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經典場域 感悟日常書寫

——由孫曉云書寫《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所想到

□ 薛元明

　　6月12日下午，南京大學中國書法研究院院長續聘暨“大美漢字”通識課啟動發布儀式在南京大學仙林校區舉行，中國書協主席孫曉云現場簽名授書。

　　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漢字+文本”是書法的基石。漢字的產生，具有一定的“神性”，所謂“天為雨粟，鬼為夜哭，龍為潛藏”。因為“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在后世的運用中，漢字具有了“非凡的彈性”，即便在信息時代，也一次又一次見證了其旺盛的生命力。“提筆忘字”和“沉迷手機”是現代社會的兩大通病，“閱讀+書寫”無疑是對癥下藥。關注這樣一個“三百千”系列個案，具有現實意義和價值。

　　“閱讀”和“書寫”，都會涉及“書”字。“書”的含義大致有三層：一是文字、字體，二是書寫、書法，三是書籍、著作。由文字而延伸至文章、文化、文明和文脈，存在兩個指向：一是不能單純地認為書法只是強調“書寫技巧”，其涉及文字書寫和個體的文化修養；二是使用漢字的國家和地區，涵蓋整個漢文化圈乃至全世界的華人文化圈。只有在此基礎上，各種針對性的理解才可以進一步拓展。書家主體是文人，今天稱為知識分子，不管如何，本質永遠是讀書人，有的可能是教書人、寫書人，哪怕是抄書人，一定和“書”有緣。

　　由“書”進而關注對“經典”的理解，“經”就是“作為思想、道德、行為等標準的書”，所謂“典”，“五帝之書也。從冊在丌上，尊閣之也”。書法強調取法經典碑帖，文學史乃至藝術史也不例外。目前所選的“三百千”是互為相關的“經典”。明代思想家呂坤曾說：“初入社學，八歲以下者，先讀《三字經》以習見聞，讀《百家姓》以便日用，讀《千字文》以明義理。”

《千字文》長卷

　　《三字經》是一部以典范人物為榜樣，適合蒙童特點的勵志故事大全。同樣是基于儒家思想編寫的啟蒙教材，《三字經》和《弟子規》不一樣的地方，就是保留了宋代以前的儒學思想精華，1990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選入“兒童道德叢書”。《三字經》《千字文》的字句編排含有教誨之意，《百家姓》則沒有，為什么仍會被選作蒙學讀本呢？姓氏對于中華民族成員來說極其重要。生活中有一句很重要的話：“別忘了自己姓什么！”言下之意，姓氏強調的是歸屬感、認同感以及清晰、恰當的自我定位。《禮記·樂記》有云：“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作為社會文化制度的產物，姓氏在人倫及社會關系上所執行的禮儀規范，強調以家族為中心，重視血緣區別親疏，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姓氏歷史和文化底蘊，增強對家族和文化的認同感，乃是中國傳統的核心價值之一，影響至今。《千字文》堪稱濃縮的“百科全書”，涉及天文、地理、自然、社會、倫理、教育和歷史人物典故等方面的知識以及為人處世的道理，涵蓋家學、國學和文學等要素，知識性與藝術性并舉，妙語連珠、朗朗上口，被譯成多種文字。

　　傳統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詩歌無處不在，從詩詞中領悟生命，從詩詞里觀照人生。漢語的精練美妙是不言而喻的，講究對仗、平仄、押韻等音樂性的特點，故而具有音韻美、和諧美。辜鴻銘說，“漢語是一種詩的語言，它具有詩意和韻味”。中國文化是“詩性文化”，“三百千”都具有詩的語言和節奏。唐代王維是一個全才，做到了“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蘇軾說：“詩不能盡，溢而為書，變而為畫，皆詩之余。”古典文本經過現代裝幀，實現了對美的全面展現，涵蓋形式之美、內容之美、文字之美、文學之美、書寫之美，而且可以進一步了解對仗、節奏和音律之美，集眾美于一體。

