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振振博士 1950年生，南京人。現任南京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古文獻整理研究所所長。兼任國家留學基金委“外國學者中華文化研究獎學金”指導教授，中國韻文學會會長，全球漢詩總會副會長，中華詩詞學會顧問，中央電視臺“詩詞大會”總顧問、《小樓聽雨》詩詞平臺顧問、國家圖書館文津講壇特聘教授等。曾應邀在美國耶魯、斯坦福等海外三十多所名校講學。
古典詩詞的理解與誤解（個案二）
宋朱敦儒：水龍吟
放船千里凌波去，略為吳山留顧。云屯水府，濤隨神女，九江東注。北客翩然，壯心偏感，年華將暮。念伊嵩舊隱，巢由故友，南柯夢、遽如許！〇回首妖氛未掃，問人間、英雄何處？奇謀報國，可憐無用，塵昏白羽。鐵鎖橫江，錦帆沖浪，孫郎良苦。但愁敲桂棹，悲吟《梁父》，淚流如雨。
較早將這篇佳作介紹給廣大讀者的，有胡云翼先生編注的《宋詞選》。書中評論道：“這首詞大約是1129年金人大舉南侵以后的作品。當時艱危的局勢深刻地影響了作者。在他的《樵歌》里，這是對國事最關懷、寫得比較沉痛的篇章。”總體把握堪稱允當，可惜的是具體注釋中卻頗多誤解，一篇之要旨幾乎全未道著。后出的各種選本和鑒賞集，又大抵沿襲胡氏而踵其誤，故不可不辯。囿于篇幅，這里先揀最重要的兩條說一說。
其一，胡注曰：“塵昏白羽——戰爭搞得天昏地暗。塵，塵土。白羽，箭名。又一解釋：白羽指的白羽扇，用來指揮軍事。”按此四字實為用典，語出李白《北風行》詩：“別時提劍救邊去，遺此虎文金鞞靫。中有一雙白羽箭，蜘蛛結網生塵埃。箭空在，人今戰死不復回。”朱詞用此，著眼當在“救邊人死”一義，似是悼念一位死于國事的抗金英雄。
征之于史，此人非宗澤莫可當之。據《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宋史》《宋史紀事本末》《續資治通鑒》等史籍，宗澤自高宗建炎元年（1127）六月始任東京留守，為宋軍的前線主帥，率所部屢挫金兵。金人憚其名，呼他為“宗爺爺”。他在北方聚兵儲糧，聯絡中原義軍、燕趙豪杰，自謂恢復神州的大業指日可待，前后二十多次上書奏請高宗御駕還京，但都被奸相黃潛善、汪伯彥扣壓遏止。黃、汪既忌其成功，又對他無端猜疑，竟至派員監察，致使他憂憤成疾，于建炎二年（1128）七月歿于任所。臨終時，他借用杜詩嘆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涉及家事，連呼三聲“渡河”而卒。朱詞所謂“妖氛未掃”“英雄何處”，豈不正與宗澤臨終所嘆之語相合？朱詞所謂“奇謀報國，可憐無用”，豈非即指宗澤二十多封奏章皆為奸相所抑？宗澤一身系天下安危，其死震動一時，史載東京百姓號啕慟哭，三學之士千余人為文吊祭。想來朱敦儒不會不知此事，也不會對此無動于衷。又，宗澤死后，杜充繼任，盡反宗澤所為，頗失人心，豪杰紛紛散去，故中原很快便落入金人之手。建炎三年（1129）十月，金兵大舉渡江。次年正月，高宗倉皇航海躲避。朱詞中有“鐵鎖橫江，錦帆沖浪，孫郎良苦”等語，料當作于此時或稍后，上距宗澤赍志以歿僅一年半，固應記憶猶新。值此國運岌岌可危之際，詞人懷念抗金英雄宗澤，嘆其恢復神州的奇謀不為朝廷所用，豈不是順理成章的么？
