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史學觀認為，元朝統治階級把全國各族人分成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地位最高；第二等是色目人，即姓氏復雜的“各色名目”之人，包括西夏人、回回人和畏兀兒（維吾爾）人等我國西北地區各族，以及居留在我國境內的中亞、東歐人；第三等是漢人，指原金朝統治區的漢人、契丹人和女真人，以及渤海人和早先被蒙古族征服的四川、云南的漢人等；第四等是南人，指原南宋統治區的漢人和其他各族人。并且還特別強調：南人的社會地位最低，生活最窮苦，受到多重壓迫和歧視，是被剝削、被奴役的人群。

我在《“大蒙古國”與“大元朝”之關聯區分》一文中已明，“元朝”一直到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八年（1271年）才由“大蒙古國”轉化而來。那么，當我們探討元朝將人分成“四等”問題時，理應不能包括公元1206年以來的成吉思汗、拖雷汗、窩闊臺汗、貴由汗、蒙哥汗以及元世祖忽必烈的“中統”5年和“至元”8年即1260年-1271年這12年時間，只能從至元八年（1271年）“元朝”正式問世后開始審視，時間跨度總長為1271年至1368年的98年。當然，在歷史文獻中，從公元1206年至公元1271年這65年的時間里，我們還見不到“四等說”的影子。

那么，是否在公元1271年開始，就有了“四等說”了？非也！

一、元世祖忽必烈時期：有“宋人”、“南人”、“北人”、“江南人”、 “宋趙氏族人”、“北方諸色人”、“漢人”、“蒙古人”、“回回”、“新附人”、“江南藝人”、“漢軍”、“亡宋軍”、“新附諸軍”、“河西人”、“畏吾兒人”（畏兀兒人）、“契丹人”、“女真人”、“江南民”、 “宋舊軍”等20種稱謂。

忽必烈于公元1271年亮出“大元朝”旗幟。為了嚴謹起見，我們考察的范圍不妨再向前延伸幾年。

根據《元史》卷五《世祖本紀（二）》，至元元年（1264年）夏四月，楊大淵以部將王仲得宋將昝萬壽書殺之。詔以其事未經鞫問，或墮宋人行間之計，豈宜輒施刑戮，詰責楊大淵。十一月丙子，詔宋人歸順及北人陷沒來歸者，皆月給糧食。十二月丁未，敕遣宋諜者四人還其國。卷七《世祖本紀（四）》，至元七年（1270年）冬十月乙亥，“宋人攻莒州”。由此可見，在公元1271年前，忽必烈時期出現頻率最多的就是“宋人”。

為了節省篇目，下文筆者直接用“年號”來坐標細繹，內容皆出《元史?世祖本紀》。

第一階段：1271年至1279年南宋徹底滅亡，出現“宋人”、“南人”、“蒙古人”、“漢人”、“畏兀兒人”等5種稱謂。

至元九年（1272年）春正月，敕董文炳時巡掠南境，毋令宋人得立城堡。

至元十年（1273年）春正月，愛先不花因言：“前宋人城五河，統軍司臣皆當得罪。”二月丁未，宋京西安撫使、知襄陽府呂文煥以城降。三月乙丑，敕樞密院，“以襄陽呂文煥率將吏赴闕”。呂文煥等發襄陽時，“擇蒙古、漢人有才力者護視以來”。夏四月，呂文煥入朝，被授予昭勇大將軍、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襄漢大都督，賜其將校有差。呂文煥于至元十一年三月，“隨司千戶陳炎謀叛，誅首惡二人。”但呂文煥未殺，從后來攻打江漢時，行中書省建議“江漢未下之州，請令呂文煥率其麾下臨城諭之，令彼知我寬仁，善遇降將”可知。“時將相大臣皆以聲罪南伐為請”，于是，驛召姚樞、許衡、徒單公履等問計。徒單公履對曰：“乘破竹之勢，席卷三吳，此其時矣。”帝然之。由此可見，元朝已經做好滅南宋的組織發動工作，大臣們紛紛聲討南宋政權的罪行，并申請“南伐”。我們知道有“北伐”，可曾知否，在元朝時就有“南伐”一詞了。

至元十一年（1274年），畏兀兒人（今維吾爾族）、元朝軍事將領阿里海牙言：“荊襄自古用武之地，漢水上流已為我有，順流長驅，宋必可平。”將軍阿術又言：“臣略地江淮，備見宋兵弱于往昔。今不取之，時不能再。”帝忽必烈“趣召史天澤同議”。史天澤對曰：“此國大事，可命重臣一人如安童、伯顏，都督諸軍，則四海混同，可計日而待矣。臣老矣，如副將者，猶足為之。”忽必烈說：“伯顏可以任吾此事矣。”阿術、阿里海牙說道：“我師南征，必分為三，舊軍不足，非益兵十萬不可。”詔中書省簽軍十萬人，準備向南宋開戰。

