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靜：以筆為劍，讓“英雄兒女”精神傳遍四方

　　1949年，一部描寫白洋淀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抗戰的長篇小說《新兒女英雄傳》橫空出世，轟動了整個文壇。小說以通俗易懂的語言描寫了敵后游擊隊奮勇抗戰的歷程，刻畫了一批堅韌不拔、頑強斗爭的“平凡的英雄”，成為那一時期最具代表性的紅色經典文學之一。小說作者之一，便是中國近代著名女作家袁靜。

　　《新兒女英雄傳》自1949年9月由海燕書店出版發行后，一版再版，暢銷不衰，創下國內總發行量超過380萬冊的紀錄，先后被譯成英、法、德、俄、日等10余種文字在國外出版。

　　小說后被北京電影制片廠改編攝制成同名黑白電影，又被改編攝制為14集同名電視連續劇；還被著名評書演員楊田榮改編為同名評書，著名評書演員單田芳也將其改編為40集同名評書……在被推出后的幾十年里，小說持續不斷地被多種文藝形式改編呈現。

　　《新兒女英雄傳》的成功無疑是紅色文學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它不僅書寫了袁靜人生的嶄新篇章，也掀起了人民文學的浪潮。

袁靜

　　家世顯赫的革命志士

　　袁靜祖籍江蘇常州，1914年出生于北京。她6歲被送進私塾讀書，10歲讀《紅樓夢》《西游記》《水滸傳》等古典文學，曾就讀于北京中法大學、馮庸大學和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

　　翻查常州圖書館藏的《袁氏族譜》，其顯赫的家世令人震撼。袁家是典型的累世書香、仕宦之門。父親袁勵衡是“中國銀行業之父”，祖上五代都在朝廷做官。袁靜的親姐姐袁曉園，不僅是中國第一位女稅官，也是中國第一位女外交官。袁靜還有個很有名的作家侄女，名叫陳喆，筆名瓊瑤。

　　1997年12月12日，一張名為“華夏女杰 相聚金陵”的照片刊登在《新華日報》文體新聞專版上，照片上的兩位“華夏女杰”正是袁靜與她的姐姐袁曉園。96歲高齡的袁曉園在南京舉辦詩書畫展，時任天津市文聯主席的袁靜特意趕來祝賀，姐妹倆相擁談笑的瞬間被記者拍下，新聞中這樣寫道：“這對祖籍常州的姐妹，在中國燦爛的文化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篇章。”

　　許是時代的促使，抑或是體內流淌著正義的熱血，袁靜很早就投身革命事業。16歲時，袁靜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被安排在天津做地下工作，后又分別在平、津、滬等地做婦女工作。1935年，袁靜加入中國共產黨，并在北平參與了轟轟烈烈的“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一二·九”運動公開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國、吞并華北的陰謀，大大地促進了中國人民的覺醒。

　　舉步維艱的國情不斷催化著袁靜深入革命事業的決心。

　　“在革命運動中，她結識了北大學生會領袖、后任北平市委書記的趙梅生，兩人相知相愛。1934年，袁靜與趙梅生結婚。1937年，她投入抗日熱潮，從事文藝和青年工作。1940年春天，袁靜、趙梅生夫婦奔赴革命圣地延安，進入陜北公學學習。”《寶塔山下江蘇文藝人》作者，南京圖書館館長陳軍教授介紹。

　　夫妻二人共同投身于革命事業本應是一件幸福的事，然而在那樣的戰爭年代，有著太多不幸與無奈。1944年，趙梅生染病去世，袁靜則在悲傷中迅速站起，寄情于文，開始了她的文學創作。在延安，袁靜創作了人生第一部作品——秧歌劇《減租》，正式拉開了她文學人生的帷幕。

《小黑馬的故事》 袁靜 著

《新兒女英雄傳》電影劇照

　　獨立自主的“劉巧兒”

　　出身書香世家的袁靜，十分善于將發生在身邊的故事結合時代思想，以貼近人民、貼近百姓生活的文字形式創作出來，引起廣大人民群眾的熱烈反響。

　　1944年3月13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了一篇名為《馬錫五同志的審判方式》的評論文章，講的是陜甘寧邊區隴東分區專員兼邊區高等法院隴東分庭庭長馬錫五經過深入調查研究，成功調解了農家姑娘封捧兒的婚姻糾紛案。這讓有著敏銳文學嗅覺的袁靜瞬間提起了興趣。1944年冬天，當時正擔任隴東中學教員的袁靜對馬錫五進行了深入采訪，秦腔多幕劇《劉巧兒告狀》就此誕生。

　　劇中將事件原型“封捧兒”改名為“劉巧兒”，描述了“劉巧兒”因不滿父母買賣婚姻而告狀，剛正不阿的司法工作者深入群眾，經過一系列的調查了解，最終將這樁婚姻糾紛案圓滿解決的故事。該劇于1945年2月公演后，轟動整個陜甘寧邊區。

　　陜北盲人說書演員韓起祥根據觀眾轉述的劇作劇情，編出快書《劉巧團圓》，再次掀起群眾熱潮。他還專門為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表演過。

