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恭達可以說是老朋友，但往往一兩年才能見上一回。見面時無寒暄，交談中有心儀，離開了又時在念中。這是不是就是古人說的那種君子之交呢？

去年十月在昆明開會，談到想對他的書法創(chuàng)作寫一點心 得，說時隨意，進入卻難。難在一讀他的作品便容易沉入那種神 馳八荒的無我境界，浸淫其中難以自拔，在這種狀態(tài)中何談結晶 理性思考？有時有了一點觸動，卻發(fā)現要展開和深掘是那么不容易，準確表述出來就更是難乎其難了。幾個月里，便這樣拿起來，放下，放下了又拿起，延宕至今。今夜的西安，天被雨水洗 得湛藍，幽遠的星空正可靜心，正好斂意，終于正襟危坐，疾筆 而書，在這個夏日之長夜寫出我心中的恭達。

在鑒賞藝術家及其作品時，我最想捕捉并告訴他人的，首先 是這位藝術家對藝術、對社會、對生命，到底意味著什么？這也 是我感知恭達創(chuàng)作首先琢磨的問題—他對中國當代書法、當代書壇意味著什么？意義又在哪里？

古往今來真正進入創(chuàng)新層面的書法家,其實都面臨著三個 悖論 ,三對矛盾。第一個悖論是，已經相對固化的書法表達系統(tǒng)，和每一位書家變動不居的社會、生命、情緒內容的矛盾。當代書家決然不能脫離傳統(tǒng)，不能脫離已經固化為程式單元并早已 規(guī)律化的書法傳統(tǒng)，像真草隸篆，像經典碑帖。書法與繪畫不一 樣，不是以客體對象本來的面目，或經過創(chuàng)作主體藝術變形的面目來反映對象的，而是以抽象的符號來表達具象的書寫內容和書 家情緒。它總是在形式不出現大幅變動的前提下，實現內容、情 緒的千變萬化。甚至某種程度上，對書法固有符號精到而傳神的 重復，以及重復中的微調重組，都可以構成書法作品的情緒性內 容。這些內容帶有心靈密碼的性質，只可意會神察，只可感染啟悟，只可心靈傳導，而難作通常意義下的普泛傳達。書法的詩文 內容，是作品可作社會傳播的內容，卻又因其普泛而帶著表層 性。由此看，傳承傳統(tǒng)，對于書法家而言，其實已經是在尋求一 種表達深層情緒的渠道，它有多么重要是毋庸多言了。

第二個悖論是，書法藝術的極端個性化、內心化、生命化，和書法書寫符號的社會化、通用化的矛盾。社會交流的共用 符號和個人私密的心電圖，便常常構成書法藝術第二組內在矛 盾。書家的作品一定要充溢著強烈的個人的生命感、情緒感，而 這種個人情緒又必須通過非常不個人化、非常程式化的社會通用 符號來表達。如果只是關注能否嫻熟地運用傳統(tǒng)程式和公共符 號來書寫，那只是復制技巧的高低，有了個性情緒、意緒的植入，公共符號才會有靈魂，潛藏于符號中的美才能被點亮。這 時，公共美的信息才提升為個性美、生命美，才具有了書法藝術 深層的審美價值。

第三個悖論是，書法本體上的傳統(tǒng)性和個性，與書法從來就 存在的現代性、社會性的矛盾。書法創(chuàng)作的個別性，決定了書法 創(chuàng)作的具體性，這種具體性又決定了它的現代性、社會性。從書作具體的社會人生內容直到書家創(chuàng)作時具體的境遇情緒，在創(chuàng)作 的現場，無不是現代的、社會的。王羲之的《蘭亭序》，放在創(chuàng)作 的晉代，其實是非常當下的。其中所記敘的蘭亭雅集，本身就是 一次帶有時尚性的文化活動，文中由雅集引發(fā)的種種感慨、種種 哲思，也無不具有當時的社會性—它起碼反映了魏晉時期社會 開放、文士風流的景象，它從文人心態(tài)折射出社會鳳氣，又和春 日景象匯為一體，而具有了生命感、宇宙感?！短m亭序》因此而 超越了當下，引發(fā)了永恒的生命共鳴。顏真卿的《祭侄稿》更是 書家在中唐社會動亂中的人生折射和情緒寫照。書作就這樣超越 了個人，超越了時代而具有了永恒的生命感、宇宙感。書家是社 會的人，他的個體人生、個體情緒從來是社會生活、社會情緒直 接或間接的審美反映。有時越個人化，隱藏的社會信息量越有深 度。信札這一品類所以在書法創(chuàng)作中別具價值，除了隨意性、即時性和藝術性三者交融所產生的審美情趣，恐怕也和信札較之詩 詞更真切地表達了社會人生和生命意趣有關吧。

一切大書家，“二王”、顏柳、蘇東坡、趙孟 、鄭板橋，都 深深卷進了社會和時代的漩渦，那些處在社會邊緣的書家，也總是在情緒深處呼應著社會和時代。只關注一己生命的藝術家，沒 有社會與生命輻射力的藝術家，免不了顯出小格局和小家子氣來。

創(chuàng)造性地處理好個體生命、社會風云和藝術傳統(tǒng)三者的關系，是擺在一切藝術家面前的難題，也是擺在恭達面前的難 題。這是一切藝術家創(chuàng)新的突破口，也是言恭達書法創(chuàng)新的突破 口。藝術家在自己作品中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常常是藝術創(chuàng)造 力、創(chuàng)新力的核心呈現。

