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情結

□ 胡子文

　　“二里”是一個地名，它在蘇北農村，是我家上世紀60年代“下放”的地方。

　　二十年前的一天，我因參加“七五屆高中畢業四十年同學會”的機緣，如夢一般，又回到了二里。那天下午，我站在一大片莊稼地的路邊，站在春風里。這一處稍高的土地上，原本有我家的三間土坯瓦屋和西側廚房，是當年政府出資，由生產隊出人手幫助建造的。屋子的東面，可以一眼看到我們生產隊的房子和牛屋，前面的大路直通公社的街上；屋子的西邊，是一條流經南北的沂河，很寬闊，每天有船拉著汽笛通過。如今，大河還是潮起潮落，我家的老屋子早已沒有了，那里的一排香椿樹更沒了蹤跡。

　　我向前走去，卻找不到當年那條長滿蘆葦，通往張店中學的小徑，曾經那路邊開著不知名的草花，蝴蝶蜜蜂飛來飛去。打此流過的大河的一脈支流，曾經滋養過我，如今河水依然潺潺流淌，只是再也看不到有人像我過去那樣，放學后用木桶從河里汲水挑回家使用。

　　曾經的石拱橋沒有了，而岸邊的蘆葦依然舉著蘆花。我走在大河支流左岸，仿佛仍能聽見橋上鄉鄰推著的獨輪車吱呀吱呀地響著，走向另一個村莊，或上街趕集。過去我家的大門，正對著這座小橋，我每天上學放學都要經過。我一家人曾在這里生活了十年，我一直認為，它是我的第二故鄉。

　　如今這里全變了，從什么時候變的，我不知道。我是上世紀的1975年離開的。整整四十年了。我家原來的老屋的身下，現在是一馬平川的農田，東側建起了一座公路橋，柏油路修得又寬又直，生產隊的村民家大都蓋起了樓房。原來沿村的小樹，變得整齊高大，而我曾經抓魚的小河也成了一片水田。一個村民走來，我們彼此相看卻不相識，我被問及“師傅從哪來？”我只是笑而不答，因為說來話就太長了。

　　斜陽夕照，白云慢慢地飄過?；秀遍g，我仿佛看到那年尚健的父親，挑著山芋藤從河堤上走過，他被指派為生產隊的飼養員，村民們稱之為“豬頭”。父親是帶工資的“下放干部”，從事勞動“接受再教育”，是只計“表現”不計工分的。他每天一早，要帶著干糧和水，去野地打豬草，黃昏前挑回隊里，用刀斬碎，摻和麥麩子喂豬，以確保隊里的豬茁壯成長，那可是生產隊全體社員的年貨??！

　　母親參加生產隊勞動，和隊里女社員一樣出工收工。每次插秧收工回村，母親都會和鄰家相二娘、朱大姐一起在河邊洗腳，水中倒映著母親端莊的臉龐，相二娘說母親長得好看，朱大姐說母親的山東話口音好聽……在那個年代，夸人是極為罕見的。

　　母親有一臺縫紉機，閑暇時為村民們裁剪新衣，而更多時候，是為鄰里縫補衣服，給舊衣褲打補丁，或制作一些內衣。這種免費義務幫助，贏得了大家的歡喜。經常有女社員來串門、嘮家常、送些山芋干，來來去去的日子里，母親還促成過鄰家兒女的親事。

　　記得那親事的主角叫張二標，他是我哥初中同學，書沒念完就回隊掙工分了，積極肯干，愛動腦筋，為隊里解決過許多技術難題，先是被隊里推舉為記工員，后來又當上了會計。他喜歡工余時在塘邊吹蘆笛，曲調飄過，令人神往。據說，他后來當兵去了邊疆。我一直感到不解，結過婚的人怎么還能當兵！

　　光陰荏苒，1975年我父親被“改正”了。全家先是遷往縣城居住，后來全家調回南京，父母都恢復了工作，直到退休。我是1975年高中畢業后離開二里的，之后，又去另一個公社的農場，當了“知青”，三年后又去當了兵，復員回到南京參加工作。

　　乘著時代東風，一切都在變，二里也在變，變得日新月異，變得錦上添花。

　　今年是2025年了，距重回二里又過去了十年。時間沐風一樣，春和景明，如夢如幻。近日有老同學來玩，又讓我想起了那次在二里，我站在鄰家一架子扁豆花前，那繁盛的紫花，就像開在我人生中的一本畫卷。回想著當年，同小伙伴吹著柳笛爬樹的情景，還有春天那些香甜可口的鮮豌豆、那些充饑的野菜、清香的槐花、野杏、酸棗、桑果，看來兒時嘗過的那些味道，連著那月光下的鄉村故事，永遠定格在我的記憶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