　　河南大學文學院教授，“延安文藝與現代中國研究”首席專家袁盛勇認為，袁靜在延安時期文學創作的成功源于她對時代敏銳的洞察力，她的作品可以說對延安時期文藝的發展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作為一個青年作家，她在深刻理解那一時期黨的重要方針的同時，巧妙地把這些思想融入自己的作品中，創作出一系列貼近百姓生活的文學作品，形成了她個人寫作的風格，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這兼具著歷史意義和當代價值。

　　1955年，毛澤東提出“婦女是一種偉大的人力資源”，由長春電影制片廠拍攝的電影《劉巧兒》次年上映。隨著該劇本不斷被快書、評劇、電影等不同文藝載體所呈現，“劉巧兒”的形象也越發深入人心，成為那個時期爭取婚姻自由、反對封建包辦的男女青年心中的偶像。

1950年8月9日《新華日報》刊登《新兒女英雄傳》書評

1997年12月12日《新華日報》

　　頑強不屈的“平凡英雄”

　　如果說《劉巧兒告狀》擁護的是女性權益和婚姻自由，那么在1949年讓袁靜再度受到文壇高度關注的長篇小說《新兒女英雄傳》則更深層次地歌頌了戰爭年代堅強不屈的中國人民。小說里刻畫的眾多人物都是平民百姓，卻憑借骨子里的堅強與機智、勇敢與不屈成為高大的“英雄”，演繹著平凡中的不平凡。

　　1946年，袁靜調入邊區抗敵文藝協會創作組從事專業創作，結識了她的第二任丈夫孔厥。孔厥原名鄭志萬，出生于江蘇蘇州。他自幼愛好文學，14歲時在《少年》雜志上發表《鏡兒捉賊記》并獲獎。1938年奔赴延安，進入魯迅藝術學院文學系學習。1939年至1945年間，他先后任魯藝文學系研究員及助教，并開始文學創作，發表了短篇小說《受苦人》《父子倆》和《一個女人的翻身故事》等。

　　在袁靜與孔厥短短幾年的婚姻中，他們合作創作了多部文學作品。

　　“我偶然和我的好友——婦聯主任馬淑芳同志聊起她參加革命的經過。馬淑芳同志的不幸遭遇和曲折的奮斗經歷，引起我極大的同情和興趣，使我有了想要塑造這樣一種婦女典型的強烈愿望。我好像發現了新的礦藏，說服了我的合作者。”袁靜在《關于〈新兒女英雄傳〉的創作》一文中這樣寫道，這個合作者就是孔厥。

　　擬提綱、構思人物、初稿、精修、成稿，在經過充分的采訪及準備之后，僅用幾個月的時間，袁靜、孔厥二人就完成了這部長達16萬字的小說。“深入淺出，雅俗共賞”是二人對這部小說的定位，小說一問世便引起軒然大波。

　　“這的確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大可以和舊的《兒女英雄傳》，甚至《水滸傳》和《三國志》之類爭取大眾的讀者了。人物的刻畫，事件的敘述，都踏實自然，而運用人民大眾的語言也非常純熟。”郭沫若對該書大為稱贊，袁靜與孔厥也因此蜚聲全國。

　　1952年9月9日《新華日報》上一篇關于《“新兒女英雄傳”英文譯本受到美國進步讀書界珍視》的報道提到，“英文‘中國文學’雜志在1951年發表的孔厥和袁靜所著的《新兒女英雄傳》一書的英文譯文，不久以前已由美國‘自由讀書會’印成單行本。它在出版后立即受到美國進步讀書界的歡迎和珍視，‘自由讀書會’特別把它選為一九五二年七月份的‘選書’。這是在美國出現的第一部新中國大型文藝作品”。

　　在延河水的滋養下，袁靜于1944年至1949年間創作的大量文學作品，真實地反映了解放區的生活與斗爭。

　　“無論是早期的秧歌劇、秦腔，還是后期的小說，都體現了袁靜出色的文學才華以及敏銳的時代嗅覺。她參與了延安時期文藝發展的變化，可以說她的一些作品對延安文學的發展起到了一定推動作用，而她在延安的經歷也促使她形成了自己的創作風格。”袁盛勇認為。

　　1950年以后，袁靜先后創作長篇小說《紅色交通線》、長篇紀實小說《大地回春》以及《小黑馬的故事》《紅色少年奪糧記》等作品。其中，《小黑馬的故事》在第二次全國少年兒童文藝創作評選中榮獲一等獎，并有英、俄、越等外文譯本。上世紀80年代以后，她將全部精力投入兒童文學創作，創作的《芳芳和湯姆》榮獲“天津市魯迅文藝獎金——1982年優秀作品獎”。1988年，袁靜被授予天津市魯迅文藝大獎。

　　戰爭時代的袁靜，以筆為劍，引領著人民群眾跟著黨的步伐奮勇向前；和平年代的袁靜，以筆為“食糧”，喂養著少年兒童茁壯成長。她也如英雄般終生堅持在文學創作的道路上，留下數不清的經典作品，以文化的力量滋養著一代又一代的中華兒女。

　　（江南時報記者 徐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