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酒，自覺能飲一些，絕非滴酒不沾之人。倘以煙酒不沾謂之潔身自好，不潔之歲月多多矣，追溯起來，大約自十七、八歲始，便已誤入歧途。有一點，能飲并不嗜好，不似抽煙之習，一自上癮，便官樣文章地抽將起來，且不思改悔，如今眼見已積重難返。場面上，三杯五杯不醉，七杯八杯也能拼一拼。平日里卻從不天天醉，更不求頓頓飲。

　　酒用瓶裝。自然也有用壇子，用缸，用葫蘆來盛的。最普及流行的還是用瓶裝。瓶有新瓶舊瓶，酒有舊酒新酒。以瓶裝酒，至少有四種組合方式，即：舊瓶裝舊酒，新瓶裝新酒，舊瓶裝新酒，新瓶裝舊酒。哪一種裝法好？不好說。飲酒的人，管你什么包裝，除非拎兩瓶去孝敬什么人。善飲者呢？關注的是內容，包裝再好，也無法轉移他們的視線。唯有能飲并不善飲的人，才有可能惑于酒的包裝。上個世紀80年代出差北京，逛一趟西單商場，拎兩瓶酒回來。酒瓶造型很別致，呈扁棱形，商標上寫明此酒乃百年老窖加什么泉水釀成，曾作為皇家貢品云云。歸而請酒中高人一品，才明了帝王家大概是不會以它作料酒的，根本談不到貢上去飲。這是一則良瓶裝劣酒的故事，與本文題旨不合。

　　酒，其實不能以新舊論優劣。酒，自然還是陳年舊釀為佳。

　　新與舊，瓶與酒，只不過人們引來取譬的。比如：“舊瓶裝新酒”這一說法，便每每被人拈來比喻以舊的形式來表現新的內容。應當說，作為喻體，它雖不逼真，卻也貼切。瓶不是形式么？酒無疑是內容。形式內容，分得一清二楚。

　　被喻物自然也有形式與內容的分別。以詩為例，按瓶與酒的組合推理，大概也有四種組合的可能。舊詩形式表現新內容，新詩形式表現舊內容，以及舊形式舊內容，新形式新內容。從四種組合來看，似乎以全新為佳，以全舊最不足取。另兩種組合中，新形式舊內容，似乎有“換湯不換藥”之弊，且有“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假象性、迷惑性。既不中用，又容易使人上當受騙。相比之下，舊形式新內容就比較積極了，也比較符合“古為今用”的精神。

　　這固然是常理。落實到詩上，卻又似乎不妥貼。中國是詩歌大國。詩在中國文學史上地位不一般。應當說，以詩為例來闡說文學現象是有一定權威性的。今人引經據典，用得比較多的不還是“子曰”、“詩云”么？然而，詩的發展進步，恰恰不在于“舊形式新內容”。自詩經、楚辭始，到古風，近體詩，再到詞曲，數千年下來，詩的形式一變再變，幾番新意了。其內容卻變來變去，萬變不離其宗。遠的且不說，以詞曲與近體詩相比較；形式變了，音節韻律大不一樣；其意境，情調，以及作者的創作心態，讀者的審美情趣，應當說是大同小異的。足見并非“舊瓶新酒”，而是“新瓶舊酒”。

　　再說“五四”以來的新詩。在不少人眼中，這是些泊來物，屬于洋貨在抵制之列，有人認為，這是用中文寫的外國詩。其實不然。新詩之新，側重點仍在形式意味上。長袍馬褂換了西裝革履而已。金克木先生在《讀書》文章中，說到冰心女士的新體詩：黃昏了／湖波欲睡了／走不盡的長廊啊。以為稍稍改變文字組合形式，即成為兩句舊詩：“湖水倦黃昏，長廊行不盡”。實在是高論。

　　酒不怕陳，前面已經說到。從文化意義上說，“酒”仍然不怕“舊”，因為，“瓶”盡可以常變常新，而“酒”則總是人們愛喝的“酒”。

　　作者介紹

　　子川

　　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江蘇省作家協會駐會專業作家，文學一級，曾在《詩刊》“詩人檔案”、《詩探索》“詩壇峰會”、《星星》“首席詩人”、《名作欣賞》“新作拔萃”等欄目，刊發個人作品與評論專輯或專題；在《收獲》、《文學自由談》、《世界文學》等刊登發表小說，隨筆，文論；出版《子川詩抄》、《背對時間》、《把你鑿在石壁上》等六部專著；作品被五十多種年選選本選錄，并被收入大學《寫作學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