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書法和中國繪畫并論為中國書畫，是中國民族藝術和傳統文化的精華，具有悠久而連綿不斷的歷史，且在當代煥發出新的生命力。言恭達先生是我國當代著名書法家，并在政府文化部門和書畫協會群團組織擔任過領導職務，親歷中國當代書法創作的發展與書法批評及理論的演變過程，他在書法創作與書法活動的實踐中，勤于思考，撰寫論文、創作詩詞，對中國書法史及嬗變規律進行探討，對書法本體及當代書法思潮與創作和批評中的問題進行深入研究，撰寫二十多萬字的專著《中國書法嬗變與思考》，構建中國當代書法理論。言恭達在當代書法創作，書法展覽等活動的組織，書法理論研究三個方面，均做出積極的貢獻。

　　《中國書法嬗變與思考》與一般書法史著作不同，著重點是從文化的角度，審視中國書法史發展變化的規律，以供當代書法創作發展借鑒。如對書法史中“古、今” “質、妍”問題的研究，列舉南朝虞龢《論書表》中論述：“夫古質而今妍，數之常也；愛妍而薄質，人之情也”。將南朝時期書法變化的特點“古質今妍”看成是常情常理，唐代孫過庭《書譜》論到“質以代興，妍因俗變”，將書法變革，看成是時代與文化風俗的變化使然，“馳騖變革，物理常然”。言恭達通過對《論書表》和《書譜》的研究，認為時代的更迭將引起書法的新變，這是書法嬗變的常情常理，而這一變化要“古不乖時，今不同弊”。言恭達提出，書法的嬗變，要合乎書法本體規律，符合時代精神需求，而不能因求妍獵奇的趣味而違背書法發展的本體規律。作者通過分析古代書家書論思想，來警示當代書法創作，古為今用，借古開今。

　　該書引用宋代張耒對宋初書壇的看法及元代趙孟頫對唐五代書法的評論進行分析，發表對當代書法現狀思考的意見。張耒認為，唐世秉筆之士，工書者十有八九，這是相承魏晉以來書風，而到五代，九州分裂，士大夫長于干戈，但時時仍有以揮翰而知名于世者，而到宋初百年，“將俗尚茍簡，遂廢而不振”。趙孟頫也認為“歷隋而唐，文皇尚之，終唐之世，善書者輩出”，五代喪亂，古跡散落，宋太宗皇帝以文治，賈購法書，聚之御府，書法開始復興。言恭達通過闡述歷史上書法興廢的案例，總結出書法嬗變的規律，認為不同時代書法的推陳出新，書體演進，風格變化，需要上百年的時間積累，并聯系20世紀中國書法的發展，在20世紀上半葉，由于戰爭不斷，“宜不暇矣”，下半葉則受國內外文化思潮的影響，出現過停頓，當代書法輻射出熱度，形成不少“現象”，“未嘗不是一種復興的態勢”。此外作者還從古代書法嬗變中，體悟到把握書法藝術時代語境的辯證思維，在歷史發展的變革時代，眾體間出，名家輩出，這是物質和精神發展不平衡規律，亦是藝術自律性的體現，“故大道衰而有書，利害萌而有契”（張懷瓘《書斷》）。千年明鏡，照之不陂，言恭達對當代書法充滿信心：“我們相信，既有時代賦予的新契機，又有藝術的自律發展，及所有熱愛者的理性批判和建設，當代書法亦將大浪淘沙，現其本真”。作者從書法史演變規律來洞悉當代書法發展，揭示當代書法新的趨勢，既有歷史感又有前瞻性。

　　言恭達從書法家和書法創作的角度，對書法本體論提出新的學術見解，對書法理論進行新的構建，這是該書的特點和理論貢獻之一。

　　藝術本體論，亦即何為藝術？藝術的本質特征是什么？這是個重大的哲學和美學問題，從柏拉圖的模仿論到黑格爾的理念形象說再到當代批評家和美學家克利夫·?貝爾的有意味的形式和科林伍德的表現論等，多達幾十種藝術本質論。有關書法的本體理論，也是一個藝術哲學的重要命題，是書法理論中的基本問題。漢代許慎在《說文解字·?敘》中認為文字書法是“經藝之本，王政之始”，漢代蔡邕提出“書者，散也。欲書先散懷抱，任情恣性，然后書之。”還提出“書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陰陽生矣，陰陽既生，形勢出矣”。中國古代對書法本體的討論，既有從文字書法的社會政治功能入手進行論述，也有從創作散懷的自由心態進行考慮，或從書法源于自然之陰陽變化加以敘說，理論學說豐富多樣。言恭達則以當代學者的視角，將書法本體的思考置于歷史與當代文化中加以研究，提出新的理論觀點。他首先厘清中國書法以人為本、文質相生、固質耀文審美理念的產生和發展過程，并將傳統書法心、手、眼統一的創作觀歸之為書法的主體功能性，從生理條件、學習內容、書法活動、審美范疇四個方面，闡釋中國書法藝術本體論的內涵。他在吸收古代書論精髓和考量當代書法現象與書法實踐活動的基礎上，提出中國書法道心本體論，并從書法藝術觀念、藝術家及創作行為、藝術作品三個層面進行闡述。從書法觀念層面論述“道心本體”，將此視為中國書法之妙道的核心精神，認為道心本體是儒家、道家、禪宗文化在書法中的貫通，并認為法道本心、中庸自然、趨時知變三者相互依存，構成道心本體的內涵。《易經》講“一陰一陽之謂道”，道是陰陽，是天地萬物變化的總規律，《老子》講：“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是天地之母、萬物之始，將書法本體歸之于道，并將創作主體的“心”與“道”結合，形成道心本體，從客體與主體辯證統一中來解決書法本體問題。辯證思維是中國哲學和藝術思維的基本方式，僅從蔡邕對書法的理解中我們就能看到古代書家的這種辯證思維方法，他既講書肇于自然，書法的本源來源于自然，中國文字的象形特點就是從自然形態、鳥獸草木、日月江河中抽象概括而生，中國文字書法的根本源泉是來自自然事物，自然的總規律就是道，道就是書法的根本法則。同時蔡邕也講書法是散釋懷抱，就是主體創作的自由心態，所以自然與人、道與心是相連的。南朝姚最講“心師造化”，唐代張璪講“外師造化，中得心源”，造化即自然即道，道心一體，自然與人同一，物我相隨，客體與主體結合，這是中國藝術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國書法的本體特征。所以言恭達提出的道心本體論是符合中國書法特征和中國哲學的審美精神，是一種新的創見。言恭達還從書家行為層面，提出行為本體，強調書家創作實踐行動過程和游藝于斯的創作性情，書法創作是一種審美實踐活動，我們研究書法本體，既要從哲學抽象層面來研究，也要關注書家創作中的特殊實踐過程。此外言恭達還從書法作品層面提出形器本體論，關注書法作品的功用和材料運用，筆墨生成的形式美感，以及字法章法和篇幅造成的特殊的形象與氣勢。這樣，該書作者從書法觀念、書家行為和書法作品三個層面綜合解決書法本體問題，建立起書法道心本體的理論系統，推進書法理論的深層思考，可謂當代書法理論觀點研究的新的拓展。

