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昌：一首風情濃郁的長詩

□ 張永祎

　　安昌古鎮是浙江省紹興市四大古鎮之一，最早叫長樂邨，后叫安滄。唐乾寧二年(公元895年)，錢镠奉唐王朝之命屯兵該地，因平董昌之亂有功，地方得以安寧，因此改為安昌。

　　走在被歲月磨礪得包漿發亮的古鎮你會發現，這里沒有廛闬撲地的繁雜，也沒有歌吹沸天的喧囂，灰白的墻、青黑的瓦、墨綠的樹，以及停泊岸邊的烏篷船，都顯得溫婉細膩、寧謐悠遠。

　　始于大禹傳說

　　在古鎮入口處，聳立著三間四柱的牌坊，上面寫著“安昌古鎮”四個遒勁的大字。兩邊柱子上的對聯，提煉精準，自帶光環，成為揭示安昌靈魂的點睛之筆:上聯“碧水倚長街看古鎮風情似詩如畫”，下聯“涂山仰圣德頌先賢業績安國昌民”，前者概括了安昌的綺麗風景，后者追溯了安昌的人文歷史。

　　傳說堯在位的時候，洪災泛濫，莊稼被淹了，房子被毀了，老百姓只好往高處搬。堯召開會議，共商國是，四方部落首領皆推鯀前去降伏洪患。鯀足足花了九年時間，采用“堵”的方法，未能奏效。舜帝一怒之下殺了鯀，并讓鯀的兒子禹接替未竟事業。禹吸取父親的前車之鑒，改弦易轍，采用了“疏”的策略，順著水性，開鑿河道，導之入海，最終完成千古偉業。

　　當年禹會涂山，四方來朝，號令天下，“治國必先治水”，全力以赴解決中華民族的心腹大患。《吳越春秋》說：“禹三十未娶，行到涂山，恐時之暮，失其度制，乃辭云：吾娶也，必有應矣。……禹因娶涂山，謂之女嬌，取辛士癸甲。禹行十月，女嬌生子啟。”看來大禹在涂山娶妻生子，這是文獻記載的事實，但“涂山”究竟在何方，卻成了日后爭訟不斷的謎團。

　　概括起來，主要有三種說法：一是在今安徽懷遠縣東南，又名當涂山。《左傳·哀公七年》的杜預注中明確：“涂山在壽春東北。”司馬貞對《史記·夏本紀》的索引認為：“皇甫謐云‘今九江當涂有禹廟’，則涂山在江南也。”二是在今四川重慶市巴縣，俗名真武山。《華陽國志·巴志》：“禹娶于涂，辛壬癸甲而去，生子啟呱呱啼不及視，三過其門而不入室，務在救時，今江州涂山是也，帝禹之廟銘存焉。”三是位于河南省洛陽市嵩縣西北的三涂山。《山海經》和《水經注》中有關于三涂山的記載，而且近代著名學者如聞一多和顧頡剛也支持這種觀點。他們認為，三涂山與大禹的故事有著密切的聯系，可能是禹娶涂山氏女的地方。

　　對此，我們也詢問了當地人，他們斬釘截鐵地回答，涂山就在我們安昌，不是“可能”，而是“就是”，不是“之一”，而是“唯一”。其主要理由：一是史書有記載。《越絕書》載：“涂山者，禹所娶妻之山也，去縣五十里。”嘉泰《會稽志》云：“涂山在縣西北四十五里，舊經云禹會萬國之所。”這些都說明涂山在安昌境內。二是先民有足跡。該山東西710米，南北755米，海拔116米，面積481畝。北臨大海，因為周圍都是濱海灘涂，故稱涂山。北坡開墾土地，山腰噴涌泉水，滿山草木茂盛，南麓更是陽光充沛，氣候溫和，絕對是早期人類的宜居之地，涂山氏居住于此，也順理成章。三是邏輯有呼應。大禹結婚生子在涂山，葉落歸根在會稽山，一生一死之間，一呼一應之際，讓這個歷史傳說在此安營扎寨，更顯有始有終。四是遺跡有余響。大禹治水，使涂山附近方圓百里的風土成了吉壤，恩澤惠及黎民，人們感恩戴德，在涂山上建大禹廟、塑大禹像，用于頌揚治水英雄的豐功偉績。每逢節日或重大活動，人們都會來到這里，敬仰大禹的功績，祈求大禹的庇佑，感恩大禹的造福。相傳大禹也曾在安昌一帶疏浚過河道，至今仍有“禹巡堤”留存，諸如此類的地名還有禹會鄉、禹降村、禹會橋等，即便是通往古鎮的道路現在也叫大禹路了。由此可見，盡管滄海桑田讓歷史遺跡日漸模糊，但大禹在古鎮人的心目中早已不可磨滅。

