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是享有禮儀之邦盛譽的文明古國，“禮”文化在儒家經典中是作為“仁”的具體綱目出現的。在周朝貴族子弟教育中，禮、樂、射、御、書、數為六門必修課，簡稱“六藝”，通過教育，使貴族子弟必須掌握具備了六種基本德能。《周禮·地官司徒·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六藝”的另一種解釋是指儒家的六部經典，簡稱“六經”，即《禮》《樂》《書》《詩》《易》《春秋》。無論哪一種解釋，“禮”均作“六藝”之中。

　　在孔子以仁為中心的思想體系中，禮文化占據重要份額，翻開《論語》，孔子關于“禮”的論述隨手俯拾，是孔子經常掛在嘴邊對弟子進行教誨的。學生顏淵曾向他討教有關仁德的具體要求，孔子回答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里的“禮”就是指由夏、商至周朝，歷經三代“因”“損”所積累形成的禮儀制度，因由周公集大成，由孔子闡發弘揚，所以人們習用“周禮”來指代夏商周三代以來所積淀形成的禮文化。

　　孔子認為，一個人要想成為“君子”，或者說“君子”式人物，其標準就是“博學于文，約之以禮”。這里的“文”就是語辭，強調與人交往中，語辭表達要能夠充分體現出文化素養與人文功底；強調要以周禮來約束自己的念想，規范自己的行為。如果做到了“文”“禮”兩點，這個人的言行“亦可以弗畔矣”（“畔”通“叛”），就不會做出離經叛道的事情來。

　　“孔門四教”中的第一項就是“文”，其他三項分別是“行”“忠”“信”。而如何做到“文”，在孔子看來，一個人如果“不學《詩》，無以言”，不熟練掌握背誦《詩經》，就沒有辦法與別人交流。《詩經》中的詩句是當時諸侯國之間、士大夫公卿之間進行交談時所必須引用對答的內容，是辨別一個賢愚的準繩，如果不能熟練掌握運用和理解《詩經》詩句中隱含的“微言大義”，那是要鬧外交笑話、被別人別國恥笑的。

　　孔子進一步強調：“不學禮，無以立”“不知禮，無以立”。一個人如果不學禮、不懂禮，就無法在社會上站穩腳根。一個人或一個集體、一個國家，只有興于《詩》、立于《禮》，才能最終成于《樂》，取得愉快滿意的結果。由單體個人到整個國家社會，孔子最終是要將“禮”置于整個公民素質教育的高度來強調。

　　如何使一個國家強大且又讓人的素質得以提高呢？孔子提出了“庶”——“富”——“教”三步驟。一個國家首先要做到使人口稠密眾多起來，其次要讓公民富裕起來，再下一步就是要教育公民，讓他們做到懂文明、知禮儀。在《論語·雍也》篇中，學生樊遲向他討教如何讓公民走向智慧、擺脫愚昧、懂得文明禮貌，孔子回答說：“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孔子希望為政者能夠把心力專一放在使人民向“義”上，嚴肅認真地對待鬼神問題，不要真的去接近鬼神一類的事項。如果做到這一點，可以說是聰明的人了。

　　對于鬼神等問題，孔子有自己的思考，《論語》中記載：“子不語怪、力、亂、神”。孔子在與弟子交談中，從來不涉及和討論“怪力亂神”問題。但是，孔子既然強調“禮”，那就不能沒有對祖先以及山川鬼神的祭祀活動，所以他又告訴人們：“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就是在舉行祭祀活動儀式的時候，你還是要有虔誠之心，仿佛鬼神真的存在一樣。這樣做的目的，是要達到以禮節人、讓人心有所約束的目的。

　　儒家“六藝”的另一種解釋出自司馬遷的《史記·滑稽列傳》，司馬遷指出：“孔子曰：六藝于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這里的“六藝”主要指儒家的六部經書，雖然與貴族子弟教學的“六藝”有部分不同，但在“禮”的問題上是一致的。在這里，司馬遷將孔子關于禮的“節人”即教育規范人的行為的功能給直接點明了，說明禮儀文化的價值在于引導人們走向規范，走向正確，走向真善美，以達到利國利民利己目的。

　　以禮節人是儒家文化治國理政的重要抓手，在歷史的進程中，也曾被無數封建帝王官吏付諸實踐，他們在實踐中積極引導，以禮化人節人，對那些不符合禮儀文化的行為，對那些以怪力亂神來坑害蒙騙大眾的行為進行堅決抵制，以儒家文化為指歸，引導國家社會向積極健康方向發展，向符合大多數群眾利益方向發展，向推動社會不斷向文明深化方向發展。

