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振振博士1950年生，南京人。現任南京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古文獻整理研究所所長。兼任國家留學基金委“外國學者中華文化研究獎學金”指導教授，中國韻文學會會長，全球漢詩總會副會長，中華詩詞學會顧問，中央電視臺“詩詞大會”總顧問、《小樓聽雨》詩平臺顧問、國家圖書館文津講壇特聘教授等。曾應邀在美國耶魯、斯坦福等海外三十多所名校講學。
鐘振振：明詩新解（9）
赭袍將軍謠
[明]王廷相
萬壽山前擂大鼓。赭袍將軍號威武。三邊健兒猛如虎。左提戈，右張弩。外廷言之赭袍怒。牙旗閃閃軍門開。紫茸罩甲如云排。大同來。宣府來。
關于“赭袍將軍號威武”
羊春秋先生《明詩三百首》：“赭袍將軍：身著龍鳳赭袍的將軍，極言深受恩寵。此指江彬。彬宣府（今河北宣化縣）人，狡黠強狠，善騎射，魁碩有力，深得武宗寵幸，與帝同臥起。嘗導帝微行，夜入人家，索婦女，征女樂。提督十二團營，贊畫機密軍務，并督東廠錦云（按：據《明史·佞倖·江彬傳》，當作‘錦衣’）官校辦事。權力極大，作惡多端。世宗即位，磔彬于市。籍其家，得黃金七十柜，白金二千二百柜，其他珍寶不可數計。見《明史·佞倖傳·江彬》。”（岳麓書社1994年版，第183頁）
按：檢《明史》卷三〇七《佞倖·江彬傳》，彬并無“身著龍鳳赭袍”事。故羊先生此注不可采信。
實則“赭袍”即赭黃色的長袍，是皇帝之御衣。
唐李濬《松窗雜錄》：“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嶠子進見。二丞相子皆童年，上近撫于赭袍前，賜與甚厚。”
《舊五代史》卷一一〇《周書》一《太祖紀》：“軍士登墻越屋而入，請帝（按：郭威）為天子。亂軍山積，登階匝陛，扶抱擁迫，或有裂黃旗以被帝體，以代赭袍。”
《資治通鑒》卷二七六《后唐紀·明宗圣德和武欽孝皇帝》中之上：“昭義節度使毛璋所為驕僭，時服赭袍。”元胡三省《注》：“赭袍，天子所服。”
宋孔平仲《談苑》卷三：“寇準以員外郎奏事，直言觸犯太宗，怒而起。準遽以手引赭袍，請上復御坐，親決其事乃退。”
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七：“上（按：宋太祖）愈節儉，宮人不及二百，猶以為多。又宮殿內惟掛青布緣簾，緋絹帳、紫紬褥。御衣止赭袍以綾羅為之，其余皆用絁絹。”
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二〇〇：“太上皇帝（按：宋高宗）即日駕之德壽宮，上（按：宋孝宗）服赭袍、玉帯，步出祥曦殿門，冒雨掖輦以行。”
葉隆禮《契丹國志》卷一一《天祚皇帝》中：“既而王（按：耶律淳）出，李奭以赭袍被之，百官軍民拜舞山呼。王驚泣，辭不獲免，而即位，僭號天錫皇帝。”
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三四《服色》：“皇帝視朝，服純紗幞頭、窄袖赭袍。”
《遼史》卷二九《天祚皇帝紀》三：“處溫（按：李處溫）等請淳（按：耶律淳）受禮。淳方出，李奭持赭袍被之，令百官拜舞山呼。”
《金史》卷三《太宗紀》：“宗幹率諸弟以赭袍被體，置璽懷中。丙辰，即皇帝位。”皆是其例，可以參看。
如此，則“赭袍將軍”等于說“穿皇袍的將軍”。
這明顯是指明武宗。