　　靚于水鄉風貌

　　走進古鎮，最初的印象就是與我們見過的許多江南水鄉一樣，這里也是“一河二街”的基本布局。

　　安昌河作為貫穿整個古鎮的街河，就像一匹揉皺的綠色綢緞，抖落在三里長的河道上，其水源主要來自西小江，南連白馬山江，西接清墩江，經西市后向徐家漆曲流南上，轉了幾個彎，再向東流出永安橋。所謂“碧水貫街千萬居”，就是說這條生活之河、生產之水和生命之流，千百年來一直陪伴和滋養著兩岸的人家，至今仍朝夕相處，須臾不可分離。

　　北岸古商業街，西起清墩橋，東迄高橋，俗稱“三里長街”。這里在古代云集著花行、布行、米行、木行、油坊、磨坊、典當、錢莊等，同時還聚集著大量的手工業作坊。如今這里緊挨著的都是各色各樣的攤鋪，主要出售筍干、梅干菜、紹興香糕、酒釀饅頭、糯米蛋卷、腐乳、茴香豆、扯白糖和香腸臘鴨等土特產，琳瑯滿目，目不暇接，還有那些掛著酒旗、燈籠和招牌的酒樓食肆和特色小吃，也在不停地召喚著舌尖上的誘惑。

　　南岸古商業街，除少數商家店鋪外，都是深宅大院，尤以“臺門建筑”為主。所謂“臺”就是“高基”，所謂“門”是指宅院的正門。紹興地區地勢低洼，為防潮防洪，民居常建于石砌高臺上，高大的門樓成為標志，故稱“臺門”。但一般人家沒有能力建這樣的房子，只有豪門貴族才有這樣的實力，所以“臺門建筑”不可能是老百姓的普通住宅，肯定都是士族、官宦或富商家族的豪華宅邸。為了光宗耀祖和彰顯門第身份，他們多以自家的姓氏為臺門命名，比如龐家臺門、壽家臺門等；同時大多是聚族而居，整個家族住在同一個大的院落里，以中軸線牽引著血脈親情，通過內部空間的具體細分，體現長幼尊卑的嚴格秩序，比如婁氏宅第、白洋十臺門等。

　　南北兩岸，各有側重，以橋相連，融為一體。“彩虹跨河十七橋”，就是說橫跨街河的古橋就有17座（現僅存七八座），涵蓋了宋朝至清代不同時期的石橋代表作。這些橋梁既是歲月的刻痕，也居交通的要沖。當地人告訴我們，全鎮橋梁總數有78座之多，分布在不同的要道，各式各樣，千姿百態，或拱式，或梁式，或吊式、或浮式，或亭或臺，或如彩虹橫臥，或如玉帶浮水，或平鋪岸邊，或傍野臨水，或飛架水上，或迎流而上，或高大雄偉，或小巧玲瓏，或古樸厚重，或精巧別致，三步兩橋，橋外有橋，構成一幅幅點染水鄉獨特氛圍的美妙畫面。

　　千百年來，橋梁不僅是交通的工具，更是歷史、民俗與文化的見證。古鎮最早的橋是吳越王錢镠時所建的安昌橋，這是歷史的標志，也是橋名的標桿，接下來便有了東安橋、普安橋、瑞安橋、安吉橋、新安橋、慶安橋、寧安橋、長安橋、萬安橋（俗稱洞橋）等，充分表達了人們對安寧的渴望和祈求。這以后人們對幸福如意的期盼，又變得越發強烈，體現在橋名上就是吉祥祝福。比如，吉慶橋（又稱羅家橋）、長樂橋、永福橋、太平橋、長生橋、吉生橋（俗稱豆腐橋）等。這些古橋靜臥水波之上，不僅接通著蕓蕓眾生的心靈，也連接著有史以來的故事。“狀元橋”就是狀元返鄉捐修的橋，“馬回橋”就是項王丟失的馬騅走回來的橋，“南渡橋”就是康王南渡經過地后來建的橋，“九婆橋”是九婆獨自捐款建的橋……

