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兩年最為引人注目的文化事件,莫過于刀郎的復出和由他的作品及演唱會掀起的風暴。他的專集《山歌寥哉》一經發布,便風靡全國乃至世界,短短的時間內,網上點擊和播放量就達千億之多,這是一個音樂界未曾有過的奇跡。他的演唱會更是盛況空前,從家鄉四川唱到全國十幾個省市,每到一地,便掀起一陣狂潮,正如杭州演唱會后網上一篇《刀郎演唱會賦》所言:“四海歌迷,紛至沓來;八方雅士,接踵而至。”到后來,他的演唱會更是被各地爭相邀請,官方積極主導,全民熱情參與,成了激活城市活力的強勁引擎。同時,這一兩年來,關于刀郎的視頻也紛紜疊出,一浪一浪,儼然占據了最多的流量,據報道,僅杭州演唱會微博話題的閱讀量就達67.8億次。社會對他的評價更是不吝贊譽,有人說他是當代的李白、杜甫,是音樂界的魯迅,是百年難遇的天才、一代宗師、音樂巨匠和偉大的人民音樂家等等,堪謂封神。且不說這些贊譽如何,就刀郎帶來的持續高漲的民眾效應,我們不得不認可,這兩年里,刀郎無疑是輿論最受關注的人物。也不得不嚴肅地說,刀郎的影響,早已溢出了音樂界,已構成現象級存在,是一道不可小視的文化奇觀。
刀郎這一次的復出總體是有些突兀的。說復出,是因為早在兩千年初,他曾以《2002年的第一場雪》《沖動的懲罰》《披著羊皮的狼》《愛是你我》等作品名動全國。此時,他給人們的印象是一個有才華、有特點、有勁道的來自西部的青年歌手。但不久,因為種種原因,他就忽然沉寂了下去,只是他先前創作的一些歌曲并沒有在大眾傳播中消失,也在一定程度上宣示著他的存在。算起來,他與歌壇的戰略性告別有將近20年之久。而此期間,中國歌壇并沒有因為他的不在場而冷卻下來,相反,比他先前跑紅的時候更加熱鬧。比如選秀時代的開啟,造星運動一浪高過一浪,《中國好聲音》《我是歌手》《快樂男聲》《超級女聲》等,持續輸出新人,推動了音樂的工業化發展;比如mp3與網絡歌曲的爆發,《老鼠愛大米》《兩只蝴蝶》等網絡神曲憑下載量顛覆傳統唱片熱;比如周杰倫的中國風、鳳凰傳奇的民族與時尚相融、玖月奇跡將流行與電子元素的結合,還有筷子兄弟、動力火車、黑鴨子組合等等,包括中央臺的《星光大道》和前些年的青歌賽,加之軍隊歌曲不俗創演力量的強力加入等,整個歌壇應合了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的繁榮發展,展現了一個熱鬧非凡的盛世景況。這個時候,刀郎是缺席的,缺席到人們幾乎把他遺忘。
但這個缺席卻成全了他,成全了中國音樂創作的高度和深度。因為,這近20年里,他遠離了喧囂和浮躁,遠離了商業化帶來的資本的各種操作和對人的刻意塑造,遠離了娘炮和媚俗文化帶來的那些怪力亂神的侵蝕。客觀和主觀上的遠離與沉寂,恰恰給了這位音樂天才更多的時間,讓他深入下去,接近和觸摸音樂和生命的本質,接近和觸摸在中國文化土壤里產生的本土音樂的高邁和深邃。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因禍得福,似乎就是那個“天選之人”,應了孟子說的:“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近20年里,他用理想和智慧化解了所有的打壓、排擠和紛爭,重新回到生活,回到民間,回到書籍,回到塵封已久的《三言二拍》《聊齋志異》、民間小調、曲藝故事,回到嗩吶、二胡、笛子、三弦、馬頭琴等等。這些回到,實際是在尋找和挖掘,專心致志地學習和尋根溯源地探求,在中國文化的田野里深耕細作,不斷豐富壯大,使他在20年之后涅槃重生,從一個歌手一躍而成了一個集音樂、文學、歷史、哲學、宗教學養于一身的音樂家,憑著深厚的實力和嶄新的面貌,再次走進大眾視野,以一己之力在中國樂壇、文壇乃至整個社會掀起一場文化風暴。
