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7月的一天，古城海陵像這躁熱的季節一樣，彌漫著“大躍進”的熱浪。景幼南先生從南山寺附近井兒巷老宅背著幾大包軟軟的包裹悄無聲息地拐上海陵路，至坡子街南端的“福音堂”時，汗水已經濕透，這時他可能會心一笑，作為生于斯，長于斯的景先生當然知道新成立的博物館，設在舊時收養棄嬰的“福音堂”，而他背來的包裹也如背著嬰兒一般使他格外小心謹慎。“福音堂”旁邊的大華電影院尚未開門，他腦海里卻過著電影：1948年白米蘇思培先生的臨終轉贈在肩，十年了，當時的情景如同“托孤”還歷歷在目……但景先生一旦從深宅里走出，態度是決然的：他要將這批國寶無償地捐給家鄉剛成立的博物館。在這躁動的夏季，沒有多少泰州人曉得景幼南，更不可能知道他身上背著中國明、清沉重的歷史，當然也背著他離新中國已漸遠的個人史。這年，景幼南55歲，剛戴上“右派”帽子。

　　余生也晚，當我根據史料努力還原這個歷史現場后掐指一算，這年我才兩歲，剛從天?街一個叫著“娣子”的奶媽那里吸完最后一口乳汁被我外婆果斷地抱回西倉街。是名副其實的乳臭未干。1980年我從南京返鄉乞食，分配在市第三中學教書，時年22歲。機緣巧合認識了景幼南的侄女景士順老師和忘年交呂滄浩先生，那時，呂滄浩先生大約與我同時間從甘肅調回江蘇與我同一校共職。他教高中語文，呂先生舊學功底極好，大軍渡江時他隨軍進入上海，任《解放日報》記者，編審，與報告文學作家劉賓雁對面坐辦公室。被發配到黃河邊是因為“內定右派”的帽子。他性格逋峭，為人不趨時流，自然有點“怪”，但呂先生對我卻友善，仿佛有天然的啟迪后昆，有教無類的厚道。他初來乍到，喜歡拜訪本城的名儒碩彥。故常聽他月旦人物，倒對受訪者評價公允。比如說某老，他說讀書甚多，幾乎任何冷僻的書都讀過，比如說某老，僅是書庫，但無見識，思想還在原處，并未生長云云。我曾問：依你看哪位先生最有學問呢？他說：以我之見，真有學問或擔得起學問這個詞的，就是本校景士順老師的伯父景幼南先生。這大約是我第一次聽說景幼南這個名字。然而，景士順老師似乎很平靜，每提及她只是說省泰中一位先生或老先生罷，而呂老如學問評價之嚴苛，大約有他性格因素，所謂“淮海之士，傲氣不除”。聽著終究如入云霧，過耳不思。直到之后若干年，尤其是近幾年學界重新反思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學術”筆記漸多的互連網時代，呂先生高評的景幼南之形象才在我視野里逐漸清晰起來。

　　上世紀初年五四、新文化運動風云激蕩的時代，對于一些人是主動投身，而另一些人則是被動卷入，弱冠之年的景幼南屬于后者。噢，他那時應叫景昌極，幼南是他的號。卷入時代風暴的直接原因便是他的導師柳詒徵。即歷史上所謂“《學衡》派”。多么傳統而典雅的刊名，加之堅守以舊學為標志的中國傳統文化觀，很自然地遭到猛烈的諷刺與打擊，在“打倒孔家店”的喊殺聲中，“學衡”一下子成了敵對的營壘。海陵人景幼南從南高師畢業且將研究哲學作為畢生志趣時，正是“柳門”弟子，大敵當前，既有師生關系，又涉及真理之辯，景幼南斷不能漠然處之。據史料記載，當時《學衡》發表文章最多的，除了旗幟性人物柳詒徵、吳宓之后便是弟子門生的景昌極。真是上陣師徒兵。現在看這段歷史，景昌極即使不算所謂“死黨”，算是中堅恐怕難逃。

　　吳宓在1922年的日記中記述：“半年后（1922年），除胡先骕、邵祖平君與柳詒徵、繆鳳林、景昌極君外，《學衡》社基本成員，無復有過問社務或談論雜志內容者矣！”景幼南一方面在《學衡》先后兩次面臨停刊時主動捐款作為辦刊津貼，一面在文化觀點上與師長保持一致。以白話文指出諷刺者僅抓住細枝末節而對主旨大義不能理性批評。景文主要所指是批評新文化運動的幼稚與偏頗。但凡轟轟烈烈的革命往往都伴隨著沖動過激，尤其是青年先鋒。從現在披露的史料看，作為旗手的胡適先生與柳詒徵在某些觀念之爭時，倒用詞頗嚴謹、慎言，態度還相對溫和，這可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帥式人物。主帥人物當然離不開陳獨秀先生，但當我看到陳獨秀先生晚年在孤獨中的四川江津完成他的古典學術著作《小學》時，又不免唏噓：職業革命家在生命的遲暮居然又重拾中國舊學？