　　走在這些橋上，一眼望去，盡收眼底的是：臨河而建的白墻黛瓦，逶迤綿延的古街廊棚，鱗次櫛比的作坊店鋪，畫棟雕梁的臺門騎樓，曲折幽深的小巷小弄，綽約多姿的河埠石階，尤其烏篷船搖過，欸乃有聲，洞中有洞，洞后是洞，濃郁水鄉韻味，盡在不言之中。

　　彰于師爺故鄉

　　“師爺”這個幕僚群體究竟濫觴于何時，安昌人平步青在《霞外裙屑·幕友》中說：“不知始于何時，意者明末國初。”他認為大概始于明末清初。其實幕府制度，早已有之，古代將帥出征，治無常處，以幕為府，故稱幕府，后來幕府就成了各級軍政官署的代稱，受聘幫助軍政大員辦理各類事務的文人墨客，也就因此獲得了幕僚、幕賓、幕友等稱謂。既然有如此眾多的稱謂在前，何以又要生出“師爺”的叫法？徐珂在《清稗類鈔》中對此作了解釋：“蓋仆從之于官，稱老爺；于幕友稱師爺。”即官府內的衙役和仆從，尊主官為“老爺”，稱賓友為“師爺”。

　　師爺在清代突然火出圈外、大行其道，這完全與滿人文化水平普遍較低有關。許多州縣官員都是“不識文義之人”，他們不熟漢俗，不諳民情，不悉政務，確實很難勝任所履之職。作為管轄一方的大官要員，他們自己也覺得這樣下去，難以為繼。怎么辦呢？就得請漢人出來支撐局面。他們雖然愿意委其重任，卻不愿授其重權，害怕無法控制、大權旁落，要解決這個“既要”“又不要”的矛盾，別無他途，唯一辦法就是招募無職銜無官品的師爺來擔此重任。于是在這種急切需求的召喚下，紹興師爺匆匆忙忙地登上了歷史舞臺。上自總督、巡撫，下至知府、知縣，清代各級地方官員，幾乎都聘請紹興師爺來幫助自己處理事務。隨著紹興師爺“佐官為治”或“代官出治”的作用日益加強,他們南征北戰，縱橫馳騁，整整影響了中國官場數百年，直到洋務派代表人物張之洞上奏皇帝，呼吁師爺制度的改革，這才為“無紹不成衙”這段歷史畫上了句號。

　　據《紹興縣志》記載，紹興師爺大都出自安昌。據說在明清期間，安昌出了一萬多名師爺，鼎盛時期安昌“每十戶必有一人游幕”，數量之多、涉及之廣、密度之高，都是其他鄉鎮難以望其項背，所以說這里是“師爺故鄉”，確實名副其實。

　　細究其成因，大概有四點：一是文風昌盛。“好學篤志，尊師擇友”在安昌蔚然成風，私塾書院，如雨后春筍，遍地開花，弦誦之聲，比屋相聞。在弦歌不斷的教育體制下，培養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優秀學子，他們有的擢進士第、踏入仕途，明清兩代安昌共出進士16人，舉人31人，但更多的人都被拒之于士紳群體之外。尤其是光緒三十一年（1905）下詔停止所有鄉試、會試及各省科試，將本來就狹窄擁擠的科舉通道，又給徹底地堵死了。為了養家糊口，這些學子只好做塾師或做醫師，但與教書、學醫相比較，做幕僚所獲得的報酬會更優。汪輝祖在《佐治藥言》中說“吾輩從事于幕者，類皆章句之儒，為童子師，歲修不過數十金，幕修收入，或數倍焉，或十數倍焉，未有不給于用者”，而且更重要的一點還在于，“吾輩以圖名未就，轉而治生，唯習幕一途，與讀書為近，故從事者多。”就是說舞文弄墨者更適宜做幕僚，在這里更有用武之地，于是，在師爺這條道路上忽然就變得繁忙不堪了。二是偶像引領。歷史上安昌出現過許多聞名遐邇的師爺，像晚清刑名師爺婁心田、錢谷師爺章士杰等，他們憑借良好的素養和務實的精神，硬是登上這個領域的天花板，為人所贊嘆，也為人所尊重。仰慕者日眾，追隨者日多。三是水運發達。安昌是典型的江南水鄉，商業的繁榮提供了許多需求信息與人脈資源，同時，河網發達也為師爺們往返于各地衙門，提供了方便。四是家族傳承。據統計，明清時期安昌鎮產生了一萬多名師爺，許多家族世代以此為業，像章、婁、陳等家族都是“師爺世家”。同時，血緣關系又可以進一步衍生出親緣、鄉緣、師緣等關系。通過親戚引薦、同鄉提攜、師徒關照，很容易形成地域性的職業網絡，椒衍瓜繁，綿綿不絕。