刀郎的意義是多方面的。
其一、他的作品完全是中國化的,從內容到形式,其對傳統文化的深入汲取,以及深度開掘和重構,在西方話語盛行的當下,堪稱是音樂領域的文化革命,讓我們看到了他的音樂理想,也看到了中國文化本質力量的再度登場,看到了真正的文化自信。他的《花妖》、寫姻緣、寫生死、寫別離、寫時空、都是極為中國化的,滲透了中國人的情感,美到極致;他的《羅剎海市》,將中國的眾多典故信手拈來,其中中國化的隱喻、諷刺、寓意,層層疊加推進,字字珠璣,聽來讓人有一種藝術化了的酣暢淋漓;他的《鴻雁于飛》借鑒《詩經.小雅.鴻雁》,延續了“勞者歌其事”的傳統,將孟姜女的傳說賦予新的闡發,融合了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的觀察,其現實的隱喻與苦難書寫,關注底層疾苦,傳遞了強烈的人文關懷;他的專輯《山歌寥哉》,多數作品都以蒲松齡的《聊齋志異》為故事藍本,其中《鏡聽》還化用了白居易《賦得古原草送別》中的“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詩意,《翩翩》融入了《詩經》“蒹葭蒼蒼”的意境;《路南柯》則以《南柯太守傳》為精神內核,緬懷川軍抗戰的悲壯歷史等等。同樣,其音樂元素也多取自于民間,如《山歌寥哉》的《序曲》取材于廣西山歌調,《花妖》取材于天津時調,《顛倒歌》取材于江南栽秧號子,《羅剎海市》借鑒了東北的靠山調,《鴻雁于飛》放進了蘇州話的念白說唱、上海奉賢的民歌《春調》和昆曲等等,這些作品的敘事和意象,豐富多彩,其民間化、接地氣,緊貼了中國人骨子里的情感和意趣,讓古舊的故事煥發出了新的光彩,也讓自己成為了一個中國傳統文化的有力傳承者。
其二、他的作品彰顯著原創精神,有其獨立的話語體系,充滿了與眾不同的創新意識。說其不同,是因為他的作品雖然是有跡可循,但卻完全脫離了當下的流行腔調和套路,沒有所謂高端的精英化表達、沒有港臺風的襲染、沒有對所謂主流的迎合、沒有媚俗的低級趣味和空洞無物的官樣文章等等,而是另辟蹊徑,直接到民眾、到幾千年的傳統文化中去討生活。他的作品,那種敘述性、故事性,從頭到腳體現的民族民間色彩和氛圍,接通了“五四”以后斷裂的中國傳統文化的話語講述脈絡。同時,以他現代流行音樂實踐的深厚功底和創演功夫,使中國民族民間音樂在現代生活中得到成功轉化,將民族性與世界性對話,這是許多人感覺到卻難以做到和做不到這么深入的。僅這一壯舉,刀郎就可在中國音樂史上寫下重重的一筆。當然,他的創新還體現在文體和風格等多個方面。他的作品沒有墨守成規,沒有人云亦云。比如他在上海第一次演唱的《鴻雁于飛》,其音樂劇式的結構設計、方言與音樂的地性表達,以多元融合達到敘事等,一出現,就讓人驚艷不已;比如他在杭州演唱的《花妖》,四個演奏者分別著秦漢唐宋的服飾進行演奏,以對應歌中杭州四個不同的歷史時期,這種從古代穿越而來的感覺,加強了敘事的戲劇性效果,同樣讓人眼睛一亮。如此,他與多種地域文化的嫁接和融化,他對古典意境之美的營造和想象、他跨文化音樂元素的拼貼、他古典文學形象的現代轉化等等,都具有非常鮮明的藝術追求和獨一無二的個性,凸顯了他的創新意識。