　　然而，當下逐丑、審丑的潮流似有抬頭之勢，需要有所反思和警惕，個人立場常常如此鮮明和偏激，且容易泛濫傳播，須從古代典籍中尋找文本形成“共識”，這也是推出“三百千”手寫本的意義所在。審美意識決定審美能力，進而才會有審美判斷，直至形成個人審美標準，個性的審美一定要有共性的前提。中國式審美的前提和內核是中國哲學，最典型的，書畫作品中的留白，不只是紙面上的“空”，而是想象的空間。中國哲學本質是自然哲學和心靈哲學，而中國文化首先是一種審美文化。不僅如此，中國文化著重強調“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為其根本精神”，雖然會采取隨遇而安的態度進行生活，然則一以貫之地注重人的行為問題，主張人的情義重要性，推崇人的直覺，歸結到一點，中國人講哲學，以倫理道德為核心，側重探討人的生命問題。

《三字經》長卷

　　當下是一個面臨傳統文化復興的時代，毋庸諱言，需面對傳統文化碎片化的現實。文化復興需要合適的土壤，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建立起一種相對的語境。“三百千”作為一個順序系列，乃至被塑造成一個“整體”，是極有道理的，也見證了一點非常重要的原則，即書法與人生要盡量同步，由此可以看出中國智慧。由《三字經》可以想到“三，天地人之道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由《百家姓》可以想到“人一能之，己百之”“百煉鋼化為繞指柔”；由《千字文》可以想到“千”意味著“大千世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懂得一千個漢字，基本的閱讀就能過關。這三部經典中，有很多內容已經成為習以為常的成語、典故和名句，可以舉一反三，讓讀者明白很多道理。這當中尤為值得稱道的是《千字文》，本身就是一部經典“書法文獻”，完美地呈現了對漢字的理解、演繹、化用和傳承。《千字文》涵蓋真草篆隸行等多種書體。后世的書家只要有個人意愿，都可以進行創作，只要作品具有足夠的含金量，就可以融入這個系列。從《千字文》便可以看出中國文化的傳承，以及書法的傳承方式。

　　經典文本內涵的價值發掘，很大程度上依賴傳播的多元化。歷代有不計其數的抄經，《道德經》也有很多抄本傳世。對于經典的“詮釋”和“弘揚”，有很多約定俗成的方法，最典型的就是注疏、批閱、誦讀和抄寫四類。抄寫在印刷術未出現之時，或者是出現了而不發達之際，實則是一種常態。古代書家的文本內容通常有兩類：一是原創，涵蓋各類詩文，經過思考而有所創造；二是抄寫，也可以有所“創造”，是另一種“創造”，最典型就是《千字文》的問世和廣泛流行，經久不衰。

《百家姓》長卷

　　抄寫看似簡單、機械和重復，其實不然。抄寫本身就是傳播、傳承，保持敬畏之心，耳濡目染，文本與書寫合二為一，故而可以說，借助抄寫，可以重返經典場域，拒絕浮躁，能夠讓自己安靜下來。靜能生慧，就是一種修行，對經典表達尊重和敬意，所謂“腹有詩書氣自華”，變化氣質，在日常生活中品味智慧，吸收營養，從古人那里尋找心靈的寄托。追求個性，首先要涵養本性、心性，更需要技法和靈性。如前所述，中國文化是詩性文化，只有把握本質，才能陶冶情操、積累智慧、傳承美德、健全人格，擁有詩意人生。這也正是不能局限于只關注書法而止步于風格品評的原因，關注書寫、關注漢字，常讀常新，孫曉云以一己之力，通過抄寫來引發更多人關注古代經典，進而形成一定的“文化共振”。借助抄錄經典，可以激發文化記憶，更關注漢字乃至中國文化。就好比到國博觀展，針對有關甲骨文和青銅器，只想到技法，難免小家子氣。南博舉辦蘇軾書畫展，倘若僅僅圍繞書畫說三道四，不過是皮相之論，一定要從書畫上升到文化的高度，才能實現“破圈”。“破圈”的本質就是面向整個社會提升和擴大文化影響力，不能限于小小“書法圈”。思維方面首先要破圈，之所以以漢字作為突破口和契機，是因為世界上所有華人都屬于漢字文化圈，只有從這個角度來理解和努力，書法才具備共同文化記憶的價值和意義。

