宙真理，那么，諾獎評委會絕不會如此迫不及待地前來敲門。

　　時光荏苒，倏忽到了二十一世紀，物理學家們掉頭反顧，愕然發現：楊振寧彪炳史冊的功勛，并不是他和李政道共享諾獎的“宇稱不守恒”，而是在此文之前發表的“楊-米爾斯規范場論”。

　　“場論”既然評價如此之高，為什么一直沒有得到諾獎的青睞呢？

　　這是由于：它太深奧，太高冷，像一顆隱沒在太空深處的恒星，它發出的光芒，要幾十年后才能到達地球。

　　時人如今捕捉到了，也有眾多大咖提議要給楊振寧再頒一枚諾獎。但提議是一回事，頒與不頒則是另一回事，個中“天玄地黃”，旁人無從窺悉。

　　楊振寧雖然沒有再度榮膺諾獎，“場論”帶給他的美譽度卻是與日俱增。蘇聯有位物理學牛人朗道，此公在斬獲諾獎之余，別創了一個衡量科學家水準與貢獻的“朗道尺度”。根據這個“尺度”，目前一般公認，舉世名列前茅的物理學家分為五級，一級是跨世紀的偉大物理學家，成員有牛頓、麥克斯韋與愛因斯坦；二級是世紀大科學家，成員有費米、狄拉克、楊振寧與費曼等；三級是包括諾獎得主在內的著名物理學家；四級，五級，略而不談。

　　提醒，朗道于1968年去世，此公生前，世紀大科學家名錄里并沒有楊振寧——他的“楊-米爾斯規范場論”要到七八十年代才逐漸為人激賞。

　　我是局外人，我感興趣的，不是楊振寧在物理學殿堂的具體排位，而是他的學術風格。

　　科學亦如文藝，各有各的風韻格調。愛因斯坦的風格是怎樣的呢？楊振寧如是說：“深邃而廣博。”

　　狄拉克的風格呢？

　　“笛卡爾式的純粹，秋水文章不染塵。”他答。

　　費米的風格呢？

　　“力能加害而不屑；最顯能為而不為；能動他人己如石，堅定冷靜不為移。”他借用的是莎士比亞的詩。

　　我為什么獨獨提出上述三位？

　　因為，楊振寧曾用（D+E+F）/3的數學公式，描述自己的傳承，其中D代表狄拉克，E代表愛因斯坦，F代表費米，即是說，他的風格三分之一來自狄拉克，三分之一來自愛因斯坦，三分之一來自費米。

　　一言以蔽，楊振寧的風格，兼有狄拉克的純粹、愛因斯坦的深廣、費米的穩重。

　　這個簡約而又豐富的數學公式，也可作另一種解說：D代表天賦，E代表中國文化傳統，F代表物理學方興未艾的機遇。

　　先說天賦:“振寧似有異稟，吾欲字以伯瓌。”——“伯”指長子，“瓌”通瑰，美玉也——還在讀小學時，他的父親、留美數學博士、清華大學教授楊武之就看得一清二楚。

　　繼敘傳統文化:難能可貴的是，楊武之沒有急著給孩子灌輸數理化和英文，反而讓他埋頭攻讀古文。我曾說過，一個成年人的母語水準，始終制控著他的外語高度。

　　傳統文化還體現在：1971年，楊振寧回國探親，值父親大病，入華山醫院治療，他每天陪母親前往看望，母親年老，走不了長路，就包了一輛三輪車，他無論如何也不坐，選擇在后面步行推車。

　　再談機遇:楊振寧在西南聯大，幸逢名師吳大猷與王竹溪，前者引導他研究對稱原理，后者指點他涉獵統計力學。爾后赴美，又師從費米、泰勒、奧本海默等一代巨擘深造，并得到愛因斯坦的親授。彼時，正是高能物理、場論以及統計物理蓬勃發展、如日中天之際，可謂遍地黃金，俯拾皆是。

　　開篇說到二十世紀上半葉“天機傾泄”，“天機”這個詞太玄奧，讓人難以捉摸，但它又確實存在。譬如，楊振寧生于1922年10月1日，奠定他一代物理大師地位的“楊-米爾斯規范場論”，以及幫他贏得諾獎的“宇稱不守恒”，在美國《物理評論》刊發的日期，竟然分別是1954年10月1日與1956年10月1日，如此巧合，寧非天意！

　　難怪胡適寫給楊振寧的書法，錄的是荀子《天論》里的設問：“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

　　難怪陳省身書贈楊振寧的詩，開門見山：“愛翁初啟幾何門，楊子始開大道深。”

　　“一個人的生命長短不應用年份來度量，而應歷數他所經歷過的成功事業。”楊振寧如是說。今年，他已高壽一百零二，也就是說，無論生命之“長”，還是成功之“大”，俱兼而得之。

　　《楊振寧傳》作者江才健論定，楊振寧在科學史上的最大亮點，是“對于近代科學宇宙思維的典范評價”。

　　而楊振寧本人則笑稱：“我一生最大的貢獻，就是幫助國人改變了崇洋媚外的弱者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