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一個歷史世紀的文化背影

□ 胡正良

　　簡介：

　　錢穆（1895—1990），字賓四，江蘇無錫人，中國近現代歷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國學大師。畢生弘揚中國傳統文化，高舉現代新儒家旗幟，在海內外產生了巨大影響。中國學術界尊之為“一代宗師”，與呂思勉、陳垣、陳寅恪并稱為“史學四大家”，代表作有《先秦諸子系年》《國史大綱》《朱子新學案》等。

　　一

　　一個人在一個百年的歲月里獨自擁有96個屬于自己的生命年輪，并在漫長而持續的讀書、教書、著書之中漸成一道歷史風景、一座文化坐標、一幀世紀背影，這是十分罕見的。

　　這個人，如果放在生活的戶口本上去檢索，他叫錢穆，出生于江蘇無錫一個叫七房橋的小鄉村；如果走進當代學術的牌坊里去拜謁，他居于牌坊的醒目位置，上書“一代儒宗、歷史學家錢穆先生”。

　　說起錢穆先生，我真正靜下心來凝望那幀屬于一個歷史世紀的文化背影，是上世紀90年代以后。那時，國學熱、文化熱正漸次升溫，錢穆的名字經常出現在報端和一些專家學者的評論文章里。作為一個曾沉潛于歷史云煙深處打撈過詩詞歌賦的碼字人，我不想也不愿錯過這次文化尋根、歷史尋根的機會。新千年的前夜，我參加完國畫大師李可染先生徐州故居藏品展開幕儀式后，一次非正規的文友相聚，一位歷史學博士的一番宏論，加快了我走近錢穆先生的步伐。

　　二

　　書是錢先生的命，是錢先生輸入脈管的血。走近錢穆先生，當從走近錢穆先生的書開始。

　　在錢穆先生卷幅浩瀚的著述里，《先秦諸子系年》是不可不讀的一部。《先秦諸子系年》的成書時間長達十年。十年的風雨兼程換來了錢穆的一鳴驚人。

　　1923年秋天，已有十年多家鄉小學教齡、近一年廈門集美中學執教經驗的錢穆，經著名學者錢鍾書的父親、國學大家錢基博推薦，入無錫江蘇省立第三師范學校講國文，在講授《論語》的同時，開始考訂孔子生卒行事，啟動《先秦諸子系年》的寫作。在此后四年的時間里，錢穆一邊教學，一邊向同為三師教員的錢基博等大家問教學術，開始了早期的教學、研究、交流、著述生涯。

　　1927年秋天，在無錫三師同事胡達人的推薦下，錢穆轉入蘇州省立中學任最高年級的國文老師。學術氛圍甚濃的蘇州中學，鞭策錢穆在著述上更加勤奮，先后寫出了《國學概論》《墨子》等不俗之作；與此同時，《先秦諸子系年》所涉及的諸子考辨各篇，也在授課講義的基礎上先后梳理成章。

　　1929年，就在《先秦諸子系年》初稿基本完稿之時，錢穆與當時學術界、史學界的兩位泰斗級人物相遇了。這兩位人物分別是：古史辨派領袖、史學大師顧頡剛，經學奇才、著名歷史學家蒙文通。

　　1929年9月，剛剛受聘燕京大學教授的顧頡剛回蘇州省親，在陳天一的促成下造訪錢穆。在蘇州中學并不寬敞的宿舍里，顧頡剛把目光投向了錢穆剛剛完成的《先秦諸子系年》初稿。面對這個中學教師的心血之作，一向身居學術高位的顧頡剛驚詫佩服不已，誠索此稿帶回家中閱讀。幾天后，錢穆回訪顧頡剛，顧頡剛對錢穆的考據功夫和史學才華大加贊賞，當即決定推薦錢穆到中山大學、燕京大學任教。