　　說到本質，是對“力”的詮釋。口頭上習慣說“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是個人修為存在欠缺，借助經典的力量，了解漢字的活力、魅力、魔力乃至生命力，實質是給自己注入力量。“美”就是一種力量，馬克思說，“美是本質力量的對象化”。在個人成長的過程中，有時太便捷順利了不行，必須尋找一種“逆向”的方式來磨煉自己，遠離浮躁。抄寫展現了一種助力，利己利人。培養耐心，耐心就是集中精力，提升專注力。“心安即強大”，本質就是一種“定力”，持之以恒，付諸行動，知行合一，就是“執行力”。漢字的傳承和研究，說簡單也簡單，說復雜也復雜，甚至極為繁難，一個字可以有幾百種寫法，一個字從古到今的用法，足以寫一本專著。人的成長有兩種，一種是生理成長，一種是心靈成長。《道德經》云：“夫物蕓蕓，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要有一種思想準備，從通識、常識進而具備見識乃至學識。知道每件事的究竟根本，便是常識。見識是指明智地、正確地作出判斷及認識的能力，學識產生于才智，也產生于天性與心地。重視漢字教育，可以喚醒文化記憶。抄寫可以將理論付諸實踐，是創造執行力的過程。

　　回到孫曉云書寫“三百千”經典來看，她的期望就是通過一己之力來實現關注經典的目的，關注漢字，投身書寫。作為中國書協主席，在其位、履其職、盡其責，充分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影響力來落實和推動。

　　近年來，她奉行宣揚傳統文化的宗旨，從增強文化自信到具體經典傳播工程。不得不說，很多書家在意的是個人出版作品集，增加知名度，也是一種“包裝”。這些年來，孫曉云注重宣揚經典，持之以恒，放棄“小我”，成就“大我”，通過多方面努力，一步步地讓自己作為一個“書法實踐者”的要求實至名歸。從最初《書法有法》的出版，便能夠領略其呼喚注重經典和傳承的心路歷程。事非經過不知其難，有的人可能不以為然，或者說，存在不同看法。說實話，我對于其中一些觀點并不認同，但藝術觀點并非完全統一才是好事，恰恰是需要各持己見，多歧為貴，是十分必要的。但有一條是極為令人信服的，即通過書名所揭示的觀點——書法有法——尤其在當下缺少法度、忽視法度甚至漠視法度的氛圍下，呼喚重視法度，是極其必要的，也是理性的。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書家普遍太過強調個性，共性強調太少。“法度”于古人是自然而然之事，就當下而言則成了一種苛求。很多人對于漢字，對于書法，已然少了敬畏之心。對于任何觀點的理解或解讀，不能脫離具體的社會環境和大勢背景。與此同時，也要了解，“史觀”比“史料”更為重要。一如很多歷史學家的著作，有著宏大的體系、細致的論述和嚴密的推理，如果缺少獨特的史觀，必定是美中不足。羅貫中《三國演義》比陳壽《三國志》貢獻更大之處在于提出了“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史觀，令人印象深刻，流傳久遠，影響廣泛，正是這個道理。

　　抄錄經典用以廣泛傳播的意義，概括成一點，就是促成“華麗蛻變”。今天重返經典，目的并不是為獲取某些特定的知識信息，而在于回溯前人的智慧歷程。通過閱讀經典，可以穿越歷史時空，直接面對思想家和思想本身：一方面，經典包含著解決今天所面臨問題的思想資源，尤其可以對普遍、共同的問題作出回應和提供啟示；另一方面，經典能夠激發更深入思考，由此提升自身理解世界的能力，以此為契機，在與歷代經典的溝通、互動中，不斷走向智慧深處，推進對于人自身乃至社會歷史文化的理解。古人云：“凡益之道，與時偕行。”如果有更多的人拒絕提筆忘字，主動親近經典，感悟日常書寫，熱愛漢字，敬畏傳統，相信會有助于形成良好的風氣。

　　作者簡介

　　薛元明，1973年出生。中國書法家協會文化傳播委員會委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出版《莊蘊寬傳》《中國書法制度論綱》《齊白石經典篆刻技法解析》《金壇書畫簡史》《經典碑帖技法解析》《鄧石如篆書技法解析》《北魏墓志放大本系列》等，參編中國書協“翰墨薪傳”《篆書與篆刻》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