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德宗本紀》記載,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秋七月,“丁巳,外兵陷通州。命剛毅幫辦武衛軍事。己未,德、奧、美、法、英、義(即意大利)、日、俄八國聯兵陷京師。庚申,上(即光緒帝)奉皇太后如太原,行在貫市。壬戌,次懷來?!?/p>
這段文字記載的歷史背景與“義和團”開展的“扶清滅洋”農民運動興起有關。
義和團又稱“義和拳”,但在清朝統治者的眼里,義和團的人又常被稱為“拳匪”“拳亂”,《清史稿》中隨處可見。義和團原是長期流行在山東、直隸(今河北)一帶的民間秘密會社,它利用設立神壇、畫符請神等神秘手段來秘密聚眾,宣稱可以教授信眾“刀槍不入”法,實為清朝末年在中國封建社會最底層出現的一股民間武裝力量。隨著光緒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后中國的戰敗,西方列強瓜分中國的野心更加囂張,因劃分在華勢力范圍而引起的中國政府與列強之間的矛盾、民間社會力量與外來強盜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加之自然災害不斷,社會真正到了民不聊生、水深火熱的程度。到了光緒二十六年的春季,直隸一帶成千上萬習練義和拳并號稱是“義和團”的農民在吶喊聲中,不斷縱火燒毀西方教堂和教徒房屋,給西方列強在華的囂張氣焰以沉重打擊。
在清政府朝廷大臣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載漪等人就“信其術”,相信義和團的能力,于是“言于太后,謂為義民”。他們在向慈禧太后灌輸一種信息:義和團的人都是“義民”,這股力量是向著清政府的,可以在關鍵時刻“縱令入京師”以幫助朝廷。光緒二十六年夏四月庚寅日,朝廷允許“義和拳入京師”。
義和團在經過天津時,先是將天津租界攪得人仰馬翻,又“焚毀保定鐵路”;五月癸卯日,又“毀琉璃河、長辛店車站局廠”。到了乙卯日,義和團干了一件更大的事,在北京永定門外,“拳匪殺日本使館書記杉山彬”。進入北京城后,又出現“拳匪擾五城,坊市流血”、“拳匪焚正陽門城樓,閭市灰燼”等的現象,眼看這支民間鄉勇力量進入北京城后,確實存在紀律不嚴明現象而容易失控,清廷到了五月庚申日,下詔讓大臣剛毅、董福祥二人負責對義和團人員進行篩選和整頓,只招募那些“拳民精壯者成軍,自余遣散”。清政府在與西方列強的較量中,既希望借助義和團的民間力量來與列強抗衡,又害怕他們亂來,所以就進行戰時“整編”,讓精壯的義和團成員組成一支地方力量,參加到政府行動中來。面對西方列強的步步緊逼,朝廷又“詔各省以兵入衛”來“勤王”,以保衛皇城北京。
清廷在要不要引進義和團力量與列強抗爭問題上,一開始就存在兩種意見,慈禧太后曾“連召王大臣等入見,咨眾論”。當時,“持戰議甚堅”者以載漪為首,且人數多;持反對者有吏部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二人,他們認為:“釁不可開,殺使臣,悖公法”,二人“辭殊切直”。但這二人在聯軍攻入北京后就被處死了。
清朝政府與西方列強交鋒的直接導火索是在光緒二十六年的五月甲子日(1900年6月20日)發生的一件事情:“拳匪戕德使克林德于崇文門內”,即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被義和團的人給打死了,這成了列強們聯軍發動戰爭的借口。關于這個克林德之死,也有認為是被清兵伏擊身亡的,但《清史稿》是將責任歸到了“拳匪”頭上。到了第二天即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以光緒皇帝的名義下詔:“中外釁啟,飭戰備”,全國做好向西方列強開戰的準備。
據有關資料反映,清朝政府在向盤踞在中國的列強宣戰時,也曾懸賞捕殺洋人,規定“殺一洋人賞五十兩;洋婦四十兩;洋孩三十兩”。義和團及朝廷軍隊圍攻各國在北京的使館時,使館區內被圍人數約3000人,其中約有2000 為尋求保護的中國人。各國組織聯軍,準備以武力解救使館的同時,各使館筑起防御工事,由英國公使竇納樂負責指揮抵抗,事件最終演變為國際軍事沖突。
光緒二十六年秋七月丁巳日,“外兵陷通州”,此時應該是陽歷的1900年8月14日,列強聯軍已經打到北京城外了;經兩天的激戰,到8月15日逐步攻占了北京各城門,隨即與清軍在京城展開巷戰。1900年8月16日晚,聯軍已基本占領北京全城。庚申日,“上奉皇太后如太原,行在貫市……”光緒皇帝陪著慈禧,與皇室成員一道,在北京陷落后倉皇逃離,第一站是太原,最后一直逃到西安。