　　顧頡剛離開后的那個冬天，雖然寒冷異常，但錢穆卻感到非常溫暖。一則顧頡剛的慧眼識人，讓錢穆增加無窮暖意；二則著名歷史學家蒙文通的專程到訪，讓錢穆遇見了難尋知音，迸發了靈感火花。在歷史文化名城蘇州，兩位神交已久的朋友俯仰湖天，暢談今古，自然把話題集中到了《先秦諸子系年》上。一向褒言吝嗇的蒙文通，對錢穆的獎掖之詞如滔滔江水。經其推薦，《先秦諸子系年》初稿中的墨學諸篇，公開發表于南京的一家雜志上。

　　這就是冥冥之中的命運安排：錢穆與顧頡剛的相遇，改變了他的生活軌跡，改變了他的學術人生，使他從蘇州中學一步登入中國學術的最高殿堂，并從此牢牢地站在20世紀中國學術的制高點上，風光無限，輝耀群倫；錢穆與蒙文通的相遇，為我們研究和了解錢穆的早期學術活動、閱讀錢穆的早期著作，尤其是客觀評價《先秦諸子系年》的歷史價值，找到了被官方最早認可的學術文獻。1929年之于錢穆，乃新生之年，轉折之年。

　　在顧頡剛的大力推薦下，1930年9月，錢穆辭別蘇州中學，前往古都北平，在學者薈萃的燕京大學任大一大二國文課講師。在未名湖畔，錢穆猶如龍入滄海，馳騁遨游于中國學術的心臟之地。他在教學之余，全身心地浸泡在燕京大學的圖書館里，利用其豐富的藏書資源，除逐字逐句修改《先秦諸子系年》在引述、體例、考辨等方面的錯誤外，還寫出了《周官著作時代考》等在北平學術界有一定影響的著作。

　　1935年12月，《先秦諸子系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成為民國時期學術界的一件盛事。在這部書中，錢穆對中國學術的卓越貢獻在于：以比較權威的《竹書紀年》訂《史記》之誤，填補了中國歷史重大轉型時期的研究空白，重建了先秦諸子的學術氣脈。顧頡剛在《當代中國史學》中說：“錢穆先生的《先秦諸子系年》，雖名為先秦諸子的年代作考辨，而其中對古本《竹書紀年》的研究，于戰國史的貢獻特大。”

　　三

　　1924年，《東方雜志》摘要發表了史學大家梁啟超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這部名著；此時的錢穆正在無錫三師任教，通過雜志閱讀了梁著的一些章節。梁啟超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以清代漢學為宋學的全面反動為基調來謀篇布局，重點闡述的是清代漢學與宋明理學的對立面。

　　錢穆敢于向權威挑戰，從梁著一發表就不贊同這一在當時很有影響很有市場很有地位的學術觀點。20世紀30年代初以后，他擁有了闡述自己的學術見地、全面批駁梁論的舞臺和機會。

　　1931年夏天，錢穆在蘇州西花橋巷28號的家中等到了北京大學的聘書，正式出任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當年秋，錢穆在北京大學主講中國上古史和秦漢史課，為正面交鋒梁啟超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做鋪墊。

　　“九一八事變”后，中國通史課成為大學必修課。北京大學據此提出由錢穆和陳寅恪分別主講該課的前后半部。錢穆認為，通史要體現一線貫通的氣韻，就不能分而授之，遂毛遂自薦，要求一人獨立完成全部。1933年秋天，北京大學接受了錢穆的請求，聘請他一人講授中國通史課。至此，錢穆登上了中國史學講壇的最高端，在以后四年的通史講授生涯里，他創造了一個時代的輝煌，鑄就了一個時代的華章。

　　北大的學術風氣，讓錢穆如魚得水，使其在書山史海中盡情遨游。他在講史的同時，以講義的形式把標靶一點一點地指向梁啟超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由于當時梁啟超去世沒多久，錢穆的這一指向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