元朝人已經觀察到南宋軍隊“弱于往昔”，滅宋之戰在即。至元十一年的十二月，伯顏大軍次漢口；第二年春天，大軍次黃州，二月次安慶府，次池州，宋兵或戰或降或死。宋都督賈似道、承宣使阮思聰慌忙派人向元軍求和，“請還已降州郡，約貢歲幣”。伯顏派使者對賈似道說：“未渡江時，入貢議和則可，今沿江諸郡皆已內屬，欲和，則當來面議。”伯顏意思很清楚，我元朝大軍已經打過江了，你宋宰相賈似道和承宣使阮思聰才來談“入貢議和”，顯然遲了。但暫時還是解除了對南宋京師所在地臨安府的圍困。

至元十二年（1275年）二月，元朝曾讓鄂州的漢降臣張晏然等“赴闕”進京，到大都聽忽必烈訓話。忽必烈答應不讓趙宋政權斷了香火，給“宋主”留了面子。

到了至元十三年（1276年）春天，元朝大將軍伯顏“軍次皋亭山”，阿剌罕以兵來會。“宋主遣其宗室保康軍承宣使尹甫、和州防御使吉甫等，齎傳國玉璽及降表詣軍前。”讀者君一定要清楚，這時的所謂“宋主”，就是只有7歲的少兒皇帝“趙顯”。

南宋向元朝投降的降表，細心品讀，很是無可奈何，很是令人心酸，不妨照錄于此，想象一下戰敗國的屈辱滋味。辭曰：“大宋國主顯，謹百拜奉表于大元仁明神武皇帝陛下：臣昨嘗遣侍郎柳岳、正言洪雷震捧表馳詣闕庭，敬伸卑悃，伏計己徹圣聽。臣眇焉幼沖，遭家多難，權奸（賈）似道，背盟誤國，臣不及知，至勤興師問罪，宗社阽危，生靈可念。臣與太皇日夕憂懼，非不欲遷辟以求兩全，實以百萬生民之命寄臣一身。今天命有歸，臣將焉往。惟是世傳之鎮寶，不敢愛惜，謹奉太皇命戒，痛自貶損，削帝號，以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北、二廣、四川見在州郡，謹悉奉上圣朝，為宗社生靈祈哀請命。欲望圣慈垂哀，祖母太后耄及，臥病數載，臣煢煢在疚，情有足矜，不忍臣祖宗三百年宗社遽至殞絕，曲賜裁處，特與存全。大元皇帝再生之德，則趙氏子孫世世有賴，不敢弭忘。臣無任感天望圣，激切屏營之至。”

伯顏大將軍代表元朝接受了南宋朝廷的降表、玉璽。接著又遣人回臨安，召宰相出議降事。師次臨安北十五里。也就在這時，宋庭的宰相陳宜中、張世杰、蘇劉義、劉師勇、陸秀夫等人，“挾益、廣二王出嘉會門，渡浙江遁去，惟太皇太后、嗣君在宮”。益王趙昰、廣王趙昺，他們二人與趙顯被稱為“宋末三帝”。

至元十三年（1276年）二月庚子，“宋主”趙顯率文武百僚詣祥曦殿，望闕上表，乞為藩輔。遣右丞相賈余慶等奉表以聞。宋主祖母太皇太后亦奉表及牋。是日，南宋文武百司出臨安府，詣行中書省，各以其職來見。悉罷宋官府，散免侍衛禁軍。宋主趙顯遣其右丞相賈余慶等充祈請使，詣闕請命，右丞相命吳堅、文天祥同行。行中書省右丞相伯顏等，以宋主趙顯“舉國內附，具表稱賀”，向皇帝忽必烈報告。

元朝接受了南宋的投降，地域擴大，人口增多：兩浙路得府八、州六、軍一、縣八十一，戶298萬3672，人口569萬2650。淮西路得府二、州六、軍四、縣三十四，戶51萬3872，人口102萬1349人。

伯顏派遣宋內侍王埜入宮，收宋國兗冕、圭璧、符璽及宮中圖籍、寶玩、車輅、輦乘、鹵簿、麾仗等物。庚申，忽必烈召伯顏“偕宋君入朝”。

忽必列在滅了南宋后，帝召集原來宋朝的那幫降臣們，問道：“爾等何降之易耶？”

南宋降臣們回答：“宋有強臣賈似道擅國柄，每優禮文士，而獨輕武官。臣等久積不平，心離體解，所以望風而送款也。”意思是說，南宋朝廷重視文官而輕視武官，所以這幫武夫們就怨恨朝廷，望風而逃，把南宋江山送給“大元朝”了。

