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維與寄明：紅色伉儷共譜輝煌樂章

　　瞿維是歌劇《白毛女》的曲作者之一，寄明是《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的曲作者。這對作曲家伉儷生于江蘇，識于延安，于琴瑟和諧中，共同為抗戰解放、為新中國的音樂建設作出了不朽貢獻。

　　“把多年來珍藏的音樂資料捐獻出來，是父親的遺愿。”2005年7月23日，已故作曲家瞿維的子女把一大批珍貴的樂譜、音樂書籍和唱片捐獻給了上海交響樂團。根據瞿維遺愿，他的子女已先后兩次捐贈了瞿維的創作手稿，這是第三次捐贈。上海交響樂團派人去他故居接受捐贈的樂譜和書籍、唱片，居然裝滿了5大箱。

　　“把一生獻給黨、獻給人民、獻給音樂，是這對志同道合的作曲家伉儷的生動寫照。”《寶塔山下江蘇文藝人》作者，南京圖書館館長、教授陳軍深入研究了解這對可敬可佩的紅色作曲家伉儷后，作出了高度評價。

1942年，瞿維與寄明在延河之濱   鄭律成 攝

1962年，瞿維、寄明夫婦在家中研究創作

　　志同道合，相聚延安喜結連理

　　瞿維與寄明的音樂之夢，都萌發于幼年。

　　1917年5月，瞿維出生在常州武進一個破落地主家庭。有文化、愛聽戲的祖母經常帶著瞿維出入各大戲院，自小喜歡彈唱的姑母教他拉手風琴，童年的瞿維受到了良好的音樂啟蒙。1933年，瞿維考入上海新華藝術專科學校。畢業后，他在上海、湖北宜昌任中小學音樂、美術教師。1938年5月，他在宜昌加入中國共產黨，自此以音樂藝術為武器，進行抗日救亡的宣傳。

　　1940年2月22日，正值舊歷元宵節，夜半，瞿維與馬可等8個民族革命藝術大學的老師及相關人員，雇了3匹牲口，在銀色月光的照耀下，向延安進發。山間小徑逶迤曲折尚存積雪，一路哨兵盤查不斷……“看，寶塔山！”經過兩天的艱難跋涉，大家終于看到了寶塔山上的塔影，聽到了延河的潺潺水聲。

　　而有“延安第一位女鋼琴家”之稱的寄明，比瞿維早半年來到了延安。寄明原名吳亞貞，1917年6月出生于蘇州。父親喜歡唱京戲、拉二胡，在父親的影響下，她的音樂天賦漸顯，8歲就能彈得一手好琵琶。1933年夏天，她初中畢業考入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高中師范科國樂組，主修鋼琴和琵琶。1937年中期，日軍在蘇州投彈4200余顆，她與同學們輾轉來到山城重慶，加入抗戰洪流。1939年8月，她經長途跋涉，從重慶到達革命圣地延安。為表達“寄希望于明天”的信念，吳亞貞改名為寄明。

　　千里姻緣一線牽。1941年，周恩來將愛國人士捐贈的一架德國鋼琴贈給了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簡稱“魯藝”）。魯藝十分珍視，只“批準”三個人有彈奏資格，其中兩人就是任職于魯藝的寄明與瞿維，這架鋼琴成了兩人的“紅娘”。

　　“1942年1月，經我父親瞿維介紹，母親在延安魯藝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據瞿維與寄明之子瞿旦明回憶，當年2月，父親與母親在延安寶塔山下的窯洞里喜結連理。5月，他們一起出席了延安文藝座談會，聆聽了毛澤東在座談會上的講話。寄明曾在上世紀60年代回憶道：“主席從容地走進會場，和每一個與會的同志親切地握手，并詢問我們的姓名與工作。當我握住他那只溫暖的大手時，內心的激動真是達到了極點。”

　　瞿維與寄明積極響應毛澤東“走出小魯藝，奔向大魯藝”的號召，堅持“為人民而創作”的理念，創新發揮所受的高等音樂教育專業知識，走出琴房，深入民間采風，走文藝工作與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為日后的音樂教學與創作實踐奠定了方向。

上世紀50年代在莫斯科學習的中國留學生，后排中間為瞿維

　　琴瑟和諧，雙枝競秀成就卓著

　　作為文藝座談會的“果實”，《白毛女》在延安為中共七大代表首演之后，又連續演出了30多場，場場爆滿。《白毛女》是在新秧歌運動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中國第一部新歌劇，在中國民族歌劇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據陳軍介紹，從參加歌劇《白毛女》的創作到新中國成立后對該劇的多次改編，瞿維都付出了大量心血，“都可視為他對同一對象的不斷深化和更絢爛的發揮”。

　　抗戰勝利后，瞿維與寄明同魯藝師生一起，從延安出發，步行到塞外的張家口，然后再跋涉千山萬水，到達東北，輾轉于佳木斯、牡丹江一帶，在-40℃的嚴寒下，一邊進行音樂創作、教學，一邊參加土改和解放區政權建設的斗爭。寄明整編的《東北“蹦蹦”音樂》是新中國第一本關于二人轉研究的專著，她任職東北音樂專科學校副校長、黨總支副書記，為祖國音樂人才的培養作出了重要貢獻。瞿維創作的鋼琴曲《花鼓》被音樂界人士認為“是用洋樂器鋼琴表現中國鄉土氣息的成功之作，而且是鋼琴音樂美的典范”，被譽為“產生于解放區的最成功的鋼琴作品之一”。