其三、他的作品為天下蒼生而生、具有一種巨大的悲情力量。應當說,他在骨子里理解的世界和人生是悲苦、蒼茫和高遠的,他的心中裝下了人世間太多的苦難。這與他的人生經歷和他對哲學、佛學的理解不無關系。所以,他的作品始終貫穿著生離死別,貫穿著對人間疾苦、社會現實的高度關注,貫穿著對人性和生命本質的剖析、探尋和批判等。但他的作品不是一味地深陷于悲苦,暗淡地看待人生,而是以積極的態度,將悲情轉化為對天下蒼生的悲憫,轉化為對人間真情的贊頌,以真誠樸素的情感為核心,講述著時間之上、愛情之上的人間美好。如《花妖》講的是一個跨越千年、相愛而不能相守的悲情故事,但它卻傳遞了超越時間、超越物質和身份的純粹情感。《喀什噶爾胡楊》講的是英雄犧牲的故事,但他在此以胡楊千年不死的意象隱喻愛情的永恒,將個人情感與戍邊精神結合,賦予了厚重的家國情懷。特別是《鴻雁于飛》,有一種杜鵑啼血的悲憫情懷。“我曾經寫過命運和玫瑰 在跳動在荊棘的坎坷 我曾經唱過他的悲歌 在失落大地流淌的紅色 我曾經說過生離與死別 就在周圍的世界 是那些樹那些草是那些零落成泥的她 埋在荒蕪的河------”一開始表達的就是林林總總的人間悲苦。整首歌通過中國人都懂的孟姜女的故事,來講人世間的離別、孤獨和飄零,隱喻了社會結構性不公導致的群體性困境,也表達了悲苦中的堅貞愛情。這些對真情的極致追求,與中國傳統文化中“情之所鐘,正在我輩”的精神內涵一脈相承,有著深刻而巨大的道德感召力。尤其是當下,其價值指向,更是宛如“洗滌塵污的清流”,引起了人們的強烈共鳴。
其四、他的作品跨越千年、縱橫捭闔,充滿了想象力,加之各種積累的調動和塑造,讓作品有著巨大的感染力。他的《花妖》雖然講的是一個跨越時空的故事,卻有極強的畫面感,山水之間,風燈冷月琴聲笛音落日紙鳶里,寓意了千山萬水的尋找。尤其是那兩句:“君住在錢塘東 妾在臨安北”“尋差了羅盤經 錯投在泉亭”通過一個城市地名的變化,巧妙地道出了他們的時空錯位,讓人噓唏感嘆。《鴻雁于飛》把鴻雁遷徙的畫面呈現在我們面前,有空靈渺然之感。有人說,他把鴻雁遷徙的古老生物的本能投射到了星際航行的維度,打破了現實時空的限制,深化了作品的主題。《羅剎海市》則以“馬戶”“又鳥”等新奇意象隱喻,批判現實生活中的貪婪和虛偽,將一個美丑不分、黑白顛倒的荒誕之地展現得淋漓盡致。《翩翩》用“四下報更的鼓聲”強調時光的流逝,用“鏡月的指針”形容命運的無常,有一種奇幻的神秘之感。《鏡聽》用古人的一種占卜方式,表達女子對在外丈夫的思念。“一更鼓兒天 一更鼓兒天 這一去金川十呀十八年”這樣的詞句既具體又空濛,用一遍遍打更的鼓聲,道出了思念者的迫切心理。這樣的例子很多。他的思維天馬行空,指東打西、指天道地,且始終不離內在的邏輯,全得益于深厚文學功力的托底,他的歌詞,不同于一般意義的歌詞,也不是一般意義的詩歌,或者是兩者的結合。但這樣的詞,有許多深奧難懂的地方,且跳來跳去,雖有內在的邏輯關連,但意象奇異,一般的作曲是搞不定的,但刀郎卻駕輕就熟,使形式與內容得到高度的統一和協調。這同樣得益于他的理解力和想象力。就作品看,刀郎的閱讀涵蓋了古典文學、歷史、哲學、宗教等多個方面。其中有《詩經》《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聊齋志異》《三言兩拍》《山海經》《太平廣記》《南極記》《枕中記》《史記》《二十四史》《資治通鑒》《東京夢華錄》《金剛經》以及維特根斯坦的《哲學研究》和柏拉圖的《理想國》等等等等,他之所以才華橫溢,是因為有過大量的閱讀,老天以這種方式成就了今天的他。