忽必烈讓手下人去回答這幫敗將們：“借使賈似道實輕汝曹，特賈似道一人之過耳，且汝主何負焉。正如所言，則似道之輕汝也固宜。”意思是你們一味責怪賈似道，而不論皇帝能力如何，這也難怪賈似道要瞧不起你們這幫武臣！

至元十五年（1278年）春正月，元朝政府下令：“官吏隱匿及擅易馬匹、私配婦人者，沒其家”。“禁官吏軍民賣所娶江南良家子女及為娼者，買賣者兩罪之，官沒其直，人復為良”。二月，命平章政事阿塔海、阿里“選擇江南廉能之官，去其冗員與不勝任者”。夏四月戊午，“以江南土寇竊發，人心未安，命行中書省左丞夏貴等，分道撫治軍民，檢核錢谷；察郡縣被旱災甚者、吏廉能者，舉以聞，其貪殘不勝者，劾罷之。”“追江南工匠官虎符”。五月癸未朔，詔諭翰林學士和禮霍孫，“今后進用宰執及主兵重臣，其與儒臣老者同議。”也就在這個月，“選江南銳軍為侍衛親軍。”六月，“詔汰江南冗官”。“宋故官應入仕者，付吏部錄用”。這一系列舉措，對維護社會穩定、做好收編過渡都起了重要作用，看不出有任何歧視的跡象。

忽必烈甚至對身邊的蒙古族大臣們說：“南人如呂文煥、范文虎率眾來歸，或可以相位處之。”又顧謂左右曰：“汝可諭姚樞等，江南官吏太冗，此卿輩所知，而未嘗言。”遂命平章政事哈伯等諭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院及諸南儒今為宰相、宣慰，及各路達魯花赤佩虎符者，俱多謬濫，其議所以減汰之者。凡小大政事，順民之心所欲者行之，所不欲者罷之。”這里的“達魯花赤”是代表成吉思汗的“督官”。“順民之心所欲者行之，所不欲者罷之”，完全體現出了以人民為中心的治國理念。

至元十六年（1279年）春正月甲戌，張弘范將兵追“宋二王”至崖山寨，張世杰拒戰，結果大敗而逃。廣王趙昺“偕其官屬俱赴海死，獲其金寶以獻”。在《宋史》中，是陸秀夫背著小皇帝趙昺投海而死，在《元史》中用一個“偕”字，算是給亡宋小皇帝以一定的“尊嚴”了。至此，南宋徹底滅亡。

在滅南宋、統一全國的這幾年中，我們尚看不出元朝政府對亡宋人或南人的歧視，相反，看到的是忽必烈對南宋降臣中文武人才的重視和不同程度的留用，淘汰的只是那些無能力、崗位多余的“冗官”；同時，對江南良家女子的人權表現為高度尊重。

第二階段：宋滅亡后至忽必烈去世，出現“漢人”、“蒙古人”、“回回”、“新附人”、“江南藝人”、“漢軍”、“亡宋軍”、“新附諸軍”、“河西人”、“畏吾兒”、“契丹人”、“女真人”、“北方諸色人”、“江南民”、“宋人”、“宋舊軍”等16種稱謂。

至元十六年（1279年）二月，“禁諸奧魯及漢人持弓，其出征所持兵仗，還即輸之官庫。”三月壬子，“囊加帶括兩淮造回回炮新附軍匠六百，及蒙古、回回、漢人、新附人能造炮者，俱至京師。” 友情提醒：“囊加帶”是人名。秋七月，詔遣牙納術、崔彧“至江南訪求藝術之人”。八月己丑，“宋降臣王虎臣陳便宜十七事，令張易等議，可者行之。”“調江南新附軍五千駐太原，五千駐大名 ，五千駐衛州。”八月甲辰，“詔漢軍出征逃者罪死，且沒其家。”九月乙巳朔，范文虎薦可為守令者三十人。詔：“今后所薦，朕自擇之。凡有官守不勤于職者，勿問漢人、回回皆論誅之，且沒其家。”

至元十七年（1280年）十一月壬戌，“詔江淮行中書省括巧匠。”

至元十八年（1281年）春，“敕江南州郡兼用蒙古、回回人” 。

至元十九年（1282年）六月，“亡宋軍有手號及無手號者，并聽為民。”“手號”即手上的雕青記號，類似于今天的紋身，雕的是“海東青”隼鶻圖案。這一年的秋七月，“令蒙古軍守江南者，更番還家。”