　　錢穆在此時完成的名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雖與梁著同名，但觀點卻有很大差別。錢穆把視野放置于宋明理學的傳統要義在清代漢學的繼承與發展上，提出清代漢學淵源于宋學，“不識宋學，即無以識近代也”的著名論斷。應當說，這個論斷與當時居于主流思想的梁論是背道而馳的，但就綿延了五千多年的中華文化而言，它似乎從未產生過斷層，即使史上幾個外族問鼎華夏，一統河山，其文化也是兼容并蓄，不斷前行的。因此，就是從今天的視角去審視錢穆，他的見解仍然擲地有聲，振聾發聵。

　　當然，作為中國文化史上的一部名著，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僅有這些是不夠的，提綱挈領地去解讀去考察，它的思想精髓在于：高揚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宋學精神，彰顯明清諸儒不忘種姓的民族氣節，為增添國人的民族意識和愛國情懷送一洪鐘大呂，點一指路燈火；它的卓越見地在于：以明清時期的黃宗羲、王夫之、曾國藩、康有為等51位學術人物的思想承襲為核心，把學術思潮的發展變遷放置于思想史本身的矛盾運動中去分析評判，從中國自身的傳統文化和思想資源中尋找思想史發展的內在邏輯力量，為后世論人寫史建筑了標志性物什，為開史學研究之先吹進一股強勁的東風，提供著方法論的借鑒。

　　四

　　國運不昌，戰亂頻繁，這樣的舞臺給戰士提供了譜寫革命英雄主義史詩的機會；而對于錢穆先生這樣的純粹學者，則是提供了面對破碎河山，生憂患意識、揚民族精神的生動教材。他的傳世名作《國史大綱》就是在這樣的人文環境里孕育的。

　　“盧溝橋事變”后，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不久北平淪陷，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三校合并，在湖南長沙組建臨時大學。隨著日軍的戰火燒進南京、武漢和長沙，長沙臨時大學只好入滇轉進昆明，改名西南聯大。由于校舍不足，文學院設在遠離昆明的中越通商口岸城市蒙自的海關內。錢穆、朱自清等人經過68天的跋山涉水，行程1700多公里，于1938年4月先后抵達昆明和蒙自。

　　蒙自山清水秀，環境幽雅怡人，著實是高士寄情山水、放飛理想、著書立說之世外桃源。1938年5月，錢穆開始在教書之余卜居宜良巖泉寺整理舊稿，正式寫作《國史大綱》。1939年6月，《國史大綱》全稿殺青。在經歷重重審查后，直到1940年6月才獲出版。

　　《國史大綱》我系統地讀過兩遍，與錢穆先生的跨時空心靈碰撞持續了半年之久。最明顯的感受是覺得《國史大綱》至少在五個方面作出了開創性建樹：其一，標志著錢穆史學體系的形成，實現了他從疑古到信古、從考據到義理、從歷史研究到文化研究、從考史到著史的歷史性轉變。其二，錢穆第一次明確地把文化、民族與歷史三者聯系起來考察，成為20世紀文化民族主義史學派的代表人物。其三，錢穆從強調文化是民族國家認同的基礎出發，對新考據學派所持的史學觀進行了批評，集中彰顯了中國的文化民族主義思想，這對抗戰期間以史為鑒，從民族的記憶中找回自尊和自信，激發國人的民族意識，發揮了重要作用。其四，作為一部章節體兼顧綱目體的通史著作，突破了傳統史學著作只重政治制度的綱目體例，全方位展示中國不同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藝術、宗教等社會生活的全貌，這種全新的著史方法影響了一代又一代治史人。其五，以史學為路標拓展新儒家思想，既突出儒學精髓，又接揚春秋傳統，建立了一柱擎天的新儒家史學。

　　時光如水，悄無聲息。《國史大綱》在時間和讀者的長期考驗里，已經化作一座文化的坐標。由此，我想到，錢穆如果沒有開放的眼界，沒有強烈的民族文化意識，僅僅局限于古史考辨，在歷史的斷壁殘章里繞彎彎、求余韻、找枝葉，他的文化高度、歷史成就斷然不會這么高。錢穆是歷史和時勢造就的領一代風騷的史學大師。