其五、他才華橫溢,其全能和融合的能力讓人刮目和驚嘆。我說的全能主要指音樂方面。一首歌曲的關鍵當然是詞、曲和唱,好的作品是三者的珠聯璧合。但隨著技術的進步,現代音樂展示的最好效果還涉及到精湛的制作。制作是一定程度的二度創作,當然包括了編曲、配器、錄音等。多數情況下,詞、曲、唱、編曲、錄音等都是獨立的門類,每個門類都有自己復雜的專業道道,全部打通是非常難的,要全都都駕馭得很好,更是難上加難。而這些,刀郎卻一人包攬,更何況還掌握了十多種樂器的演奏,尤其擅長鍵盤這一樂隊中的核心要件。就中國樂壇來看,如此全面者,刀郎恐怕是絕無僅有的,或者說找不出幾個。這樣的音樂才能是音樂學院培養不出來的,只有在大量的實踐和反復的磨礪中才能產生,也就是說,它是天分+學習+努力的總和。那么,這種全能和打通的意義又何在呢?我想,除了證明其才華本身之外,還在整體思想的貫通上、在對作品全面深入的理解上、在能使作品更加有利的修改完善上、在充分調動自己的積累上、在打消和減少不同門類之間溝通的困難和變形上,當然,還在大量地節約時間、人力、金錢的成本,提高效力和效益上。可以說,刀郎的成功,相當部分得益于他的全能,比如團隊人員高質量的甄選和各工作門類相互之間配合的指揮協調等,沒有高水平的認知和掌握是很難做到的。他的全能本身就是一個高度,而且是很難超越的高度。同時,他的融合能力也是非常強的。首先,他的作品往往以敘事來表達,故事性極強,與傳統的章回小說、民間說唱有著形式和精神的承接。你看,南方的、北方的,蘇州的、新疆的、四川的、東北的等等,各種傳統元素的組合恰是一種新的重構,讓我們獲得了極其豐富的藝術感受。然而,守正還得創新。刀郎厲害的是,他的講述,是建立在現代視角之上的,用現代思維解讀傳統思想,將深刻的歷史寓意與當下的社會現實結合,更符合當代人的認知和情感需求。其次,在音樂本體上,他也是不拘一格的,在樂隊配置和制作中,將傳統樂器與現代樂器進行了大量的融合,豐富了音樂的層次和音色,使作品增添了時尚感和現代感,如《鴻雁于飛》,在編曲中就將蒙古的呼麥與電子合成器碰撞在一起,在數字代碼中注入草原基因,創造了一種奇幻的聽覺。他還在作品中融入了當代流行音樂的節奏、搖滾和說唱等多種風格,這樣,他雖講的是過去的故事,但同樣具有時代感,具有耳目一新的效果。
其六、他的創作非常的接地氣,由于他的作品大量地反映了現實和特別的走心,為人們提供了巨大的情緒和精神價值。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無論是國際還是國內,總體態勢呈現出復雜與多元、動蕩與變革交織的特點。大國競爭加劇、地區沖突不斷、新質力量崛起。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就我國來說,城市化進程的加快,網絡經濟的迅猛發展,工業化向智能化的邁進,加之前些年的新冠病毒和外部的貿易打壓等等,給人們帶來了許多的希望,也帶來了許多的矛盾和困境。大批的農民離開故土,傳統意義上的故鄉村落發生了本質的變化,許多鄉村成了農民工回不去的家。還有腐敗猖獗、教育內卷、大學生就業難、結婚和生育率大幅下降等等,大社會大背景下,人們的生存空間遭到了嚴重的擠壓。然而,社會和技術發展了,人性卻千古不易。刀郎的作品直抵人心,唱生活的不易、表達對社會丑陋現象的批判、贊頌不甘沉淪的命運和不被污染的愛情等等,有人說,刀郎的出現是應運而生,他的音樂直抵人心,代表著一種久違的真誠,是寫給普通人的現代史詩。他的歌迷貫穿著50、60、70、80后等,許多人都能在他的歌中找到內心的對應。找到逝去的青春,找到艱辛生活中的情感寄托和心靈慰藉,找到時代前進中的精神激勵等等。人們似乎不是來看演唱會的,而是來赴一場青春約定,接受一次精神洗禮,在這個巨大的能量場獲得新的更多的能量,以整理行裝抖擻精神再出發。