　　枚舉幾例，以見端的。

　　一．西門豹懲治巫祝

　　《史記·滑稽列傳》記載，戰國時期，魏國的魏文侯任命西門豹為鄴城縣令。（鄴城在今河北臨漳縣一帶）西門豹到任后，首先深入民間，與當地長老們交談，訪貧問苦，調查研究。得知當地老百姓每年“苦為河伯娶婦，以故貧”。即當地存在每年為漳河河神娶老婆的習俗，把百姓害苦致貧了。

　　西門豹詢問詳細原因，長老們一致反映：鄴地的三老、廷掾常年賦斂百姓，從老百姓身上收刮錢財達數百萬，他們就用其中的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余下的錢全部上了掌管教化的“三老”、政府中的“廷掾”官員與巫祝們的腰包。在每年舉行為河伯娶婦活動前，巫婆們就在民間巡視走訪，發現有“小家女好者”，即發現貧窮人家有漂亮的小女孩時，就說這小孩“當為河伯婦”，即強行聘娶之，不同意也不行。

　　巫婆在為這名小女孩洗沐后，為她置買新的“繒綺縠（hú）衣”，讓小女孩閑居獨處，齋戒清心。接著又在河邊搭建一座“齋宮”，四周“張緹絳帷”，裝飾一新，讓小女孩居住其中。這時開始，大約有十來天時間，給小女孩“具牛酒飯食”，讓她吃好喝好養好。到了為河伯正式娶婦的那一天，巫婆們又一道把小女孩裝扮粉飾一番，讓她坐在如同“嫁女床席”一樣的木板床上，從上游順著河流飄浮到河中。剛開始時，木板床還在水面上漂浮著，行不到數十里，木板床就沉沒了，小女孩被活活淹死。而女巫們卻十分高興地對眾人說：這位漂亮的小姑娘已經被河伯娶走做老婆了。

　　自從有了這種惡俗后，當地人家只要養了“好女者”即漂亮的小姑娘，恐被長大后被巫祝們強行作為河伯娶婦對象，所以大多數人家“持女逃亡”，帶著小孩到外地逃難去了，致使鄴城中“益空無人”。正因為沒有人力投入生產，人們不能安居樂業，所以鄴城這個地方愈發貧窮落后，并且已經有相當久的年頭了。巫祝們還帶頭在當地制造謠言，致使當地民間長期流傳著俗語，說“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意思是說，如果每年不為河伯娶婦，不為他送去一個漂亮的小女孩作媳婦，河伯神就要更加發怒，會發洪水來淹死更多的人。

　　鄴城境內有漳河穿過，而漳河又是黃河的一個分支。在中國古代神話傳說中，河伯實指黃河的河神，他是由人世間的真人演變而來，這個人姓馮名夷，馮夷也作“冰夷”“馮修”，據說是華陰潼鄉人。據晉代干寶《搜神記》記載，說馮夷在一次過黃河時被淹死了，一說是因游泳而溺水死亡了，就被天帝任命為河伯，以管理河川。舊時，黃河因經常決堤泛濫成災，人稱“黃禍”。在生產力極度低下的情況下，人們面對黃河泛濫成災而束手無策，認為這是河神在發怒，就尊奉馮夷為“河伯”神來祭拜，以達到祈禱黃河不要波濤肆虐的心理訴求。

　　西門豹在聽了長老們的述說后對他們說：今年為河伯娶婦時，愿三老、巫祝、父老送小女孩到河邊，也請你們告訴我，“吾亦往送女”。隨從及長老們“諾”“諾”答應不提。

　　到了為河伯舉行娶婦活動這一天，西門豹穿上官服，在隨從的簇擁下前往河邊舉行儀式的地點。他與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們相會，老百姓圍觀的人有兩三千人。只見巫婆是一位七十來歲的“老女子”模樣，跟班隨從的女弟子有十來人，“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后”。

　　作為地方最高長官，西門豹開始發話了，他大聲說道：“呼河伯婦來，視其好丑。”令將小女孩從帷帳中攙扶出來，讓她來到西門豹跟前，西門豹假裝看了一眼，就回頭對身旁的三老、巫祝、父老們說：“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后日送之。”說罷，就讓身邊的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這里的“不好”指“不漂亮”的意思。西門豹讓人把老巫婆拋到河中，讓她跟河伯神打個招呼，過兩天重新找一個漂亮的小女孩送給河伯。西門豹已經想好了如何懲治巫祝、教育眾人的步驟，第一步棋就是先把老巫婆給滅了。他的這一冷不防的舉動，把在場的人全給嚇傻了，人群中，有些回過神來、看出西門豹開始動真格整治巫風陋習的人開始拍手叫好了起來。