本文重點不在完全理清那場戰爭的前后經過,而是要重點探究當時西方列強的聯軍沿途攻打天津、北京等地時,究竟是“八國聯兵”(又曰“八國聯軍”)還是“十一國聯軍”?亦或是“十二國聯軍”?這個問題也是筆者在讀史過程中從《清史稿》中發現的。
在這場戰斗中,中方的關鍵人物雖然公開對外是光緒皇帝,而實際掌控朝廷大權的仍然是那位繼續“垂簾聽政”的慈禧太后。
《清史稿》卷二百十四《后妃列傳》中的“孝欽顯皇后”即是“慈禧太后”。在慈禧太后傳記內容中有這樣的記載,值得引起我們深思——
光緒“二十六年,義和拳事起。載漪等信其術,言于太后,謂為義民,縱令入京師,擊殺德意志使者克林德及日本使館書記,圍使館。德意志、澳大利亞、比利時、日斯巴尼亞(即西班牙)、美利堅(即美國)、法蘭西(即法國)、英吉利(即英國)、義大利(即意大利)、日本、和蘭(即荷蘭)、俄羅斯十國之師來侵。七月,逼京師。太后率上(即光緒皇帝)出自德勝門,道宣化、大同。八月,駐太原。九月,至西安。命慶親王奕劻、大學士總督李鴻章與各國議和。”
這段記載同本文開頭引用的《清史稿》光緒皇帝“本紀”中的記載大致一樣,西方列強“聯兵”打進北京城后,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離京逃跑,朝廷的事情由奕劻和李鴻章兩個人出面與聯軍各國進行“議和”。
但在這段記載中,掰著指頭數一數,也明明是出現了十一個國家名稱,但《清史稿》卻用“十國”來收括,顯然是為史者的“不識數”而留下了硬傷。從這一條記載看,當時是“十一國”聯軍侵占北京,而不只是“十國”,當然更不是“八國”。
同一部《清史稿》,就1900年這場由列強組成的聯軍在中國土地上與中國人進行的戰爭,其聯軍國家的名稱和數量卻出現了“兩個版本”,我們不妨先將這兩個版本比較一下。
“八國”說出自《清史稿》清德宗光緒皇帝的“本紀”中,其中有“奧國”但沒有“澳國”;“十一國”說出自《清史稿》慈禧太后的“后妃列傳”中,其中有“澳國”但沒有“奧國”,并且出現了比利時、荷蘭、西班牙。
在現代人們的一些文章中,經常出現“八國”“十一國”兩種說法,但兩種說法所指的國家又不完全相同。我國的中小學歷史教科書及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中,一直是持“八國聯軍”說,筆者從小學到大學都接受的這種教育。就國人的認知程度而言,也是只知道是“八國聯軍”侵略中國,而不知道是“十一國聯軍”或“十二國聯軍”侵略中國。
問題主要出現在兩方面。
一是對“奧國”與“澳大利亞”的理解是否存在混淆問題。
傳統意義上,“奧國”是指“奧匈帝國”。奧匈帝國是1867年至1918年間在中歐存在的一個“二元君主國”,即由奧地利和匈牙利兩個國家組成,但兩個國家的領導人只有一個。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作為戰敗國,奧匈帝國解體而分為現在的奧地利和匈牙利兩個國家。這個奧匈帝國當時作為“聯軍”之一加入到了侵略中國的行列。但問題是,在《清史稿?后妃列傳》中卻沒有出現“奧國”即奧匈國字樣,直接出現了“澳大利亞”國。
是不將此“奧”混淆為彼“澳”了?亦或反之?回答是沒有的事。我們如果將兩個版本所涉及的國家綜合起來考慮,庚子年即1900年聯合侵略中國的列強應該是十二個國家!它們分別是:德意志、澳大利亞、比利時、日斯巴尼亞(即西班牙)、美利堅(即美國)、法蘭西(即法國)、英吉利(即英國)、義大利(即意大利)、日本、和蘭(即荷蘭)、俄羅斯、奧(匈)。這十二個國家都出現在了《清史稿》中。
但是,我們從1901年辛丑年的西方列強逼迫中國簽訂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來看,當時在條約上簽字的有十一個國家。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秋七月戊子日即1901年9月7日上午,“全權大臣奕劻、李鴻章與十一國公使議訂和約十二款成”。《清史稿》德宗光緒皇帝“本紀”中明確記載著。奕劻、李鴻章代表清朝政府,在北京與英、美、法、德、俄、日、意、奧、西、荷、比十一國公使在《最后議定書》(即《辛丑條約》)上簽字,共12款19個附件。
在這個喪權辱國、極不平等的《辛丑條約》中,列強十一國要求清政府從海關銀等關稅中拿出4億5千萬兩白銀來賠償他們,并以各國貨幣匯率結算,按0.4%的年息來還,這樣一來,連本帶息約9.8223億兩白銀,要求清政府分39年還清。中國當時的人口大約45000多萬人,每個中國人被列強們攤派上了大約一兩銀子。由于這件事是因1900年即農歷“庚子年”發生的雙方交戰事件而起,所以這筆賠款在歷史上又被稱為“庚子賠款”。
今年是1901年簽訂的喪權辱國《辛丑條約》120周年,今天的我們一定要將“庚子賠款”與“辛丑條約”結合在一起來記住這段歷史,知道它們雖是兩個歷史概念,但實質是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我們只有銘記中華民族的這一段屈辱史,才能不斷激發起一代一代中華兒女的愛國熱情。
