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通過新華社的同仁，報史館工作人員輾轉聯系上新華烈士黃君玨的兒子黃繼佑。因黃繼佑年歲已高，一直是黃繼佑的女兒黃英代替父親，耐心地與報史館工作人員溝通。工作人員向他們介紹了報史館，其中新華烈士部分，陳列有黃君玨烈士的照片和簡介。黃英表示非常感謝，并說：“奶奶的一生非常傳奇，犧牲得也是轟轟烈烈。”

　　81年前的1942年5月下旬，日軍向太行山八路軍總部、新華日報華北分館等機構發動了“鐵壁合圍”的“大掃蕩”。新華日報華北版社長兼總編輯何云率報社機關隨八路軍總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向外線轉移。黃繼佑的母親黃君玨當時為新華日報華北分館會計及秘書主任。

　　黃君玨和報社部分同志隱蔽在太行山區的莊子嶺一帶（今河北涉縣和山西左權交界一帶），被日軍發現，最后跳崖犧牲，壯烈殉國，年僅30歲。在這次掃蕩中，新華日報華北分館員工，和黃君玨一起犧牲的，還有包括社長兼總編輯何云在內的其他45名烈士。

　　母親犧牲時，黃繼佑才出生三個多月，81多年來，他對母親的思念從未停止過，并于2022年，母親離開八十周年之時，寫下了這篇《母親犧牲八十年祭》，將對母親的思念付諸筆端。這次黃英代表父親將這篇文章交給新華日報報史館，并同意公開發表，以承繼先烈精神。

　　在國慶74周年及第10個烈士紀念日到來之際，讓我們眼含熱淚共讀這篇祭文，緬懷先烈，觸摸新華日報那融入血脈的紅色基因。

母親犧牲八十年祭

　　母親犧牲已經整整八十年了。八十年來，對母親的思念從未停止過。我從一個嗷嗷待哺的嬰兒，變成了一個耄耋老翁，這種思念越來越強烈，直至不能自已。

　　八十年前的那個冬天，日寇的春節大掃蕩剛被打退，《新華日報》（華北版）的同志們陸續返回駐地。隊伍中，母親挺著大肚子艱難地行走著。半路途中，在一塊玉米茬子地邊，一個幼小的生命便降臨到太行山這飽經戰火的土地上。“是我給你接生的，因為在這些女同志中，我最大，而且生過孩子。算是最有經驗的了。”很多年以后，董玉馨阿姨這樣告訴我，“我陪她在一個小村子里只休息了三天，然后就返回了駐地。你媽媽把你托付給山莊的老鄉，馬上就投入了工作。三個月后，你媽媽就犧牲了……”

　　我從小就沒有了母親。我多么希望能在媽媽的懷抱中，喊一聲“媽媽”啊！但是這只能是一種奢望。小時候，大人告訴我，媽媽是烈士，是英雄，犧牲在太行山上。我并不懂得“烈士”、“犧牲”是什么意思，只知道媽媽去了很遠很遠的地方，我再也見不到媽媽了。媽媽！你在哪里呢？

　　二十年后，我終于見到了媽媽！師范畢業后，我被分配到官廳湖畔的一所小中學里教書。六二年的暑假，我回濟南探親。大姑把我叫到她家，拿出一張像片，說：“這就是你媽媽！”

黃君玨夫婦合影（黃繼佑提供，下同）

　　像片上有兩個人。左面瘦瘦的是我爸爸王默磬，濃重的眉，高直的鼻，略厚的唇，顯得精明干練的樣子。右邊的女子短發，瓜子臉，淡淡的眉毛略有點彎，大大的眼睛黑白分明，既聰敏又溫柔，嘴角微微上翹，露出含蓄的笑意。這就是我的媽媽嗎？二十年了，我終于見到媽媽……像片只有小二寸大，泛著陳舊的黃色。背面有一行題字：“母親大人：這是您兒子和兒媳的照片。您的兒媳已于1942年6月2日犧牲，剛三十歲。她的忌日也是她的生辰。”望著相片，我心潮澎湃，思緒萬千，我咬緊牙，忍著淚，久久地沉默著，沉默著，心里默默地不停地叫著：“媽媽，媽媽……”