恭達的藝術探索和創(chuàng)新正是從這里開始的。 他早年以沙曼翁、宋文治兩位大家為師，奠定了自己的創(chuàng) 造性基因。記得 50年前我曾在《光明日報》評論過文治老的國 畫，最主要的觀點就是認為宋先生有超強的融會百家為自家的藝 術創(chuàng)造力。有了這種創(chuàng)造基因，恭達全面進入中國古典字符世界。從篆籀入手溯源探流，往返研習于碑帖的長河，又以自己的 學養(yǎng)才情陶鑄百家，獨成風格。他認為篆籀是中國象形文字的質 地和最早的淵藪。他從篆籀中得其筆法筆意，傳其金石之風。既得其技，亦得其味，即清、拙、厚、真四字，這是筆墨之趣，也 是人生歲月之趣，歷史滄桑之味。

不止于此，恭達更重視的是領傳統(tǒng)之神，這神便是寫意精 神。他由早期象形文字入手，逐漸由源頭邁向中下游，在符號化 的路經上一路走來，由篆而隸而草，由形而神而意。寫意精神是中國藝術的本質特征和基本精神。西方思維以實證為主，故表達 體系偏重精確。東方思維以感悟為主，表達體系則偏重渾一和模 糊。中國人的實踐理性偏入世而近儒，中國人的藝術理性偏出世 而近道。其實大而化之、得意忘形、簡約傳神、意到筆不到等中 國審美理念，最早的源頭無不和中國文字的象形特征所衍生的多 義性、寫意性有關。正是這種由中國書法藝術中蒸騰出來的寫意 精神，漸次彌漫而及繪畫、而及詩文、而及人生行為，成為中國 藝術和東方生存重要特點。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即由象形走向 寫意的意義上，我們說中國書法足可稱為中國藝術的極至。

這就特別要談到恭達出神入化的草書。草書使他在傳統(tǒng)深 厚、傳承嚴格的中國書法中找到了寄寓個我生命奔涌的渠道和樣式。在草書中我們看到了完全另一個恭達。這是內在生命沖決了 生命外殼的恭達。激越沖決了法度，鮮活沖決了古拙，靈動沖決了沉雄。卻又以江南之秀骨和筋力，將雄渾與清逸熔冶一爐，呈 現出一種難得的和諧之美。

最令我驚喜的是，這種沖決又無不中規(guī)中矩，相犯于法內而 相因于法外。恭達以堅實的篆隸奠基，主打中鋒使轉，又以羊毫長毫裹鋒行筆，平添了高古和秀逸之氣；偶舞側鋒則以顯些許飄 逸。功力融入活力，書家的生命跳躍于高古飛動的墨線之中。這些創(chuàng)造，是法外之法，是無規(guī)矩的規(guī)矩，更是超規(guī)矩的個性生命 在新規(guī)矩中的奔放。如此高難度的熔鑄，恭達寫來是如此渾然天 成，好似書家的真性原本就是書作的法度，而法度又原本即為書家的真性。難道法度真是為書家的真性而量身打造的嗎？ 有時我會納悶，最生命化和最格式化怎么會在書法這么一種 藝術中得到融會和統(tǒng)一的？書法強烈而不可遏止的生命追求，可 能正是它從篆、隸、楷各種法度森嚴的書體中脫穎而出，最終走 向行草的原因吧，也正是恭達從最嚴謹的篆籀入手而最后騰躍入 大草化境的原因吧。這原因與其說是藝術的，不如說是生命的。

恭達不但得傳統(tǒng)之神，而且直取傳統(tǒng)之道。這道就是：從藝 術精神中沖決而出，進入人生社會之道，從以藝術實現個體生 命，到以藝術濟世救心承載起社會擔當這樣一個大道。這里需要 特別說說他的主題性大型創(chuàng)作和書法社會活動。他的精品佳作不 僅先后在 500多次國內外書畫篆刻展參展，獲得多項大獎，而且 花費大量精力參與組織了許多書法展覽、論壇和各類活動。近年 來，他在聯合國總部“首屆中文日”舉辦過特展，為北京奧運會 創(chuàng)作了《體育頌》長卷，為上海世博會創(chuàng)作了《城市讓生活更美 好》的長卷，在美國夏威夷大學展出了洋洋幾千言的《世紀脊 梁—言恭達推動百年中國歷史進程人物詩抄》，還創(chuàng)作了自作詩 十首《時代抒懷》，最近又創(chuàng)作了關于《中國夢》的長卷。他還先 后捐贈數百萬巨款給社會公益慈善活動，受到多次表彰獎勵。有 的藝術家常常有意無意地將個性釋放和社會擔當對立起來。但恭 達卻能做到魚與熊掌兼得。一系列大型主題性書法巨作和書法公 益活動，正是他個性釋放和社會擔當完美融會的結晶。這些巨型 作品不但產生了極大的社會影響，顯示了書家藝術上的爐火純青，更表現出一位藝術家的人格力量和社會責任，對我國文藝界 關注民瘼、擔當社會的新風尚起到了引領作用。

其實，個體生命激情本來就是社會情緒或隱或現地個體化、個性化的表露。社會情緒、感情、風氣、德行，又從來只能 通過個體生命才能得到體現和聚集。藝術家作為掌握一定審美和 社會話語權的人群，個體生命尤其是社會情緒的集聚點。即使有 人排拒傳達社會共有的情緒、感情，這種排拒本身不也就構成社 會情緒的種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