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精神需求和人文理想

　　江南時報訊 由新華報業傳媒集團指導，江南時報社、江蘇省楹聯研究會、江蘇省書法院、南京地鐵集團有限公司攜手主辦的“2023南京地鐵掛春聯”活動現已進入楹聯初評階段。征集期間，在詩群和楹聯群中看到征稿啟事的李建東，旋即為南京站和夫子廟站構思兩副聯，這是他第一次為地鐵創作。

　　李建東，山西晉城人，南通大學文學院教授、南通市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南通市詩詞協會副會長、南通市楹聯學會副會長，目前主要從事美學和藝術理論研究。日前，記者采訪了李建東，聆聽了他對楹聯的所感所思。

　　記者：請介紹一下您的兩副楹聯作品，并談談楹聯創作的體會。

　　李建東：南京，是一座閎闊、美麗、婀娜多姿的城市。

　　我寫的兩聯里，南京站聯“馭長風，嘯傲蛟龍城美奐；偎暖意，盤旋靈鳳韻清新。”上聯重雄姿，下聯蘊人情，全聯緊扣環城地鐵，體現地鐵和高鐵呼嘯運行的精神氣勢。

　　“抱北襟南，邀夫子再抒佳句；開天辟地，喚眾生偕譜贊歌。”夫子廟站聯上聯“抱北襟南”與南京跨越江南江北之特殊地理位置有關，下聯“開天辟地”意指地鐵建設。上聯“邀夫子”微觀確指，下聯以“喚眾生”宏觀泛指，且“邀夫子”“喚眾生”之想象，與地鐵運送乘客的功能相配。

　　我認為，創作構思的思路宜開闊、多變。上下聯，立意角度應有別；各分句，推進層次宜明顯。整聯既要使人感覺到上下遞進關系，又要能體會出一定的人文意義，激勵欣賞過程鮮活起來。

　　記者：您是怎樣接觸到楹聯的，與楹聯有什么難忘的經歷？

　　李建東：楹聯是我的文化啟蒙。我的故鄉山西晉城稱喜慶的春聯為“嘎嘎”，大年三十貼春聯為“貼嘎嘎”。四五歲時，大年初一就與哥哥姐姐上街看“嘎嘎”。上學后，還在作業本上記下喜歡的春聯。再大一些，開始自制手寫春聯，年三十給左右鄰居挨戶送聯。年幼時，這是我的驕傲，也是我們全家的驕傲。

　　隨著年齡的增長，雖然寫聯漸少，送聯不再，但大年初一上街“看嘎嘎”的習慣一直持續至今——好的春聯，確實走心動情。近兩年我兼任南通楹聯學會副會長和評論委員會主委，將楹聯作為一個意趣盎然的審美對象，確實很有意義。

　　記者：您認為楹聯創作需遵循何種規律？

　　李建東：任何藝術形式，都包含著“時間”因素，都是一種“時間”的藝術，而楹聯創作的時間性更為凸顯。創作者從構思到跡化（吟誦或書寫出來）的時間短，讀者閱讀及領悟的時間短。所以，楹聯是一項典型的在“時間”催逼下，較為急速產生創作及閱讀效應的藝術。

　　很多古代才子都有急對或巧對楹聯的經歷，如“蘇小妹吟聯三難秦少游”等民間故事。他們將自己“急就章”所作的楹聯，視為逞其“儒雅”之才與“詩文”之功的場合或手段。

　　記者：說到“詩文”之功，請問“聯”與“詩”又有哪些關聯和異同？

　　李建東：能詩者多善對，善對者亦能詩。詩者不研習對聯，寫不好對仗；聯者不研習詩，撰不出意境。“聯”與“詩”關系微妙，對聯由古代詩詞演化而成，“詩聯不分家”是強調格律詩的“頷聯”“頸聯”在對仗等外部形式上，與楹聯的一致。

　　楹聯來源于詩，卻不同于詩，它有著自己獨特的審美系統和范式。兩者的區別有以下幾點。

　　首先，楹聯創作的目的性不同于詩，楹聯創作的動機與對象都是顯在的。詩家揣“藏之名山”的無功利性，卻緊隨“傳之后世”的功利性；而楹家大多是有“對象”、有“目的”地創作。所以鑒賞者與楹家的藝術思維主要呈“聚焦”狀態，而非詩家主要呈“發散”狀態。

　　其次，人們可以從對仗工穩的詩句中，摭取為聯，但佳聯擴展為詩，難度較大。這與聯律的基本規定及聯意更為多元的閱讀指向有關。

　　最后，楹聯作者的“前期修為”更重要，一旦進入創作狀態，與賦詩需要的“推敲”“涵詠”不同，是倚馬可待的。這就需要一種不同于詩詞創作的獨特思維。如有“詩思”的話，就會有不同于此的“聯思”，包括啟迪、頓悟、棒喝、擒縱、抑揚、奇崛、戲謔、反諷、反思、反襯、壯闊、高遠、委婉、熾澹等一系列心理感應。制聯者與賞聯者的心理空間，因局限于有目的性的、特設的“話語場”，故沒有寫詩狀態中較高的自由度；但這種種“限制”，又給予楹聯創作與鑒賞另類空間和無限可能。

　　記者：您認為“地鐵掛春聯”活動有何創新性？

　　李建東：傳統文化形式與新生事物之間并不存在天然的鴻溝，“地鐵掛春聯”就有力證明了這一點。楹聯文化是一種綜合文化，與詩、書法、傳統習俗及地鐵人文環境有機結合起來，在有限的地鐵空間，傳播著無限的精神需求與人文理想。

　　我歷來認為詩家、聯家的人格魅力是第一重要的，是創作好作品的前提及潛在力量。活動的征稿啟事，對創作對象的介紹比較詳細，截稿日期也比較寬裕。留有足夠的創作時間，可客觀地提升稿源質量，從這些細節可以感受到主辦方的人文關懷。

　　(江南時報記者 張梓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