　　從此，這張相片便成為我最珍貴的物品，我小心地珍藏著，珍藏著。“文革”時期，我也沒能幸免。但是，存在于心中的媽媽給了我面對困境，克服困難的力量。

　　“文革”后，撥亂反正，全國形勢越來越好。我終于聯系到父母的許多戰友、親戚、同學，通過他們的講述，我了解了母親投身革命三十年的戰斗歷程。

　　我母親叫黃君玨（原名黃維祐），湖南湘潭人。1912年出生于一個舊官僚家庭。我的外祖父早年追隨孫中山革命，曾任孔祥熙的機要秘書，后來外放，做過幾任財政局長。家庭應該還是相當不錯的。但是媽媽卻不愿意過這樣安逸舒適的大小姐生活，毅然投身革命。媽媽十四歲加入共青團，次年遭逢馬日事變，長沙白色恐怖日益嚴重，媽媽被迫逃離長沙，十五歲的她夜渡洞庭湖，只身到上海求學。

黃君玨讀書照

　　1929年考入復旦大學經濟系。

在復旦大學課余，與同學合影，右二為黃君玨

1930年，作為復旦大學女生代表，照片刊登于《圖畫時報》

　　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積極投身于上海學生的抗日救亡運動。

黃君玨復旦大學畢業照

　　1933年大學畢業后，又在同濟大學讀研究生，同時加入了共產國際領導的遠東情報局，從事秘密工作。由于媽媽機智勇敢，膽大心細，工作卓有成效，受到情報局領導人華爾頓的器重。1935年，組織里出了叛徒，媽媽機警地掩護打入武昌剿匪行轅的劉思慕夫婦全家逃離了國民黨特務的虎口，自己卻被逮捕了。國民黨為顯示自己的“公正民主”，在武漢舉行公審（即轟動一時的“怪西人案”）。媽媽在法庭上怒斥叛徒的卑鄙無恥，又掩飾了蔣學杰（原名蔣俊瑜，媽媽的中學和大學同學）的組織關系。后來蔣阿姨家交了一筆巨款終得以釋放。媽媽被判處七年徒刑。我父親則是由叛徒陸海防帶領特務去逮捕的，后被判五年徒刑。

　　西安事變后，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全面抗戰爆發。母親由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保釋出獄。派往長沙開辦婦女難民工廠，收容了許多流亡婦女，使她們在生活上有基本保障，也能對抗戰有所貢獻，父親也由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保釋出獄，來到長沙，與母親結為夫妻。

　　1938年，我父母被派往山東工作。臨行前，媽媽跪在我外祖母面前，滿面熱淚地說：“媽媽，自古忠孝不能兩全，為了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女兒要離開您去打日本鬼子，請您原諒女兒的不孝。”母親毅然北上抗日，不料，此一去竟成永訣。

　　1939年，我父母被派往太行，起初在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任編輯，次年出版社并入《新華日報》華北版。

　　《新華日報》（華北版）在敵后辦報，環境艱苦，物資匱乏，危機重重。同志們齊心協力克服了重重困難，把報紙辦得有聲有色，成為宣傳抗戰、鼓動抗戰、指導抗戰的重要陣地，是根據地廣大軍民不可一日或缺的精神食糧。因此，日寇對報社恨之入骨，把報社列為重點打擊對象，報社的同志一面出版發行報紙，一面手握鋼槍與敵人戰斗，生活既艱苦緊張，又斗志昂揚，母親很快就溶入了這團結緊張的戰斗生活之中。

　　媽媽在報社經理部任會計師，主管報社的財會工作。在媽媽的主持下，制定了一系列的管理條例，完善了財會的規章制度，報社的一切經濟開支都要經過她的審核之后方能投付使用，因此深得報社領導的信賴。媽媽還擠出時間給同志們講授經濟管理方面的知識。她寫的《關于抗日貨幣政策的實施問題》，對敵后抗日根據地我黨的經濟政策及邊幣、法幣的關系作了深入的剖析。發表在1940年8月7日的華北《新華日報》上。父親在報社擔任電務科長，工作認真負責，深得群眾好評。他們二人曾被評為邊區的“模范夫妻”。

　　在敵后辦報，最大的危險來自于敵寇的反復掃蕩。敵強我弱，為避其鋒芒，每逢掃蕩，報社都要“舉家遷徒”。《新華日報》（華北版）1939年1月創刊，43年9月30日改版，四年零九個月的時間，報社大搬遷八次，每次掃蕩都會給報社造成一定的損失。損失最慘重的是42年的五月大掃蕩。在反掃蕩中，左權將軍壯烈犧牲，社長何云也犧牲了，報社共犧牲了46位同志，我的母親也是其中的一員。