　　古鎮的“師爺博物館”就建在清代刑名師爺婁心田的宅邸里。進門迎面就可以看到，一尊紹興師爺青銅像，頭戴瓜皮帽，身穿長衫馬褂，手握折扇，胸懷大志、滿腹經綸。他凝神挺立，目視遠方，仿佛整個世界的謀略，都收攏在他的眉宇之間。該博物館通過圖片和實物對師爺這個特殊群體進行了詳盡剖析，特別是對師爺的起源、種類及其發展情況作了全面介紹，還對師爺的歷史典故與職業操守進行濃墨重彩的描述。

　　我們看到，這里有師爺用于起草文案的筆墨紙硯，有個人的印章和代為保管的官印，有用來計算賦稅、賬目、錢糧等的算盤，有用作參考的公文或書信格式范本的尺牘，有存放案件記錄、戶籍、稅冊等官方文件的卷宗，有存放機密文書的信匣和拜訪他人的名帖以及密封重要信函的火漆等，還有夜間辦公照明的油燈和蠟燭，有夏季降溫或思考時使用的折扇，更有辦案依據的法典以及朝廷詔令和往來文書等。這些展出的工具看似簡單，卻承載或隱喻著極強的文字能力、法律知識、人情練達和人生智慧。

　　館內有一處再現清代地方衙門的官員升堂審案的情景：原被告均跪在堂前，三班衙役持棒伺候。“明鏡高懸”的橫匾下，縣官正襟危坐，威風凜凜，驚堂木一敲，聲驚八面，喝令一聲，地動山搖。其實這就是一場自編自導的雙簧戲，前面坐著的是縣官，后面躲著的是師爺，前面的縣官是配角，后面的師爺才是主角，前呼后應，隨機應變，所謂“審判之名在官，審判之實在幕”，此處可作如是觀。

　　講解員告訴我們，紹興師爺祖師“鄔先生”雖非安昌人，但其故事與古鎮文化深度綁定。這個人物，我們在電視劇《雍正王朝》中見過，深受雍正青睞，腿好像有點跛。據說，他姓鄔名思道，字王露，紹興人。其自幼喜好讀書，才華出眾，怎奈屢困場屋，又因家境貧寒，不得不外出游幕，因“習法家言，人稱之為鄔先生”，寓居開封后，被河南山東總督田文鏡羅而致之幕下，不僅幫田文鏡處理棘手難案，又能窺知上意，刻意逢迎，代寫參隆科多之疏，直接把刀子遞到皇上手中。雍正正中下懷，借此剪除了心頭之患。當雍正獲悉這是鄔先生所謀，便常常在田文鏡的請安折上批語“朕安，鄔先生安否？”鄔先生因此聲名大噪。同時，講解員還給我們舉了安昌師爺馬星聯的例子。當年馬星聯為慈禧題寫唐王之渙的《涼州詞》：“黃河遠上白云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因為過于緊張，竟然漏寫了一個“間”字。慈禧以為這是欺她才疏學淺，頓時勃然大怒。此時馬星聯反而鎮定了下來，連聲說道“老佛爺息怒，老佛爺息怒，奴才這是用王之渙的詩意填的一首詞。”并當場吟誦道：“黃河遠上，白云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慈禧太后聽了，覺得經馬師爺這么一改，更加詩意盎然，氣勢不凡，且押韻準確合理，便轉怒為喜，還賞銀子三百兩為馬師爺壓驚。

　　當然，在安昌像這樣聲名鵲起的師爺畢竟是少數，更多的還是那些默默無聞的打拼者。安昌師爺許思湄在《秋水軒尺牘》中，非常詳盡地敘述了他們悲歡離合的人生和酸甜苦辣的心情。師爺的命運基本是綁定在幕主身上，原以為背靠大樹好乘涼，殊不知，白云蒼狗，世事無常，幕主的突然變故，常常讓他們猝不及防，不得不趕快尋找下家，另謀生路，如此再三，轉戰多地，他們基本是奔跑在“失館”和“覓館”的路上，故而被人稱作漂泊不定的“游幕”。如果能夠進入新館，實現前后的銜接，那應該算是非常幸運的了。為了站穩腳跟、打牢基礎，這時又必須集中精力，專心致志，盡快熟悉環境，盡力精通業務，盡早打開局面。身處宦海風波之中，面對鉤心斗角錯綜復雜的環境，他們如履薄冰、如臨深淵，不得不持躬謹慎，見風使舵，有時只有委曲求全，方能左右逢源。“幕雖小道，非洞達世情，周知利弊，焉能出而佐人。”這就要求他們工于彌縫，巧于趨避，妙于抑揚，“凡事不求有功，但期無過”。可當忙碌的一天以后，孤燈黃卷，形影相伴，“獨在異鄉為異客”的情緒又會襲上心頭。遠離家鄉豈能不眺望桑梓，拋妻別子又怎能不掛念親情？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離人去國，愁聽短笛之梅；游子思鄉，魂斷長亭之柳”。情之所深，詩何能已？源源不斷的鄉愁就成了滋養他們孤寂心靈的源泉，也為他們似僚非僚、似師非師、似賓非賓的師爺衙門生涯，描繪出了一幅冷暖自知、孤苦伶仃的自畫像！