　　五

　　錢穆一生對朱子情有獨鐘。幼時讀朱子，開啟懵懂心智；年輕時教朱子，傳播先賢思想；中年和晚年時寫朱子，解剖和闡發新儒家真諦。

　　我曾讀過多位學者撰（編）著的《中國思想史》，大致的意見是，在儒家思想的流變史里，經歷了兩次高峰。一次是以孔子思想為主要代表的儒家思想創制時期，一次是以朱子為代表的宋理學集大成時期。在朱子的理學體系里，孔子的思想得到了傳承和發展，為儒學重獲新生機，發揮新精神，矗立了八百年不倒的精神雕像。

　　秋陽絢爛，秋水蒼茫。錢穆向朱子邁開的最關鍵一步是在他的晚年時期。而在這之前，他為治朱子學所做的準備和嘗試，占據了他生命中的一半時光。

　　1949年，錢穆隨任教的廣州華僑大學遷往香港，“希望在南國傳播中國文化之一脈”，從此開始了長達近半個世紀的漂泊生涯。在客居香港的16年里，錢穆以教育家和學者的雙重身份活躍在教育及學術舞臺上。他與唐君毅、張丕介等歷盡千辛萬苦，一同創辦新亞書院，親自擔任院長，直到以新亞書院為主體之一，成立著名的香港中文大學，才辭職赴臺，為香港教育史留下了光輝一頁；他繼續主講中國通史課，為弘揚國學精粹，傳播傳統文化，擔當先鋒，為人師表，培養了一大批國學通才；他時刻不忘朱子，在緊張的辦學教學之余，仍潛心朱子的研究，先后完成了《宋明理學概述》《朱熹學述》《朱子泛論心地功夫》《朱子的史學》等全方位掃描朱子的著作，這些作品為錢穆晚年歸宗朱子、“綜六藝以尊朱”鋪設了道路，埋下了伏筆。

　　1965年6月，錢穆正式卸任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校政職務，攜夫人胡美琦于7月赴馬來亞大學中文系講授中國學術思想課程，專讀《朱子語類》，八個月后返回香港。1967年7月親赴臺北，尋覓新居。新居位于臺北市郊區士林外雙溪。1967年10月，錢穆夫婦正式遷居臺北，1968年7月入住古樸而典雅的外雙溪素書樓。在此后的20多年里，素書樓見證了錢穆晚年生活與學術活動的點點滴滴。

　　往事如煙，先賢如夢，纏繞了錢穆的大半生。現在終于有了全身心投入朱子的機會，幾十年的日積月累，使《朱子新學案》呼之欲出。1969年11月，錢穆以三年之功，在素書樓完成了他一生中最長的單部著作《朱子新學案》。

　　《朱子新學案》皇皇五大卷，逾百萬言，1971年9月出版后，立刻在海內外漢學界引起廣泛共鳴，成為一部享有世界聲譽的中國文化名著，不少學者據此把錢穆尊稱為“當代朱子”“新時代的新朱熹”，是能夠經受住考驗和推敲的。

　　我讀的《朱子新學案》是漢字簡體版本。讀它，我讀得很辛苦很投入很亢奮，常常隨著錢穆的情感一同律動，隨著錢穆的筆觸一同悲喜，隨著錢穆的思索一同凝重。在錢先生的學案里，八百多年前的朱子活了，朱子的思想活了，正統的儒學活了。

　　當然，一部深奧玄妙的《朱子新學案》，光粗枝大葉地翻閱，尋找點毛皮，是不會有多少收獲的，它需要心無旁騖，虔誠地走近、走進，才能真正把握其思想內核，真正感受它的無窮魅力，進而理解它，讀懂它。在這里，有幾個問題希望引起讀友們的關注：第一，冠于篇首的長文《朱子學提綱》要細讀精讀。這篇提綱集全文論點、思想之精粹，以詩化的語言，對儒學史、中國學術史進行了簡明扼要的歸納與概括，其匠心其凝練其深刻，舉世無二人能及。第二，全書的框架設計要仔細咀嚼回味。《朱子新學案》分五卷兩大部分。第一、第二卷為思想之部，由理氣和心性分而承之，妙論宇宙本體之形上學；第三卷為專論，詳析詳解詳察朱子思想之發展及其在當時理學界之地位；第四、第五卷為學術之部，以經、史、文學三足而輝映成章。此種架構，條分縷析，貫通了朱子思想之淵源之要義之演進，為全面認識朱子儒學上升一新高度。第三，作為集大成者的朱子要重新認識。在《朱子新學案》里，錢穆顛覆長期定位于朱子身上的哲學家、思想家之限，以思想、經學、史學、文學之四脈，全方位還原朱子的哲學家、思想家、史學家、文學家本色，大力彰顯朱子納吐百家、博采眾長之儒宗氣魄，使其與孔子呈雙峰對峙之勢。