　　只見西門豹不動聲色，過了一小會犯又說：“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女弟子一人投入河中。

　　又過了一會兒，西門豹面色更加嚴峻了，大聲呵道：“女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女弟子河中。就這樣，一氣之下，前后將老巫婆的三個女弟子投入河中去喂魚了。

　　西門豹接著又發話了，大聲說道：“巫嫗與她的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意思是說，女巫們為女流之輩，見到了河伯神可能太緊張了，不能把情況匯報清楚，還是煩請“三老”前去向河伯神匯報吧。說完，令人“復投三老河中”。

　　在將女巫及三老投入河中以作懲罰后，西門豹忽然站了起來，“簪筆磬折”，插筆備禮，整理官帽官服，煞有介事地先向漳河水彎腰作揖，然后又向前走兩步，站立在河邊，很長時間不動身子，好像要果真等待巫婆、三老浮出水面上岸似的。

　　這時，那些長老和廷椽官屬們早已是驚恐萬狀，大氣不敢喘。西門豹回過頭來對他們說：“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說話間，準備再在廷掾與豪長者中各派一人“入趣之”，要把他們投到漳河里去，好去他們再去催促那些向河伯匯報情況的巫嫗、三老們，讓他們早點回來。其實，那些被投到河中的巫嫗、女弟子、三老們早已成了水中冤鬼。

　　這些平素聯合起來坑害百姓的“廷椽”與豪長們早已嚇得魂不附體，“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他們磕頭如搗蒜，連聲求饒，知道自己以前錯了，希望西門豹能夠饒他們一命。

　　此時的西門豹是仍然不動聲色，還一本正經、十分嚴肅地對他們說：“諾，且留待之須臾。”大家還是堅持再等一會兒吧，那神情好像在告訴人們，他一定要等那些被拋入水中、早已成為冤鬼的人能夠真的會上岸。

　　須臾，不一會兒，西門豹又發話了：“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他讓跪地求饒的廷掾們起身，十分淡定地對他們說：“看來河伯要把那些人留得很晚了，你們這些人現在都散了回家去吧”。聽到這句話，那些跪地求饒的人像從鬼門關逃出來一樣，跌跌撞撞，不顧一切地奔跑逃命去了。

　　西門豹的舉動讓原先與巫祝沆瀣一氣的那些污吏們“大驚恐”；當地老百姓也給嚇得不輕，因為他們從來沒有見過這么厲害的政府官員。從此以后，鄴地再也沒有人敢說敢做這種為河伯娶婦的事了，河伯娶婦巫風陋俗得到了徹底鏟除根治。

　　西門豹在用狠招毒招嚴懲巫祝后，進一步引導百姓破除迷信邪說，積極帶領群眾科學生產生活，興修水利，防澇防旱。他組織群眾力量，先后開挖十二條渠道，把漳河水引來灌溉農田，奪取糧食豐收。當地百姓開始過上了好日子，在外地逃難的人又都陸續回到了自己的家鄉，漂亮的小女孩再也不會受到巫俗迫害了。在《史記·滑稽列傳》序言中，司馬遷在強調了孔子“六藝”都具有治世功能的理論后，在正文中以大量篇幅記載了西門豹在任鄴令時懲治“河伯娶婦”巫風邪俗之事，充分肯定了西門豹之舉就是在以禮節人，以禮來正風導俗。

　　二．王嗣宗滅狐除妖

　　《宋史》卷二百八十七《王嗣宗列傳》記載，王嗣宗是汾州（今山西境內）人，宋太祖趙匡胤開寶八年（975年）登進士甲科，從此步入仕途。宋太宗至道初年（995年），王嗣宗官至河東轉運使，后徙知耀州，又知同州，加比部郎中、淮南轉運使、江浙荊湖發運使。當時，在揚、楚兩地間，有一座廟宇號稱“窄家神廟”，當地老百姓“有疾不餌藥”，生了大病也不去買藥治病，只知道去“竭致祀以徼福”，跑到神廟里去燒香磕頭，敬奉神靈，以求能夠福到病除，致使有些人因耽誤了救治最佳時間而死亡。