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蠲江南今年田賦十分之二，其十八年以前逋欠未征者，盡免之。”阿魯忽奴言：“曩于江南民戶中撥匠戶三十萬，其無藝業者多，今已選定諸色工匠，余十九萬九百余戶，宜縱令為民。”從之。這一年的八月，朝廷開始擬定軍官格例，以河西、回回、畏吾兒等依各官品充萬戶府“達魯花赤”，同蒙古人；女真、契丹，同漢人；若女真、契丹生西北不通漢語者，同蒙古人；女真生長漢地，同漢人。

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春，“徙江南樂工八百家于京師” 。二月，詔改江淮、江西元帥招討司為上中下三萬戶府，蒙古、漢人、新附諸軍相參，作三十七翼。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二月，江南諸路學田，昔皆隸官。“詔復給本學，以便教養。”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春，“詔發江淮（原江浙省）、江西、湖廣三省蒙古、漢券軍，及云南兵，及海外四州黎兵，命海道運糧萬戶張文虎等運糧十七萬石，分道以討交趾。”閏二月，設國子監，立國學監官：祭酒一員，司業二員，監丞一員，學官博士二員，助教四員，生員百二十人，蒙古、漢人各半。官給紙劄、飲食，仍隸集賢院。

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春正月，“募民能耕江南曠土及公田者，免其差役三年，其輸租免三分之一。”江淮行省言：“兩淮土曠民寡，兼并之家皆不輸稅。又管內七十余城，止屯田兩所，宜增置淮東、西兩道勸農營田司，督使耕之。”制曰“可”。這一年的二月，以江南站戶（元代服役于站驛之戶稱站戶）貧富不均，命有司料簡，合戶稅至七十石當馬一匹，并免雜徭；獨戶稅逾七十石愿入站者，聽便。合戶稅不得過十戶，獨戶稅無上百石。這一年的冬十月，尚書省臣請，令集賢院諸司，分道鉤考江南郡學田所入羨余，貯之集賢院，以給多才藝者。從之。

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二月辛亥朔，“詔籍江南戶口，凡北方諸色人寓居者亦就籍之。”夏四月戊午，“禁江南民挾弓矢，犯者籍而為兵。”十一月丁未，“禁江南、北權要之家毋沮鹽法。”十二月，紹興路總管府判官白絜矩言：“宋趙氏族人散居江南，百姓敬之不衰，久而非便，宜悉徙京師。”桑哥以聞，請擢白絜矩為尚書省舍人。這位白大人因了這個餿主意而被提拔為尚書省舍人，但到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四月，江淮行省言：“近朝廷遣白絜矩來，與沙不丁議，令發兼并戶偕宋宗族赴京，人心必致動搖，江南之民方患增課、料民、括馬之苦，宜俟他日行之。”皇帝表示同意，遷徙敬趙“百姓”陰謀終未得逞。

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三月，“放壽、潁屯田軍千九百五十九戶為民，撤江南戍兵代之。”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秋七月，敕：“江南重囚，依舊制聞奏處決。”罷江南諸省買銀提舉司。遣官招集宋時“湼手軍”（在手上刺字的軍人）可充兵者八萬三千六百人，以蒙古、漢人、宋人參為萬戶、千戶、百戶領之。“募民耕江南曠土，戶不過五頃，官授之券，俾為永業，三年后征租。”這一年，中書省臣言：“江南在宋時，差徭為名七十有余，歸附后一切未征…可令江南依宋時諸名征賦盡輸之。”從之。

至元三十年（1293年）二月，江西行院官中有一位名叫月的迷失的人進言：“江南豪右多庇匿盜賊，宜誅為首者，余徙內縣。”從之。也就在這一月，朝廷“申嚴江南兵器之禁。”十二月丁亥，再次“禁漢軍更番者毋鬻軍器”。也就在這一月，朝廷遣使督思州、播州及鎮遠、黃平，“發宋舊軍八千人，從征安南”。安南國即今越南境內。

忽必烈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去世。從1279年到1294年的15年間，元朝朝廷除了加強對江南人、漢軍及民間的槍支弓矢進行管控外，就是對一些原先的“江南重囚”“豪右”且庇藏匿盜賊者進行鎮壓，這應該說符合新統一的國家政權維護社會穩定需要。在人才方面，重視南方有才藝的工匠；在農業方面，鼓勵開荒種田；在反腐及鹽稅管理方面，南北“權要”一視同仁。如果講有什么等級區別的話，那也是在軍隊管理方面有所體現，如至元二十一年的“軍官格例”制定。

忽必烈在位35年，其在“元朝”區間執政，前后長達25年，在這25年時間內，我們尚看不出明顯的、針對廣大百姓的“四等”人區分，而是先后出現了16種稱謂。（未完待續）

2020年6月9日于金陵四合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