　　該書對書法史嬗變規律的探討，對中國書法本體的研究，聚焦的核心是中國當代書法的現狀、問題與發展路徑。全書分六章，分別為：中國當代書法文化的歷史變遷與本體轉位、中國當代書法文化源流與質理解析、中國當代書法文化本體意識的確立、中國當代書法文化本體維度的構建、中國當代書法文化變革理路的探究、中國當代書法文化本體構建的時代意義。全書以中國當代書法文化為中心展開研究，關注中國書法的現代轉型和當代發展，從文化的視角，構建中國當代書法理論體系。作者堅守中國書法本源立場，將中國書法的當代創變，視為中國傳統文化內涵與傳統書法價值合乎規律的歷史發展。這些觀點對于我們認識中國書法的當代價值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言恭達是當代書法發展的參與者和親歷者，他對當代書法的成就與問題比較了解。他以銳利的眼光發現問題，提出問題，進而作出分析，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這使本書具有很強的問題意識，只有客觀地擺出問題，針砭時弊，揭示矛盾，大膽批評，才能警示書壇，克服難題，深化研究，探索中國當代書法健康發展的正確方向。

　　該書指出當下書壇存在的問題包括：心態的浮躁、思想的浮華、形式的浮夸、批評的膚淺、交流的浮滑等，并對當代書法創作與展覽環境的變化，商業模式的影響等問題進行深入剖析，歸結為四大問題：其一是展覽效應形式之風。中國書法從古代以書齋日用和鑒藏為主的模式，進入大規模的社會化展示與市場消費的模式，依托美術館等大空間專業展廳集中展示，圍繞藝術市場進行創作，作品體量、字形一味求大，片面追求視覺形式的沖擊力，制造“巨幅大作”，用材追求奇異、著色、拼接、做舊等手法盛行，這種關注淺層表現力和感官刺激的形式之風，淡化了書法的文化內涵和人文情懷，書家成為“展廳的仆人”。其造成的負面影響是輕視筆法和字法，用墨單一、氣格下降、創變淺浮。其二是標新心理和獵奇試驗，如人體書法、“表演”書法、“行為主義書法”等。其三是商品效應和名利邏輯。其四是標準游移與批評失語。該書認為無論是形式主義的喧囂，還是市場的失范等亂象，不能僅僅歸之于社會環境，而應從書界內部找根源，即書家與批評家的價值混亂和立場游移，書法批評滯后而效能低下，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書法批評的失語、失信、媚俗與變味，反映出當下批評標準的缺失，該書作者呼吁建構合乎時代審美評判標準的書法價值體系。該書還對書法普及與中小學書法教育、“全民書法”“書法熱”“社會化”等問題進行探討，指出書界有一種值得注意的趨向，即傳統書法藝術的可讀、可親、可貴、可賞，已逐步走向表演藝術的俗、媚、怪、惡，書法已從民族文化的修身之途逐步走向社會娛樂化的兩難境地。這一現象應該引起書壇的重視。該書對書壇當下存在的問題的剖析，發人深省，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該書從文化戰略的高度，論述中國當代書法的復興、創變和發展之路，認為中國當代政治、經濟已見引領之勢，隨之國家文化的發展與繁榮是時代的召喚。如言恭達先生所言，書法不僅僅是一門藝術，而且還是一個文化生態體，是中國文化的核心，中國書法不僅不能任由偏廢，而是應該多方面、多層次加以培育和修復，創造新時代的書法經典，引領大眾的藝術風尚，守正創新，知常求變，推動當代書法健康發展。我們應該像言恭達先生那樣，多幾份文化擔當精神，投身于中國當代書法文化建設和書法理論建構之中，為此砥礪前行，奮斗不息。

　　（作者陳池瑜系首都師范大學特聘教授、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中國藝術學理論學會藝術評論專委會會長、（全國）教育書畫協會高等書法教育分會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