　　喻于花好月圓

　　上世紀20年代，京劇宗師周信芳與名門閨秀裘麗琳亂世梨園的傾城之戀，如同一折跌宕起伏的傳奇戲文，在舊上海綻放出驚世駭俗、璀璨奪目的光芒。

　　一個是叱咤梨園的“麒麟童”，身穿蟒袍唱盡人間忠奸，一招一式盡顯光彩；一個是上海灘裘天寶銀樓的三小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天仙般的混血魅力值滿滿。機緣巧合就發生在1928年的某個晚上，裘麗琳踏入天蟾舞臺，目光穿過滿堂喝彩，正好與《徐策跑城》中的周信芳四目相對，也許就在這一刻，戲里乾坤黯然失色，唯有那甩袖轉身時眼底的鋒芒，深深地烙進了她的心間，而舞臺上那個英姿颯爽的角兒也深會其意，從此把佳人雙眸里的柔情悄悄地藏進戲詞中。

　　名伶與名媛，這兩個本來不該接軌的角色，忽然之間，擦出了愛情火花。小報記者如獲至寶，聞風而動，連篇累牘，滿城風雨。裘家十分震怒，堅決棒打鴛鴦，不讓裘麗琳離家一步。可杯水豈能澆滅業已熊熊燃燒的車薪，那種在優雅中迸發出來的堅定和果敢，讓她不顧一切地奔向愛情。他們在蘇州的鄉下草草成婚，沒有花轎鞭炮，也沒有親朋好友，唯有月色作伴、山水作證。彼此依偎，花好月圓。她是他的妻子，更是他的盔甲；他是她的丈夫，亦是她的軟肋。她從此褪去華服，為他執筆理賬、周旋戲班，成為多功能的經紀人和全方位的助手，周信芳也深愛妻子并愛屋及烏，主動參演《紹興師爺》等劇目，其創作靈感多是來自妻子家鄉的師爺文化。她把自己的愛全部獻給了他，他也把自己的全世界還給了她。他在報上專門刊登結婚啟事，向全世界宣告：“裘麗琳是我此生唯一的妻。”

　　為了補回青春的美好，周信芳和裘麗琳在結婚多年以后，又特地補辦了一場隆重的婚禮。那天裘麗琳穿著白色婚紗并配以白色康乃馨，楚楚動人；周信芳穿著紳士般的燕尾服，英俊瀟灑。兩人手攙著手、心連著心，喜氣洋洋地走進了婚姻殿堂。雖然此時他們早已為人父母，但依然掩飾不住那種新婚燕爾的最初激動。對于裘麗琳而言，“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變老”；對于周信芳來說，“你是我最深愛的女人，你有最美麗的嘴唇，你擁有最動人的眼神，你帶給我幸福和快樂，我是你最深愛的男人，我的愛絕對是永恒，做什么都值得。”