其二，胡注曰：“愁敲桂棹兩句——敲著桂樹做的棹（打拍子），吟誦《梁父》詩，以發抒自己的悲愁。……《三國志·諸葛亮傳》載諸葛亮好為《梁父吟》。這里作者以隱居南陽、關心天下事的諸葛亮自比。”按朱敦儒此前隱居洛陽，與諸葛亮早年隱居南陽確有現象上的相似之處。但據《宋史》本傳，朱氏隱居洛陽時，是位純粹的隱士，并無意于政治。欽宗召他至東京，欲授以官職，他固辭道：“麋鹿之性，自樂閑曠，爵祿非所愿也。”終究拂衣還山。從本質上看，他與諸葛亮還是有很大差別的。因此，說他的“悲吟《梁父》”是以諸葛亮自比，恐未必然。況且，其“淚流如雨”的情態，也與史傳和人們心目中諸葛亮處變不驚、臨危不懼、胸羅甲兵、鎮靜自若的形象相去太遠。如硬說詞人以諸葛亮自比，只好算作宋人謔語之所謂“帶汁諸葛亮”，笑柄而已。（宋岳珂《桯史》卷十五載，南宋大將郭倪平素以諸葛亮自許，題扇曰“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后來在“開禧北伐”中被金人打得大敗，自料局面無可挽回，對客淚流滿面。彭傳師為人好謔，當時在座，親見其事，對人說道：“此帶汁諸葛亮也。”）
或問：那么，諸葛亮好為《梁父吟》而朱敦儒“悲吟《梁父》”，若非自比，又將何說？答曰：這個問題須從《梁父吟》詩為何物說起。《梁父吟》，古樂府詩題。現存最早的一首《梁父吟》，舊題諸葛亮作，詩曰：“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累累正相似。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氏。力能排南山，又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所詠乃《晏子春秋》中齊相晏嬰用陰謀手段除去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等三勇士的故事。如果我們把注意力集中到這故事上來，就會領悟：詞人之所以“悲吟《梁父》，淚流如雨”，實與諸葛亮之好為《梁父吟》無關，而是有感于晏嬰之“二桃殺三士”！這幾句詞的意思仍從上文傷悼宗澤的話題貫通下來。晏嬰是齊國的宰相，黃潛善、汪伯彥則是宋朝的宰相，二者擬比甚切。晏嬰沒有親手去“殺三士”，但三士之死，他是罪魁；黃、汪也沒有親手去殺宗澤，但宗澤之死，他們是禍首：兩事性質相近，亦有可以聯類而及的地方。（《晏子春秋》中“二桃殺三士”的故事，近于小說家言，未必是信史。但詩詞中每用為典故。又晏嬰是春秋時杰出的政治家，而黃潛善、汪伯彥則是奸臣，本不相侔。但比喻總是跛足的，不可能處處吻合。詞人這里是站在與《梁父吟》詩作者同樣的立場上，對“二桃殺三士”故事里的那個“晏嬰”持否定態度。又，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卷四一《梁甫吟》解題曰：“梁甫，山名，在泰山下。《梁甫吟》蓋言人死葬此山，亦葬歌也。”“甫”同“父”。從這樂府古題的本義來看，也可見朱詞之“悲吟《梁父》，淚流如雨”是對死者的哀悼。）
如此讀解，則整個下片前后關照，鉤鎖緊密，一氣沆瀣，一意周旋，是不是顯得更有章法、也更符合詞人的創作實際呢？（附帶提一筆，在胡云翼先生之前，龍榆生先生于1956年至1958年間撰寫了《試論朱敦儒的〈樵歌〉》一文，說此詞“回首”以下云云，也持有類似的意見：“這關系整個民族的生死斗爭，不是什么搖搖鵝毛扇所能辦得了的，自己也正在追悔著為什么不早些盡點心力來圖補救呢？”但這篇文章當時未發表，直至龍先生去世多年后，才于1993年在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詞學》第十一輯上刊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