《明史》卷一六《武宗紀》：“正德……十二年……九月……壬辰……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
又曰：“十三年……九月……癸丑，敕曰：‘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親統六師，肅清邊境，特加封鎮國公，歲支祿米五千石，吏部如敕奉行。’”
又曰：“十四年……二月……己丑，帝自加太師，諭禮部曰：‘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太師、鎮國公朱壽將巡兩畿、山東，祀神祈福，其具儀以聞。’”
因武宗自封“威武大將軍”，故王廷相此詩說“赭袍將軍號威武”。
關于對此詩的評價
羊春秋先生《明詩三百首》：“敢于把攻擊的矛頭，直指當時最高統治者及其鷹犬，說明詩人是剛腸疾惡、義膽包天的。這是我們民族的脊梁。《東泉詩話》說這首詩‘甚古質，與李空同《內教場歌》意致相同，李詩不明斥，《赭袍》尤極含蓄’。”（同上，第184頁）
按：此詩矛頭直指明武宗，卻并未提及他的“鷹犬”如江彬之流。
又，我們沒有證據說它寫于武宗正德年間。甚至可以推斷，它基本上不可能寫于武宗正德年間。因為如此明目張膽地指斥當朝皇帝，是要掉腦袋的。詩人未必有這樣的勇氣。
筆者以為，它應是武宗死后的作品。
《明史》卷一七《世宗紀》一：“世宗欽天履道英毅圣神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諱厚熜，憲宗孫也。父興獻王佑杬，國安陸，正德十四年薨。帝年十有三，以世子理國事。十六年三月辛酉，未除服，特命襲封。丙寅，武宗崩，無嗣。慈壽皇太后與大學士楊廷和定策，遣太監谷大用、韋彬、張錦，大學士梁儲，定國公徐光祚，駙馬都尉崔元，禮部尚書毛澄，以遺詔迎王于興邸。夏四月……即皇帝位，以明年為嘉靖元年，大赦天下，恤錄正德中言事罪廢諸臣……五月……壬申，錢寧伏誅。六月戊子，江彬伏誅。”
武宗沒有后嗣，繼位者世宗是他的堂弟。
而世宗之所以能當上皇帝，也并不是武宗的意愿，而是他祖母慈壽皇太后與大學士楊廷和選擇的結果。
因此，他對武宗不會有什么感情。
加之武宗在位時胡作非為，干了太多的荒唐事，大臣們早就不滿了。故武宗剛死不久，他寵幸的佞臣便被處決，他罪廢的忠臣得以恤錄，政局為之一變。
在這樣的形勢下，寫一兩首詩來指斥指斥武宗，并沒有多大的政治風險。
總之，說詩人王廷相頗有正義感，是可以的；但把他抬到“民族脊梁”的高度，似乎還不怎么恰當。
又，羊先生對所引《東泉詩話》（按，清馬星翼撰）的理解有誤，句讀也不妥當。
“李詩不明斥，《赭袍》尤極含蓄”云云，應標點為“李詩不明斥‘赭袍’，尤極含蓄”。
李夢陽的《內教場歌》，見其《空同集》卷八，全文曰：“《內教場歌》者，李子紀時事而作者也。帝自將，練兵于內庭。‘雕弓豹鞬騎白馬。大明門前馬不下。徑入內伐鼓，大同邪。宣府邪。將軍者許邪。（一解）武臣不習威，奈彼四夷。西內樹旗。皇介夜馳。鳴炮烈火，嗟嗟辛苦。（二解）”
《東泉詩話》的大意是說：王廷相的《赭袍將軍謠》和李夢陽的《內教場歌》，意致相同。但李夢陽詩對皇帝只用暗諷，不予明斥，故比王廷相詩要含蓄得多。
如若按照羊先生的標點，則文意就變成稱贊王廷相詩“尤極含蓄”，恰恰弄顛倒了。
王廷相此詩明說“赭袍將軍號威武”，穿皇袍、號“威武大將軍”的，除明武宗外，天下并無第二人，故其詩幾乎是指名道姓了，哪有什么“含蓄”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