　　王嗣宗到任后，經過調查發現，這是有人專門以鬼神來恐嚇誆騙百姓錢財，引誘百姓上當受騙，這種巫風邪俗非除不可。于是下令，將神廟徹底拆毀。為了減輕群眾生病醫治的擔憂，他讓懂醫的人將一些常見病的治療藥方刻在州府的大門上，便于老百姓可以隨時閱讀對照，做到預防為主，小病也可以自己醫治。這一便民舉措深受百姓歡迎，“自是民風稍變”，地方社會風氣明顯好轉。

　　與王嗣宗做法相類似的，在宋代還有一個叫周湛的人也是如此。據《宋史》卷三百《周湛列傳》記載，周湛是鄧州（今河南境內）人，進士甲科出身，在任秘書省著作佐郎、通判戎州（今四川宜賓）時，發現當地民俗中存在一種怪現象，老百姓生病不知道去請郎中就醫，不知道用中草藥救治，只是“以祈禳巫祝為事”，致使病人死亡率很高。為了教化百姓，周湛就“取古方書刻石教之，禁為巫者”。一方面將古代流傳下來的治病藥方刻在石頭上，讓老百姓能夠隨時閱讀了解，便于針對病情，采摘中草藥湯服，一方面嚴厲禁止和打擊巫風惑眾現象出現。從他任地方官開始，“人始用醫藥”，當地人開始知道服用中草藥來治病的道理了。

　　再說到了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王嗣宗又知邠州兼邠寧環慶路都部署。當時城東有一座“靈應公廟”，廟傍有座山，山體有一個洞穴，竟成了一大群狐貍的老巢。當地巫祝們好像看到了生財門路，就故意放大“狐仙”的神靈作用，“挾之為人禍福”。當地老百姓對巫祝們的話是深信不疑，經常去寺廟及狐貍洞穴前燒香磕頭送錢，尤其在發生“水旱疾疫”等災害情況下，老百姓“悉禱之”，更是全部跑到寺廟及狐貍洞穴前來燒香磕頭，請求狐仙保佑。當地老百姓對狐仙的敬畏程度，竟然到了在語言交流中都要避諱“狐”音的程度。

　　在這之前，長吏們來任職時，竟然也是“先謁廟然后視事”，政府官吏們也是要先去朝拜狐仙，然后才去公干，被當地的巫風邪俗裹挾俘虜，致使不正之風更加蔓延盛行。

　　進士出生、有著深厚儒家優秀傳統文化學養的王嗣宗到任后，下令“毀其廟，燻其穴”，活捉了數十只狐貍，當著眾人面，將其“盡殺之”。王嗣宗借此機會向群眾進行文明教化宣傳，希望大家要相信人的力量，用心用力從事農桑。經過一段時間的教育實踐，當地長期存在的淫祀習俗終于熄滅了。

　　王嗣宗不信鬼神巫俗，曾經得了疾病，家里人為之焚紙錢祈禱。王嗣宗聽說后笑著說：“何等鬼神，敢向王嗣宗取枉法臟錢邪”？制止了家人為他燒紙錢以媚鬼神的行為。

　　宋代是我國儒學得以繼承發展的重要時期，新儒學即“理學”的誕生為開展國民素質教育提供了新的思想理論武庫，儒道佛互滲互融，影響社會，在這過程中，極易出現巫風邪教的走偏現象，因此，在懲治巫風邪教、以禮節人、正風導俗的同時，政府注重“明賞罰”，堅決打擊黑惡勢力，以努力營造風清氣正、民安守禮的社會環境，有些地方竟也欣喜地出現“路不拾遺”古風現象。

　　《宋史》卷三百一十九《劉敞列傳》記載，劉敞在鄆州（今山東東平縣）當太守時，整頓官場風氣，加強社會治安，掃黑除惡，以禮導民，很快使“全境肅然”，社會風氣好轉。有一位客人行走到鄆州的壽張這個地方時，遺失了一囊錢在路上，但沒有人敢去取。人們就去告訴里長，里長來到現場后，主動帶頭，與一兩位鄉民守護在旁邊，一直等到那位失主返回取走錢袋子后，里長他們才離開。里長的行為做法，也確保了本地區沒有出現失竊現象，是一個首善之區。又有一位客人在傍晚時分把自己的東西遺忘在了城內，第二天大清早趕過去尋找，發現自己的東西還完好地放在那里。由此可見，民風引導得當，社會風氣就會祥和吉祥，人民就會安居樂業。

