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的故事是春秋時期最為慘烈最為殘酷最為極端因而也最為精彩的傳奇之一。伍子胥過昭關——一夜白頭，是中國人家喻戶曉的典故，漁父漂女舍身相救的故事更在民間廣為流傳。而戲劇舞臺上有關伍子胥的作品更是層出不窮。僅京劇就有《戰樊城》《長亭會》《文昭關》《蘆中人》《浣紗記》《魚腸劍》《刺王僚》等，幾乎寫盡了伍子胥一生中的精彩片斷。

　　近日，我在揚州又看到了一出好戲，這就是新編揚劇《子胥過江》。這部劇以獨特的方式重新講述了伍子胥的故事，在申張人間大義的同時，對歷史有新的發現和思考。其主題深刻，結構精巧，舞臺呈現之美輪美奐，讓觀眾在賞心悅目之余，發思古之幽情，生興亡之感慨。

　　《子胥過江》的主題集中在一個“義”字上。

　　這個義，是孔孟主張的價值觀之一。它是一種高尚的價值追求，也是一種崇高的道德準則。古人云，禮義廉恥，國之四維。義在其中，足見其重。伍子胥與孔子是同時代人。從伍子胥所遇漁父漂女的舍生取義看，義的觀念具有廣泛的民間性，可能從遠古到上古一直存在著，構成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基因之一。義不是孔子的發明，他對義的倡導，是對民間價值的提煉和概括。也正因為儒家的倡導，“義”成為民族的精神自覺，塑造了民族精神內核。

　　揚劇《子胥過江》接續了這一主題。劇中鮑牧的救孤是盡朋友之義、公孫圣的觸柱、伍子胥的死諫是盡忠臣之義，而漁父的沉江、水生的自盡、云夢的自縊，都是為救素不相識的伍子胥而舍生取義，這種“義”更是動人心魄。它是對楚王殘暴的否定，對伍氏罹難的同情，是源于人性的惻隱之心，是民間公義的力量所在。少時讀《史記》中的此類故事，常常感嘆古人的生命之輕，放棄生命似乎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今看《子胥過江》卻突然感受到生命之重。這是一種重義輕生之重。這種“義”的價值追求，可能是我們民族五千年賴以生生不息的動力之一。與同類題材不同的是，編劇借漁父之口對大義與小義、遠義與近義之別，進行了上帝視角般的審思，說出私放伍子胥，是今日之義；但從長遠看，因為伍子胥復仇滅楚，今日之義又成了來日之大不義，這種思考讓全劇的思想進入了一個更深或者更高的層面。

　　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在義利沖突的當下，《子胥過江》無疑是一劑醒世的良藥。

　　《子胥過江》的結構獨特而精巧。五場戲加一個楔子，其實是一個倒敘結構。第一場“寄子”，先寫晚年伍子胥出使齊國下戰書，托孤于老友鮑牧。而后一個楔子，用夢境引入“曠野、林澤、江上”三場戲，倒寫了伍子胥從楚國逃出生天的過程。最后一場“蹈義”，寫伍子胥從齊國回到吳宮，死諫夫差。這種結構放棄了順時序的敘事懸念，卻形成了強烈的藝術張力，水生、云夢、漁父的奮不顧身與伍子胥的慷慨赴義相得益彰，強化了全劇主題的表達。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水生云夢漁父發揮了伍子胥精神偶像的作用。

　　《子胥過江》深得中華傳統美學精神，具有傳統戲劇的深厚魅力。當下許多舞臺戲劇重裝備輕內涵。舞臺美術極盡奢華，藝術內容卻寡淡無味。聽戲看戲，觀眾要的是戲，不是舞臺裝置。《子胥過江》深諳此道，堅守戲劇藝術本體，在綜合性、寫意性、程式性、節奏性等方面，體現出傳統戲劇的優勢。舞美簡潔，發揮了時空的虛擬性。劇作文辭優美，富于詩意。人物關系簡練，除少量龍套演員外，每場戲常常只有三人甚至二人，而沖突不斷，好戲連臺，意蘊飽滿。演員表演更是上乘，主演李政成，揚劇成名，京昆成家，唱念做打，盡顯大家風范，讓觀眾處處感受到“角兒”的絕藝。更為難得的是，與他同臺的青年演員，人人稱職，將一個個配角演得生動可人。看這樣一臺揚劇，真正是一種享受！能夠與梅蘭芳同時代的人是幸運的，能夠與李政成羅周同時代的人也是幸運的。

　　近十年來，李政成與羅周合作了多部揚劇，我看到的就有《不破之城》《衣冠風流》《鄭板橋》《千里江山》等。這些作品將揚劇從一個地方小戲，變成了一個能夠承載重大題材、家國情懷的“國劇”。這是一種了不起的成就，必將為中國當代戲劇史所記載。

　　值得一提的是，《子胥過江》由揚州揚劇團和儀征揚劇團聯合打造。這是對儀征歷史文化資源的深度開掘。儀征有胥浦河，因伍子胥而得名。相傳，伍子胥遇漁父和漂女的故事就發生在這條胥浦河邊。這種歷史傳說已經成為儀征當地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深刻影響了儀征的歷史和文化。今天，儀征儀征，“尚義求真”，昭示著人們的精神向度。而《子胥過江》既是對儀征城市精神來自歷史深處的呼應，更是對當世人們精神高度的呼喚。也正因此，《子胥過江》這一地方題材具有了普遍意義，歷史題材具有了現實意義。也正因此，說它是優秀傳統文化在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過程中的又一成功范例，當不為過。

　　（本文作者系江蘇省文聯一級巡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