　　1942年5月，日寇糾集了三萬兵力，對太行山區八路軍領導機關所在地實行所謂“鐵壁合圍”，妄圖將我軍一舉殲滅。敵人在麻田、儒城、黃澤關一帶的山區，形成半徑25里的重重包圍，進行梳篦式的反復清剿。戰斗慘烈異常。經過幾番撕殺，大部隊沖破敵軍包圍，轉移到外線作戰。報社同志一部分隨部隊突圍出去，一部分化整為零，分散游擊。媽媽生我后，一直未得休息，身體虛弱，未隨報社同志行動，先期帶領十幾位同志隱蔽在莊子嶺一帶的大山中，白天藏身草窠山洞，晚上出來找些食物。

　　6月2日上午，日寇一支百余人的搜山隊順著西山梁過來，從北面的緩坡登上了莊子嶺南面的小五臺山，小五臺山是由西而東的五個相連的小山峰，最東面的叫道士帽山，因其山頂方方正正像道士的帽子而得名。道士帽山的東面是一片懸崖，七、八十米高，百十米寬，如同一面巨大的墻壁，垂直聳立，高不可攀，懸崖中部，橫貫一條尺把寬的小路，把懸崖分成上下兩部分。小路兩頭，各有一小山洞，洞高不過一米，深不到兩米。

黃繼佑拍攝的道士帽山東面的懸崖

　　當時媽媽和醫生韓瑞、電報員王健就藏身在北面的山洞中。敵人拉開大網似的隊形，由西向東搜索過來，一面胡亂放槍，一面高聲怪叫：“皇軍看見你了，快出來！”同志們依托山石草叢與敵周旋，直到下午三點多，敵人終于發現了懸崖北面的山洞，發現里面藏著幾個八路軍的女戰士，就想抓活的，不料剛接近山洞，只聽“啪”的一聲槍響，一個鬼子應聲栽下懸崖。敵寇再也不敢靠近山洞，只好讓漢奸在洞外喊話：“皇軍看見你們了，快出來吧！”“皇軍也優待俘虜！”……但是，《新華日報》的戰士個個都是硬骨頭，是決不會向敵人投降的呀！不管敵人怎樣亂喊亂叫，回答他們的都只有一陣又一陣的沉默……就這樣敵人進不了洞，媽媽她們也出不去，雙方就這樣僵持著，直到太陽快落山，狡猾的敵人爬上山頂，用繩索吊下柴草放火燒洞。剎那間，洞口烈焰騰騰，洞內濃煙滾滾，同志們嗆得快要窒息了。媽媽知道最后的時刻到了，媽媽握著槍猛地沖出洞口，向敵人連連開槍，高呼口號，聳身跳下懸崖……韓瑞和王健同志葬身火窟，壯烈犧牲。

黃繼佑拍攝的在黃君玨犧牲地的照片

　　藏身在附近的同志親眼目睹了母親犧牲的經過，眼看著自己的同志面臨犧牲卻無力救援。他們的內心是多么悲痛啊！許多年后，王友唐叔叔對我說：“你媽媽她們一直堅持到晚上，很不容易啊！她跳崖的情形，我和你爸爸看得清清楚楚，可是沒法去救……（當時他和我爸爸都負了重傷，被老鄉隱蔽在附近的山洞中。）”

　　程慶豐叔叔告訴我：“是你媽媽她們吸引了敵人的注意力，我們才能逃出來。我們都是文職人員，沒有武器，你媽媽是干部，有一支槍。她曾對我說：‘我有一支槍，三發子彈，兩發打敵人，一發留給自己，寧死不當俘虜。’你媽媽實踐了自己的誓言，她死得英雄！”

　　1976年，我拿到了民政部頒發的烈士證，上書：“黃君玨（維佑）同志系中國共產黨黨員，1942年6月2日在山西省左權縣反掃蕩戰斗中跳崖壯烈犧牲。”這是黨和國家對媽媽的最高褒獎。我親手做了一個鏡框，把烈士證鑲嵌在里面。我深情地撫摸著烈士證，熱淚盈眶，淚水中又浮現出母親跳崖的場景：母親跳崖時正值傍晚，其時紅霞滿天，映紅了太行的群峰。

　　我媽媽犧牲在太行山上，我爸爸在太行負了重傷。我一直希望能有機會親臨他們為之流血犧牲的熱土，憑吊犧牲的先烈，祭掃媽媽的墳墓，一盡人子之責。1986年5月，我有幸參加太行新聞烈士紀念碑揭幕典禮。來到了山西省左權縣（原名遼縣）麻田鎮，終于踏上了我父母為之流血犧牲的這塊神圣的土地。