　　三．康熙皇帝下詔毀淫祠

　　據《清史稿·圣祖本紀二》記載，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五月丁亥，“詔毀天下淫祠”。八月，“詔天下學宮崇祀先儒”“詔增孔林地十一頃有奇，從衍圣公孔毓埏請也，除其賦”。康熙皇帝倡導興儒尊孔，徹底摧毀那些從事巫風淫祀的祠廟場所，下大力氣扭轉社會陋習。

　　據《清史稿》卷二六五《湯斌列傳》記載，湯斌是清順治九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國史院檢討；康熙十七年授翰林院侍講，與修《明史》。康熙二十三年，由康熙皇帝親自舉薦，任江蘇江寧巡撫。上任前，康熙皇帝接見了湯斌，教諭他：“居官以正風俗為先。江蘇習尚華侈，其加意化導，非旦夕事，必從容漸摩，使之改心易慮。”十月，康熙南巡至蘇州時，見到湯斌，再次教諭曰：“向聞吳閶繁盛，今觀其風土，尚虛華，安佚樂，逐末者多，力田者寡。爾當使之去奢返樸，事事務本，庶幾可挽頹風”。《清史稿》卷二七七《陳鵬年列傳》記載，陳鵬年是康熙三十年進士，于康熙四十七年出任蘇州知府，到任后，“禁革奢俗，清滯獄，聽斷稱神”。湯斌、陳鵬年的事跡，筆者曾在《“廢業”與“罷市”》一文中有所介紹，這里重在強調他們堅決執行康熙皇帝“以正風俗為先”的居官為政理念。

　　《清史稿》卷二六五《張伯行列傳》記載，張伯行是康熙二十四年進士，康熙四十五年由山東濟寧道遷江蘇按察使。康熙四十六年，康熙帝再次南巡，經過蘇州時，當著眾人面教諭從臣，盛贊張伯行“居官甚清，最不易得”。后來，張伯行又被擢升為福建巡撫，康熙帝親賜“廉惠宣猷”榜。張伯行在福建建鰲峰書院，置學舍，出所藏書，搜先儒文集刊布為《正誼堂叢書》，以教諸生。福州當地百姓原有“祀瘟神”習俗，張伯行“命毀其偶像，改祠為義塾，祀朱子”。堅持以儒家文化來正確引導社會習俗。

　　據《清史稿》卷二百八十九《趙國麟列傳》記載，趙國麟是康熙四十五年進士，康熙五十八年授直隸長垣知縣。趙國麟“當官清峻，以禮導民，民戴如父母”。清世宗雍正皇帝“聞其賢”，于雍正二年，將其擢升提拔為永平知府。據《清史稿·世宗本紀》記載，雍正皇帝繼承康熙皇帝的治國理政方法，十分重視國家的民風引導，于雍正四年冬十月甲子，專門“設浙江觀風整俗使”；到了雍正六年冬十月，又以蔡仕舢為浙江“觀風整俗使”；雍正七年十二月，“設廣東觀風整俗使及肇高學政”；雍正十一年秋七月，“裁湖南觀風整俗使”，說明之前湖南也曾專設“觀風整俗使”。

　　清代從康熙皇帝開始，毀淫祠、堅持以禮觀風整俗的政治舉措，一直到道光年間仍然作為國策來執行。《清史稿》卷三百八十八《桂良列傳》記載，道光十四年（1834年），桂良擢升為河南巡撫。嘉慶中，林清、李文成等以“八卦教”倡亂，既誅，但在汲縣潞州屯墳塔這個地方，仍然存在一種祭祀崇拜“無生老母”神教的習俗，并且“習教者猶眾”，極易造成社會隱患。御史黃爵滋將此事報告皇帝后，就任命桂良前住察治，桂良到任后，果斷地“毀其墳廟”，鏟除巫風陋俗滋生的老巢。緊接著，一鼓作氣，乘勢又對河南境內的情況進行排查，最后發現在河南境內，有“無生老母”廟39所，桂良下令，一并全部毀之。

　　歷史發展到今天，我們從國家開展的青少年兒童“成長禮”“成人禮”等及政府部門進行的“反四風”等教育活動中，從出臺的大量法律法規政策以及社會基層的鄉規民約中，仍然可以欣慰地感悟到儒家傳統文化“以禮節人”、以禮“正風導俗”所產生的巨大的、深遠的影響力。

　　束有春 

2022年6月18日于金陵四合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