　　景幼南先生當然不是革命家，一地域文化畢竟與此地域人相關。他不可能象山東人傅斯年扛著大旗走在學生游行隊伍的前列，更不可能爬上火車從南京趕到北平去火燒趙家樓。景幼南只是海陵城一個家道中落而發憤讀書做學問的青年人。民國風云際會，但民國也給當時做學問的人提供了某種寬博，經過新文化運動的逆向洗禮，他到是一路開掛，先是吳宓推薦去東北大學教授歷史，同時還兼教西洋史，想當年西南聯大時聞一多先生要教歷史，是向校方主動自薦，而景先生教歷史西洋史都是校方以專業學識安排教職，第一年薪酬200大洋，第二年薪酬近400大洋，東北形勢日緊，次年春經柳詒徵介紹又任成都大學哲學教授。1931年景先生任教于國立中央大學，1936年竺可楨從中央大學調任校長，這個竺校長的寶貝疙瘩景幼南又隨調浙江大學。抗戰勝利后，景先生又先后任教于武漢大學、安徽大學。直至1961年重返高校到揚州師范學院任校。過去有個說法：哲學教授很多，哲學家很少。但學界認為景幼南是大學里的哲學家和佛學家。翻檢景先生的成果和學術貢獻，真非浪得虛名。譬如景幼南居成都凡兩年半陸續完成哲學講義五種，最終以《哲學新論》的名義，成書是1932年。查閱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出版（1933年）競還早一年。讀書當然多多益善，但高境卻不在多寡而在通透，我以為景先生有如“陸地神仙”，他的治學（指哲學領域）就有“六項基本則”（不詳述）甚至有驚世駭俗之語，他提出：“哲學之為學，大類于數學而遠于史地，有待于深思而不必博考。”深而思之，真有醍醐灌頂之感！

　　景幼南先生博學是得到學界共識的，除了哲學，還兼通史學、文學、邏輯學、語言學等多種學科。“柳門弟子”中他還在被稱為“著譯頗豐”，他翻譯的《文學評論之原理》譯文由商務印書館發行，史上定論是“國內第一本翻譯成書的西方文學基礎理論原著。”此外地還翻譯了《蘇格拉底自辯文》，《蘇格拉底對話集》《柏拉圖之埃提論》《柏拉圖理型說略評》等。這一階段的翻譯可算是歪打正著，本心是以翻譯西方文化的經典的方式，來回應著西學與新文化運動對中國思想與學術的沖擊。未曾料到譯著本身倒成就了西方文學理論譯著的“開先河者”。《學衡》派已漸退去顏色，本應“折柳”卻成就了另一領域的“折桂”。命也？運也？景幼南的學術貢獻主要是哲學和佛學——尤其是“唯識學”，用功甚勤，現今網絡語必要冠以“出圈”之名，其實中國舊時學術的最大優點恰恰是據說所謂“文史哲”不分家，景先生的“唯識學造詣，得力于南京支那內學院的歐陽竟無，一代宗師的指導后，景幼南的《見相別種辯》《見相別種未釋之疑》以及《印度密教考》紛紛出籠。驚動佛學界。仿佛又是一次“無心插柳”，除了引起意大利學者多謙的關注，其《見相別種辯》則直接引發了現代中國佛學界三大學術公案之一：即唯識學中見與相的關系問題。民國史多有記載，“唯識學”的這場爭論如火如荼，景幼南年紀輕輕就成了普羅米修士式的的盜火者，最后連一代高僧太虛大師也按捺不住著文參辯，有個情節頗有意思，泰州淪陷期間景先生在家閉門讀書，因聲名顯赫曾應光孝寺主持葦宗之邀為寺中所辦佛學院的學僧講授邏輯課，這課的內容便是他的名著《名理新探》。海陵史上出和尚，地方熱衷鄉邦文獻者也無比執念于寫和尚，卻總是不解佛緣。殊不知儒、釋、道里的佛學首先是一種學問，但更是一種情懷，如此，我們便不難理解弘一法師在泉州廟里修行律宗時還能抽空為廈門大學寫校運動會會歌。