　　好多的山啊！四面八方，重重疊疊，青綠色的山峰并著肩，排著隊，簇擁著一直延伸到天際；懸崖絕壁處處可見，裸露的崖壁呈現著黑紫色、紅紫色，特別觸目驚心。212吉普便在群山的山坡邊、谷壑間盤旋奔馳。只覺得怪巖峭壁撲面而來，又突然折向電掣而去。那天中午兩點，我們離開左權，晚上八點才到了何業涉縣的大巖村。當年太行軍區白求恩第二模范醫院就設在這里。離莊子嶺還有八里，汽車開不上去了。第二天一早，向導郭二叔便帶我們上山。近六十的人了，仍然精神矍鑠，步履矯健。他是當年的民兵，原先就住在莊子嶺上。出村向西，轉過一個山腿，迎面便是五座險峻的山峰，當地人稱之為小五臺山。最東面的平頂巨峰叫道士帽山，母親就犧牲在那里。九點多，我們來到了一片半坡，郭二叔指著一堆青石說：“當初，我們在崖下找到你母親的遺體，就是抬到這兒掩埋的，怕山牲口禍害，又把這些石塊壘在墳上，過了半個多月，才抬來棺木收葬。”郭二叔的眼睛濕潤了，“我們對不住烈士啊！那時候，太難了……”我強忍著眼淚，輕輕撫摸著青灰色的石塊，心里默默地念叨：“媽媽，您的兒子看您來了！”石塊冰涼，濕乎乎的，默默不語，石塊周圍環繞著疏密相間的灌木，樹葉間，偶爾透射過星星點點的陽光，更顯得格外陰冷潮濕，石堆上流動著淡淡的霧氣。

　　繼續前行，便到了崖底。好高大的絕壁呀！七八十米高，百十米寬，陡直地挺立著，幾乎和地面成90°角，城墻般矗立在我們面前。許久，我們才沿著石壁向上攀爬，上面用繩拽著，下面有人推著，在郭二叔他們的幫助下，我登上了懸崖。崖邊有一個山洞，洞口高約一米深約兩米，只能藏兩三個人。洞口已經有些坍塌了，洞口邊沿還可以看到煙熏火烤的痕跡。洞前是一條尺把寬的小路，橫貫整個懸崖。我長久地佇立著，淚水在無聲地流淌，眼前幻化出當年母親戰斗的情景。雜亂的槍聲，熊熊的烈火，母親挺身沖出，舉槍斃敵，縱身絕壁……晚霞映紅了整個天空。我佇立在洞口默哀，眼前看到是媽媽勇闖絕壁的英姿，耳畔仍轟響著媽媽那“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高呼。媽媽臨危不懼、勇于犧牲，用自己的生命體現了中國人民不屈不撓、勇抗頑敵的堅強意志。我為有這樣的英雄母親而驕傲、自豪！

　　八十年，八十年了，媽媽您離我而去已經整整八十年了！您知道我有多么思念您嗎？我有多少話想對您說啊！媽媽，那是上個世紀的最后一年，1999年的夏天，我又去了太行，我到涉縣烈士陵園，希望能找到您的陵寢。但是我失望了，那么多烈士的墓碑，卻沒有一塊寫著您的名字。后來我才知道您和您的二十三位戰友的墳墓，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破壞，全部找不到了。無可奈何！這是我終身的遺憾！

　　媽媽，八十年來世界已經大變樣了，中國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黨的領導下，我們趕走了小日本，消滅了八百萬蔣匪軍，建立了新中國。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是的，經過這些年的奮斗，我們的工業、農業、經濟、軍事各方面均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我是中國人！”說這句話的時候，真正是打內心里感到自豪！您和所有的革命先烈的血沒有白流，您們的理想正在中國這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變成現實，而且越變越好！

　　媽媽，咱們家只不過是中國千千萬萬家庭中最普通的一個，咱家的生活也越來越好。您的孫兒孫女都已成家，且都有了自己的孩子。他們工作的工作，學習的學習，都在為咱們的國家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每逢節假日，我們全家九口歡聚一堂，其樂融融。每當這時，我都要默默地看著墻上掛著的您的畫像，是羅工柳叔叔為您畫的，穿著整潔的八路軍軍服，軍帽下面是一雙睿智的眼睛。看著您的畫像，我總覺得您在笑，在微笑，親切的微笑，媽媽，您也在為我們高興啊！

　　媽媽！您永遠活在我們心里，您永遠和我們在一起！ 

黃繼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