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巨匠高二適（九）

□ 曹洋

　　三、人生宣言④

　　高二適兩處政治并不矛盾，此處的政治即是世俗的政治，而不是詩人自我的政治。詩人高二適的政治是屈原的“哀民多艱”的憂愁，是杜甫家國天下的情懷以及傳統仕人骨子里的文化守護精神，是根植于儒家的積極的用世觀。具體表現形式就是用世觀指引下的書齋里的文字表達，包括詩歌創作、學術及書法。高二適曾在1936年明確提出“以禮治國”的政治主張，但其本質仍是文化治國。“以禮治國”是高二適前半生的基本政治理想，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后基本上就很少提及了。需要指出的是，高二適拒絕世俗的政治不是無奈的退場，也不是無能的潰敗，更不是處在“人中難得九方皋”的境遇，相反他比其他人的機會要多得多。比如當時的風云人物之一，在國民黨高層頗有話語權的章士釗，自與高二適相識就自始至終賞識他，提攜他。章士釗在各種場合，采用各種方式舉薦高二適，但是高二適從未有一點“政治覺悟”。1937年，高二適被舉薦到立法院任孫科的秘書，后來孫科還將自己的私人圖書館交由高二適管理。不要說章士釗，就單單孫科一句話，高二適完全可以得到至少是政治上的一些符號，但是他沒有，而且他在進立法院之際就與執事者商定“三不”盟約：“不入黨，不參與政治活動，不受訓。”

　　“三不”盟約是高二適自我政治的自覺，也徹底封死了自己的政治仕途，不留一點余地，干脆，決斷。注意1937年這個時間節點，這是他從一個鄉下教師一步走進國民政府權力部門的關鍵點，也是他蟄居鄉下，慨嘆“好風難遇”，恰可一展抱負的大好機會，他卻戛然而止。這不是意氣用事，應該是深思熟慮后的人生選擇。這中間發生了什么，不得而知，但從他那一段時間與韓國鈞大量的通信中感知，這樣的選擇是自然的，是出于本心的，也是他詩心選擇的必然結果，所謂本真即是內外的一致。再從高二適日后一系列的言行看，他對此選擇從來沒有絲毫悔恨，相反，對自己的政治觀與學術觀矢志不渝且頗引以為傲。

　　至于學術，高二適早在鄉下就已經開始做了。1933年夏，他從北平回來，一面接管立達小學，一面從事學術研究，其自述：

　　此時父親亦已年邁，他的門徒十余人，即全歸其教讀，從此一面研求學術，一面課讀，當時游從極盛，足不出戶，計兩年余。

　　政治與學術，維其性命。高二適1942年高調公開宣揚自己的使命，是方向，是自勵，也是自信，這既是對過往的總結，也是對未來的規劃。政治與學術兩途是高二適一生的基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