　　仿佛是由于一個作家的一本書名，現今多了一個詞匯：人生海海。“海海”是閩南語，如果說人生只是一片海浪，絕大多數人隨波逐流，極少數人由于機緣才會成為被推向沖向礁石的那一波激蕩。景幼南告老還鄉后還與歷史上著名的“八千麻袋”事件扯上關系。1921年北洋政府曾把裝入麻袋的明清內閣大庫部分檔案賣給送紙廠，幸被羅振玉及時搶救，王國維曾在《清華周刊》撰文，把八千麻袋清宮檔案、安陽殷墟甲骨文、西域木簡和敦煌漢唐寫經，并稱為近代中國文化的“四大發現”。寫甲骨文的羅振玉不是政府行為，王國維大師之言，當然也不是“最高指示”，一路浪跡的“八千麻袋”準確地說分成四份，現藏于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和遼寧省檔案館、臺北故宮博物院，而本文開頭還原1958年景幼南先生走向“福音堂”捐贈的寶物正是另一只“麻袋”，計750件檔案。老寶物原是白米文化人蘇恩培當年在北京某達官家坐館授課時偶爾在路上從一堆廢紙中發現的。回鄉后帶回如古董收藏者，景幼南因與之過從甚密便常往賞玩，談古論今。蘇公曾有詩句：“上諭拋殘同廢紙，老蘇搜集重公文”。這何尚不是蘇、景二人的共同心聲。蘇恩培臨終之際，最終將此寶物交給了最值得收藏的景幼南。

1958年7月的夏天經常會讓我浮想：康熙十七年“博學鴻詞”廣招天下英才修明史時會看到這批大內檔案嗎？王國維先生對“八千麻袋”的發現評價之高。他地下有知這個58年仲夏景幼南先生的壯舉，會讓他再次吟頌他發明的治學三重境界說：“……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嗎？我還會想到前總理溫家寶因《富春山居圖》全卷的兩岸分離在電視上傷感而動情地說：“情何以堪”？……“八千麻袋”何時能跨越海峽合為“一袋”呢？至少，近在眼前的泰州博物館能否專辟一室陳列景幼南先生的捐贈，立一尊小小的銅像呢？景先生沒有剃度為僧，甚至也不在什么居士林吃齋念佛，但卻是嚴格意義上的佛學家。他也未必想成為收藏家，但機緣巧合，其收藏一經出手，山河震動。由此，回想筆者每每檢索前輩鄉賢故事，常有兩個感想，一曰“余生也晚”。后輩學人寫這類文字往往有一句“余生也晚”，極盡謙恭。如我這類關注舊學后人，正試圖精神上追隨前輩學人時，卻首先要化時間將切割的歷史重新拼接起來。二曰：“不求聞達”。泰州的前輩學人包括前輩藝術家大都不求聞達。感佩之余，便想到一個時代的寵兒，到另一個時代成為棄兒也是必然，何況幾十年以階級斗爭為綱乎？但我以為除時代因素，應該還有“曾經滄海難為水”吧？我相信：一個人只有曾經擁有甚至巨大的擁有才能達到無求。互聯網憑空開創了一個“平權時代”，不僅人皆向往聞達，甚至個個粉墨登場，對治學一途孰喜孰憂真不可知。

　　現在想來，我的忘年交呂先生是幸運的，他說解放初年他還能在上海福州路的古籍書店翻到景幼南先生的哲學著作。著家的侄女景士順老師倒非常平靜，在那個年代景士順老師的表述似乎就是省泰中的一個普通老師，或老先生。總之沒有那么拽、沒有凡爾賽。我唯一間接接受景先生幅射的是他的一位姻親，大約是景士順老師常見我在臨貼，故請著名書家盧仞千先生給我寫一幅“鐵線篆”，錄的是蘇東坡的詞，至今懸于我的茶室。那時一個文學青年正忙著偷偷臨古帖、寫什么狗屁小說，對于景幼南先生終是久聞其名緣慳一面。大約也只能間接感受景幼南先生的家族光芒了。

　　史料記載景幼南先生與省泰中一共有兩次交集：一次是抗戰全面爆發后他回到家鄉，即39年9月任時敏中學校長，泰州淪陷前夕，因不愿與日偽合作，于1940年12月辭去校長之職，應是大節不虧。估計清華及南大研究學者并不知道當年的時敏中學即是省泰中的前身；第二次是1949年回鄉，這次不是當校長，而是普通老師。據載，景先生被戴上“右派”帽子是因為反對“形式主義”和“弄虛作假”。……摘去帽子好像是1961年，相比較大規模給右派平反的十屆三中全會之后，景先生是較早摘帽子的。我有時想，景幼南先生是以什么樣的姿態重獲新生的呢？是君子自污還是所謂的努力改造？或者他的右派言論算不得十分反動？或者捐獻文物有功？或者，作為一個哲學家早已悟透莊子的外化而內不化？亦或揚州師范學院正是在這個已然搞帽的時間節點上，才痛下決心請這位學貫中西的景幼南同志再次出山？

　　1982年，一個叫景昌極，字幼南的先生，在剛觸及中國人稱之為“耄耋”的門檻時溘然長逝。從1903年到1982年虛歲80。省泰中老校區那株百年銀杏上曾經最耀眼的葉片飄然落下，它的造形頗像一幀又古又新的扇面，那筋絡在陽光下深深然，隱隱然，似綠忽黃。

　　注：本文資料參照《新文學史料》、清華大學、南大《學衡》研究院部分研究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