從某種意義講,刀郎更像是一位悲天憫人的傳道者,像北宋理學家張載所說的那樣:“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無怪乎他的粉絲既有朝氣蓬勃的青年,也有飽經風霜的中老年群體,還有經歷了生活重創的殘疾人士;無怪乎他的演唱會會萬人空巷,一票難求;無怪乎演唱會上會出現臺上唱臺下和、萬人合唱、萬人淚目、場外和場內同樣沸騰的感人場景。我的一位教授朋友在上海看了他的演唱會后,感慨地說:“太震撼太感人了!”他說一般情況下他還是比較理性的,但在現場,他也和大家一樣哭了,不是別人的影響,而是自然而然的。類似的感受許多人都有,他們中不乏知識階層,說明刀郎的歌打動的不止是普通的百姓。有人稱他為“人民藝術家”,他真的是當之無愧。然而,他帶給人們的情緒價值還遠不止這些,當許多歌星一味攀比,花重金打造舞臺,豪華了再豪華,一首歌換一套衣服的時候,他的演唱會卻呈現出超出人們想象的簡樸,甚至不化妝、不換衣服,一只話筒一瓶礦泉水就開場;當一些歌星用假唱用百萬調音師來修電音的時候,他卻在現場全部真聲,一唱幾十首,站著唱累了就坐著唱,渴了喝口礦泉水再唱;當別的歌星在演唱會上用各種辦法凸顯自己制造光芒的時候,他卻濃墨重彩地介紹和推舉新人,讓他們在他的演唱會上大放異彩、一舉成名。這種做派和作風,看似有些草根,但簡潔、樸實、真誠、低調、純粹、無私、大格局。在金錢幻滅的當下,給人們以撲面而來的清新和感動。他在告訴人們,他要用這種方式近距離的走入百姓,走入生活,走入時代。而且真正的藝術最終靠的都不是外在的吆喝和無度的包裝,而是作品本身的力量。在這里,我看到了鮮明的思想立場和某種意義的撥亂反正、看到了自信和強大、看到了巨大的人格魅力、看到了貼近人民群眾的價值取向和真正的同頻共振。網上一位朋友形象地說:“嗓音是他的招牌、人品是他的底牌、作品是他的王牌、老百姓的口碑是他的金牌。”你說這樣的藝術家人民會不信任不喜歡嗎?
其七、他的經歷充滿坎坷,但他卻不懈努力,以永不放棄的人生態度改變命運,逆襲成功,書寫了一部充滿熱血的勵志傳奇。他12歲開始學習音樂,中學沒有畢業就背起吉他去當流浪歌手。在最初的十年時間里,他在全國多地飄泊賣唱,睡地下室和廉價旅館,有時為了省錢,一天只吃一頓飯。之后,第一段婚姻的失敗和哥哥的不幸離世又給了他雙重的打擊。2004年憑借專輯《2002年的第一場雪》走紅,卻又得不到主流音樂圈的認可,受到打壓,人生再次跌入低谷等等。但他是一個孤獨而堅毅的行者,面對挫折和困境,始終沒有放棄對音樂的熱愛,在愛人朱梅的支持下,于烏魯木齊邊上的小城定居下來,潛心創作,并在全國各地搜集民間音樂素材,不為外界的各種負面評價所動搖。后又到蘇州呆了8年,學習江南民間音樂。這期間,他大量地讀書,家里的藏書有近萬冊,他的博學和積累被他的作品所證實,沒有上過大學,卻是自學成才的典范。更主要的是,他接受了苦難的養育,把苦難當營汁,激發創作靈感。《2002年的第一場雪》就來自于烏魯木齊的真實雪夜。我感到,他所有創作的底層邏輯,都浸潤和墊付著苦難的水土。苦難塑造了他的堅韌、他的樸素、他的厚重、他的敏銳、他的熱愛、他的高闊等,讓他的心靈毫無障礙地與人民群眾息息相通,從而,塑造了他作為人民藝術家的高貴形象。他的故事,激勵著無數正在艱苦奮斗的人們。他的存在,向世人證明了音樂的無限可能、證明了理想和信念的力量。
2025年3月17日
(文中漫畫由南京師范大學美術學院教授時衛平創作)
(本文作者吳國平,系原南京軍區前線文工團創作編導室主任,國家一級編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