　　在那樣的動亂年代，一個京劇伶人,一個富家名媛，因為愛情，所以愛情，為了愛情，爭取愛情，真愛真情，不含雜念，確實感人至深。問題是這樣有聲有色的故事，與安昌又有什么關系呢？當地人告訴我們，裘麗琳的父親裘仰山是上海知名大亨。他出生在安昌，因家庭貧窮，小小年紀就到上海錢莊當學徒，因為天資聰慧，勤奮好學，很快就出人頭地。特別是在與外國人打交道時，其清晰的思路，流利的英語，頗受英國洋行老板的賞識，很快就被招入麾下。19世紀末英國發生內亂，英國老板攜帶女兒羅愛娜趕忙回國，由裘仰山臨時代理洋行業務。兩年后，英國老板與羅愛娜返華，看到洋行資產非但沒有縮水，反而大幅增長，整個洋行運作井井有條，有板有眼，甚至連當年離開時忘帶的手提箱還都放在原處。父女倆見狀，驚喜萬分，深感此人忠實可靠，值得托付，于是英國老板就將女兒許配給了裘仰山，羅愛娜也樂愿其成。從打工仔變為乘龍快婿，裘仰山沒有飄飄然，也沒有固步自封，而是大刀闊斧地開拓多種經營，把事業做得風生水起，不僅活出了自己的精彩，也沒有讓自己丈人和妻子失望，更沒有忘記家鄉之情。他不僅富甲一方，更能福及鄉里。聽當地人說，裘仰山曾參與過安昌的河道治理、橋梁修建等工程，還資助過教育或編修地方志，并捐資修路、賑災等。裘麗琳在幼年經常隨父母返鄉探親，對家族之根，也情有獨鐘。人們一直把他們當著家鄉人和自己人，從來沒有把他們看著是上海人，所以提到他們的故事頭頭是道，講起他們的愛情也眉飛色舞。

　　燦于民俗風情

　　安昌的臘月風情節是最具地域特色的民俗，一般都是在每年12月至次年1月舉行。我們沒能趕上這個時點，但也沒有缺憾，通過電視片的播放，同樣可以領略別開生面的場面：熱鬧的水鄉社戲，喜慶的船頭迎親，傳統的手工釀酒，還有搡年糕、裹粽子、串臘腸、扯白糖等年俗活動，撲面而來，仿佛已經置身其中，到處人頭攢動，到處熙熙攘攘，人們歡聲笑語、興高采烈，早已把安昌的各種年俗渲染得淋漓盡致。

　　安昌以制作傳統臘味（如臘腸、醬鴨、醬魚）和醬貨聞名，起源與當地水鄉氣候相關。傳說古時漁民為保存食物，發明醬制技藝，一家開始，百家效仿，一傳十、十傳百，風生水起，風起云涌，逐漸演變成了過年的習俗。隆冬臘月，安昌老街到處都透著醇厚濃烈的獨特年味。那一串串黝紅的臘腸，那一條條風干的鳊魚，那一只只誘人的醬鴨，透著紅彤彤，聞著甜絲絲，看著肉油油，聲勢浩大，遮天蔽日，幾乎成了這里唯我獨“秀”的風景線……

　　《舌尖上的中國》第二季，對安昌的醬制技藝進行了細膩的演繹。鏡頭展現了古鎮沿河懸掛臘腸、醬鴨的場景，強調食材與自然氣候的融合，漸之融之，玉汝于成。紀錄片還從當地老人與手工藝人的視角，講述了臘味制作的家傳技藝，傳遞著“食物承載家族記憶”的獨特情感。仁昌醬園是百年老字號，完整保留著傳統制醬工藝。我們看到曬場上一排排醬缸群鋪天蓋地、蔚為壯觀。鏡頭記錄了大醬缸在露天環境下發酵的場景，強調“陽光、空氣、時間”對風味的影響和口味的塑造，通過“微生物與人類的合作”，大力弘揚傳統飲食文化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歷史智慧。

　　臘味不僅是臘月的風情，更為古鎮標志性的符號，代表著人們對傳統生活的懷念和存照。“謝家臺門”老宅內的民俗風情館，讓這種感覺完全地坐落在古鎮人衣食住行的實物表達上。目睹皆往昔，所見皆歷史。舉凡這里的紡車、水車、彈棉花弓、土制脫粒機，以及各種農具、石磨、灶具等，還有壽慶祝福、節日禮儀、家居日常以及精巧手藝，都讓人觸景生情，感嘆驚嘆，尤其是娘家為女兒精心準備的嫁奩，物無巨細，樣樣周到，讓我們大開眼界，大飽眼福。應該說，這些鄉土風俗隨著光陰荏苒，已漸行漸遠，但通過這些實物展覽，卻能夠最大程度地保留和最大力度地再現那些并不如煙的往事，可以讓人們慢慢地看，慢慢地憶，細細地玩味，細細地咀嚼。

　　這里沒有矯揉造作，也沒有扭扭捏捏，一切都是自然而然，順其自然，理所當然，比比皆然。通過風和日麗的裊娜筆觸，攜來的細水流長的日子，也許就是安昌別樣的風情。不聲不響，不緊不慢，不慌不忙，不急不躁，讓我們流連忘返，沉浸其中，銘記肺腑，來日常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