　　新中國成立以后，瞿維與寄明分別在電影音樂、交響樂、歌曲創作以及培養人才等領域施展才華，達到了雙峰并峙、雙枝競秀的境界。

　　1955年，瞿維作為國家特別選修生被送往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學習。1959年，他畢業后回到上海，任上海交響樂團駐團作曲家。后來，他相繼被推選為中國音樂家協會常務理事、副主席，中國音樂家協會上海分會副主席，全國文聯委員。他是首屆中國音樂最高獎“金鐘獎”終身榮譽勛章獲得者。

　　瞿維一生共創作40多部大中型作品，其中代表性作品有：從1958年開始，響應陳毅為人民英雄紀念碑8塊浮雕創作交響樂的號召，創作了管弦樂總譜《人民英雄紀念碑交響詩》，被列入“20世紀華人音樂經典”；以及管弦樂《洪湖赤衛隊幻想曲》、管弦樂組曲《光輝的節日》《工人階級硬骨頭》、大合唱《油田頌》等。

　　1955年，寄明調任上海電影制片廠音樂創作室副主任、作曲組組長。她先后為《李時珍》等20余部影片作曲，也迎來了創作高產期。

　　“不怕困難，不怕敵人，頑強學習，堅決斗爭……”這段充滿希望和力量的旋律，來自寄明為電影《英雄小八路》創作的主題曲《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這首歌后被共青團中央確定為《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據女兒吳方方回憶，母親為了創作專程從上海趕到廈門采風，聽“支前小英雄”講述冒著炮火給解放軍送飯送水、站崗放哨、查電話線等英勇事跡，她熱淚盈眶，不由自主地哼唱出一段曲調，成為《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最初的旋律。

　　寄明十分關注兒童音樂。基于“寄希望于明天”的遠見，她先后寫出了《少年，少年，祖國的春天》《新中國少年進行曲》《我們是新世紀的主人》《前進，快樂的少先隊員》等許多優秀的兒童歌曲。

1996年10月30日《新華日報》

瞿維在延安魯藝記錄新音樂運動的珍貴手稿

 延安魯藝文化園區收藏

　　相伴余生，德藝雙馨澤被后世

　　上海的復興西路是一條幽靜的林蔭道，穿過烏魯木齊路往西有一座淺黃色立面的老公寓——衛樂公寓，落成之初，這里是滬上外僑的住所，1949年后，成為上海文化名人集中居住的公寓。瞿維與寄明也曾居住于此。

　　作曲家的住宅里經常傳出優雅美妙的鋼琴旋律。兒女們都記得，父母最喜歡四手聯彈鋼琴曲，這是他們體驗音樂藝術境界的方式之一。延安時期就認識他們的老同志黃雪楠曾回憶，每每欣賞瞿維與寄明四手聯彈，都覺得十分快意過癮。

　　人生無常，禍福難料。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一天，走在淮海中路的寄明怎么也想不起回家的路，最終昏倒在路旁，被診斷為早期老年認知障礙癥。相敬如賓，雙向奔赴的愛戀變成了瞿維的單向奉獻。

　　十余年如一日，瞿維精心照顧了寄明將近13年。詞作家賈立夫在《難忘的一吻》一文中回憶，耄耋之年的瞿維，一點點地把親手調制的果汁，喂到寄明嘴里，然后擦凈嘴邊的涎水，再輕吻一下臉頰。“他凝視人事不省的寄明，那目光就像初戀情人一樣。”賈立夫被這種罕見的、真實的、對病妻百般疼愛的崇高愛情所折服。

　　“我和她共同生活了半個世紀，她不僅是我的生活伴侶，也是我革命征途上的戰友和藝術事業的合作者。”寄明病逝后，瞿維在給友人的回信中高度概括出兩人志趣相投、相濡以沫的一生。

　　1999年5月21日，上海交響樂團為瞿維舉辦了專場音樂會，其交響詩名作《人民英雄紀念碑》成為壓軸曲目。此前的5月8日我國駐南聯盟大使館遭轟炸，節目單上一行黑體字格外顯眼：“謹演此曲，以表達對無數先烈和此次在北約襲擊駐南斯拉夫使館中遇害烈士的悼念之情。”樂迷鄭超回憶這場音樂會時感慨道，“聆聽這熟悉的旋律讓我感到瞿老的作品歷久彌新，永遠屬于我們的時代。”

　　2002年5月20日，瞿維在家鄉常州逝世，當時他正在編寫和整理《白毛女》管弦樂總譜，這也成為瞿維留給中國音樂的最后一份寶貴財富。

　　“我們為他開作品專場音樂會，不止因為他德藝雙馨。”2017年11月12日，瞿維誕辰100周年之際，“瞿維作品專場音樂會”在上海舉行，音樂會策劃者之一、上海愛樂樂團的音樂顧問曹以楫接受采訪時，道出了策劃的初衷：瞿維先生是老一輩的“紅色”音樂家，為我國的音樂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始終將民族文化元素和社會生活作為創作的源泉，并用西洋技法予以融合，給后人留下了交響樂、室內樂、鋼琴獨奏和歌曲等多種體裁的佳作，也為后人樹立了“洋為中用”的典范。他長年對患病妻子的悉心照料，更是傳為美談，為大家敬仰。“即便是在今天，介紹瞿維先生的創作道路和成果對我們后人依然有著重要和現實的啟示作用。”

　　斯人已逝，遺范長存。他們譜寫的《白毛女》《油田頌》《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和《人民英雄紀念碑交響詩》等音樂旋律，依舊響徹在中華大地，激勵著奮進中的國人。除了豐碩的音樂遺產，他們一生持守共產黨員的崇高本色，也是值得后輩不斷學習的“人生楷模”。

　　（江南時報記者 毛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