　　就錢穆先生同時代的國學大家而言，他的書是較為好讀好懂的，是最為中國化的。原因很簡單，他沒有正式留過洋，沒有接受過正統的洋文化教育，不會輕易把洋主義、洋文字拿到書中貼標簽、兌水分；他一生鐘情于中國的傳統文化，一生耕耘和收獲于中華歷史文化的肥田沃野。他一路行走在經史子集之間，兼收并蓄，和而不同。他用近乎一個世紀的時間，開辟了一塊廣闊無垠的精神大陸，點亮著中華文化的長天厚宇。錢穆是中國歷史文化造就的繼往開來的一代儒宗。

　　六

　　錢穆一生執著于中國歷史文化，為弘揚中華文化殫精竭慮。

　　晚年的錢穆在懷舊與展望的時空里踽踽前行。和他同居一島的余光中先生，早年以《鄉愁》一詩名播海內外，他的“鄉愁”在煎熬了近半個世紀后，終于有了登上大陸化解離愁的機會。而那“一灣淺淺的海峽”之于錢穆先生，卻只能夢里神游，魂里飛渡，鄉愁至死未曾消融。他在《八十憶雙親》里，情真意篤，盡情懷戀和追憶早年時光；他在最后完成的《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一文里，用畢生體悟，對“天人合一”提出新解，認為“天人合一”觀，是中國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貢獻的一種主張，認為此下世界文化之歸趨，恐必將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宗主。1990年8月30日，錢穆帶著對故鄉的依戀，帶著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敬意，在臺北無疾而終。1992年1月9日，錢穆的靈骨越過海峽，安葬在他曾經生活和工作過的地方——蘇州。

　　錢穆走了，他一生以歷史人物為主要研究和著述對象，他最終也走進了這個不朽的隊列里。他用一千多萬個漢字為中國文化畫出了一道美麗的錢氏弧線，一步一步地到達了中國20世紀的文化峰頂。

　　2005年一個暑氣未盡的夏日黃昏，我在蘇州出差之余，專程來到蘇州吳縣西山俞家渡，拜謁錢穆先生的墓地。在西南太湖的這片浩淼煙波里，那塊風景秀麗的石坡地成為錢穆先生魂歸大陸的最后歸宿。站在寫有“無錫七房橋錢穆先生之墓”的墓碑前，千言萬語竟不知從何說起。那就對錢先生的墳冢深深地叩個頭吧，在我彎下身子的一剎那，我看到，埋葬先生的山坡，也埋葬著一段文化的歷史，陪著先生入眠的書籍，也記錄著先生一生的精神苦旅。那條從墳冢曼延開去的小路，宛如一道清晰的背影，宛如一條鋪滿鮮花的神道，從20世紀一直通向先秦諸子。

　　起霧了，那不是霧啊！那是無錫七房橋慢慢升起的炊煙，那是北大未名湖悄悄涌起的波瀾，那是香江新亞書院輕輕散落的云雨，那是臺北素書樓緩緩垂落的旌帆。

　　霧像一個驚嘆號，感動著錢穆先生給予我的那個北方少雪而南方雪災、凍雨肆虐的漫長冬天。

　　作者簡介：胡正良，1969年12月出生，江蘇徐州人，研究生學歷，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書法美術評論家，康德哲學研究學者，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