二是對澳大利亞有沒有派軍隊加入“聯軍”來侵略中國這一問題的認識?;卮疬@一問題最簡單的依據就是《清史稿》中的表述,“澳大得亞”國家的名字赫然列在“來侵”之師的名單中。
1788年至1900年,澳大利亞曾是英國的殖民地。1900年列強軍隊聯合侵華期間,澳大利亞已經派出許多士兵作為英軍來參戰了。當時澳大利亞地盤上共有六個英國殖民地,也是在1900年,全部六個殖民地的居民舉行了全民公決,用投票方式決定是否把六個殖民地統一成為一個聯邦國家,投票結果是要統一,最終建立一個單一的澳大利亞聯邦政權。1900年的7月,英國議會通過了“澳大利亞聯邦憲法”等文件,承認了澳大利亞的獨立。1901年1月1日,澳大利亞原先的六個英國殖民區改為六個州,統一成為聯邦,正式成立澳大利亞聯邦。在這過程中,澳大利亞早已開始組織屬于自己的軍隊向中國進發,要來與西方列強一道,共同分中國這塊大肥肉一杯羹。在前期已經派人加入英軍侵略中國的基礎上,他們的軍隊來到中國后,又以獨立國家的身份繼續從事侵略掠奪行為。由于路途遙遠,澳大利亞的軍隊到達中國時,大的戰事已經結束,中國的繁華富庶之地的物產已被其他列強搶劫殆盡,他們就開始搶掠中國老百姓家中的字畫等。至今,在悉尼皇家澳大利亞海軍戈登島造船廠正門處,還擺放著一尊古老的銅炮,這尊銅炮是由西班牙人1595年制造,當時是作為獻給中國明朝皇帝的禮物而送到北京的;傳至清代,最后在1901年辛丑年被澳大利亞軍隊掠走了。澳大利亞士兵到達中國后,由于是新獨立的國家,被派上了專門監斬義和團人員的任務,不知有多少被俘的義和團團民倒在了他們的屠刀下。
澳大利亞是當年外國列強“聯軍”中的一員,也曾犯下過侵略中國的罪行,盡管他們沒有權利在《辛丑條約》上簽字,沒有能在中國撈到更多的油水,但澳大利亞在中國近代史上曾經侵略過中國的歷史史實是不應該被抹去或忘記的。
由于1900年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奧十一國同時宣戰的命令是由光緒皇帝下的,在《辛丑條約》簽訂后的這一年十一月庚寅日,“上(光緒皇帝)奉皇太后至自西安”、回到北京后,“上仍居瀛臺養疴”,光緒皇帝繼續被慈禧太后軟禁了起來。
《清史稿》是由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的趙爾巽主持編撰的。趙爾巽曾歷任安徽、陜西各省按察使,又任甘肅、新疆、山西布政使,后任湖南巡撫、民部尚書、天京將軍、江西總督、四川總督等職。清宣統三年(1911年)任東三省總督。中華民國成立后,曾任奉天都督,不久便辭職。民國三年(1914年),趙爾巽任清史館總裁,主編《清史稿》。當時參加編纂的有一百多人。1914年至1927年大致完稿,歷時十四年。1928年出書,當時共印一千一百部。我們今天能夠讀到的《清史稿》就是當時的內容。
筆者之所以要將《清史稿》的來龍去脈情況提一下,意在表明:發生在1900年的那場西方列強與清朝軍隊及義和團之間的戰爭,在《清史稿》中就有兩種表述,一個是“八國”,一個是“十一國”;而在《辛丑條約》上簽字畫押的又是“聯軍”的十一國。按照常理,用“十一國聯軍”的表述有兩個依據,一是《清史稿》,二是《辛丑條約》,我們應該在歷史教科書中寫明是“十一國聯軍”侵犯中國,盡管有的小國家可能是在軍隊中“扛旗打傘”的,但只要在《辛丑條約》上簽字畫押并剝削中國人民血汗的,都應該毫無疑問地要算進去。
是什么時候讓我們的國人只記住是“八國聯軍”侵略中國而不是“十一國聯軍”侵略中國?其始作俑者應是歷史教科書所致。我們的歷史教科書只是采用了《清史稿》中最少的“八國”來說事,而沒有采用“十一國”來反映真正的歷史,沒有采用讓中國人民吃盡苦頭、飽嘗淚水的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來作為依據、反映真實的歷史。
在《辛丑條約》簽訂120年國恥日到來之際,筆者強烈呼吁:當年的那場戰爭是“十一國聯軍侵略中國”,我們的歷史教科書也必須更正以前的提法,還歷史以真相。我們不是希望這個數字愈大愈光榮,也不是要記住仇恨的國家愈多愈好,而是要警醒國人,不要忘記中國近代史上的那一樁樁、一段段屈辱史,不要忘記落后就要被列強欺凌的黑暗歲月。我們只有認識了解歷史,從歷史中得到啟迪與醒悟,方能萬眾一心,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走科技強國、科技強軍道路,使中華民族永遠不再遭列強欺凌,真正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束有春(2021年9月6日完稿于金陵四合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