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與劍：江南文化中的柔性與剛性

以常州文化為例

□ 紀玲妹

編者按：

常州為歷史上的中吳，是典型的江南文化地區。常州文化中物質文化層面的衣食住行與水關系密切，心態文化層面也有水文化的特色。同時作為江南文化的常州文化也有剛性的一面，歷史上多剛直不屈之士。兩種文化的融合體現為外柔內剛，亦柔亦剛。

“鐵馬秋風塞北，杏花春雨江南”。江南一直是許多人心中的詩意所在，特色文化是江南地域文化的靈魂與生命力，也是江南地域文化的競爭力，特色文化是區別于其他區域文化所顯現的獨特風格。江南文化、江南人的性格有何特色呢？江南文化是多元的：柔性與剛性、詩性與務實、包容與創新。

水：江南文化中的柔性

常州位于長江下游的太湖流域，是吳文化的中心地帶，屬中吳，有“中吳要輔，八邑名都”之稱，是典型的江南。吳文化最主要的特點就是水文化，常州無論是物質文化層，還是心態文化層，或精神文化層，無不體現吳文化的“水性”。

常州的衣食住行與水關系密切。常州北枕長江，南臨太湖，京杭大運河穿城而過。區域內河網密布，氣候溫潤，降水充沛，是典型的水鄉澤國。常州城依水而建，因水而興。自晉太康年間，常州建內子城，修護城河開始，到后來建外子城、羅城、新城，常州城市的發展始終伴隨著水系的外延與拓展。經過西晉至明初一千余年的建設，常州逐漸形成了獨特的“四城四河”，城中有河，城河相依。與此相關，常州文化中衣食住行等方面，無不體現出水的特性。飲食上有“飯稻羹魚”的傳統，與稻作文化、魚文化密切相關，自古有“蘇常熟，天下足”的美稱。服飾上離不開蠶桑絲綢。民居以“小橋流水人家”為特色。詩人錢紳的《舟泊常州》一詩，可反映常州水鄉的特點：“舟到毗陵日已昏，維舟柳下宿西門。幾家煙火橋邊市，一曲漁歌郭外村。遠樹依微寒鳥集，古城寥落暮云屯。相親喜有同袍客，吟得新詩可細論。”著名詩人趙翼在他的詩作《陽湖晚歸》中，飽含深情地描繪了家鄉美景：“布帆輕漾晚風微，回首陽山正落暉。鷺點碧天飛白字，樹披紅葉賜緋衣。詩情澄水空無滓，心事閑云淡不飛。最喜漁歌聲欸乃，扣舷一路送人歸。”這些詩作都反映常州地形地貌上水文化的特點。

古代常州交通上也有水文化“以船為車”的特點。我國迄今為止發現的最早的舟、最早的櫓，都在常州。最早的獨木舟出土于淹城。淹城位于常州武進區西南，是我國目前保存最完整的春秋時期的地面城池遺址。淹城有子城、子城河、內城、內城河、外城、外城河組成。這種三城、三河的格局，在我國乃至世界上實屬少見。

今天的常州，稻作文化依然沒有改變，魚蝦菱藕等水產品也很豐富。運河常州段南遷，新運河已建成，不僅承載航運的功能，也成為新的生態景觀線。原來穿城而過的老運河變成了觀賞河，水質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縱橫的市河水也越來越清澈。

除了衣食住行等物質文化層面外，在心態文化層，常州地域文化也處處彰顯了水文化的特性。水文化是智者文化，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老子也云：“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于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水是靈動的，具有聰穎靈慧的特性；水“善下”“不爭”，有謙遜好禮的特性，水還有融通等特點。水養育著常州的文化，也養育著常州的精神。在心態文化層、精神文化層，常州地域文化中的水文化特質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是謙遜、禮讓的特性。常州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始于周靈王二十五年（前547），吳公子季札被封于延陵，至今已有2500多年。常州的人文淵源，可追溯到吳公子季札。季札為吳王壽夢第四子，有賢德與治國之才，壽夢想傳國于季札，季札不受，而耕于野。王位兄弟相傳，再次傳位于季札時，季札又不受，被封于延陵，后稱“延陵季子”。季子三讓王位，在中國歷史上是一段佳話，《左傳》《公羊傳》《谷梁傳》《禮記》《越絕書》《吳越春秋》《史記》都有關于季札的記載。太史公司馬遷在《史記·吳太伯世家第一》中有感而發：“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荊蠻勾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閎覽博物君子也！”常州有多處與季札有關的古跡，如延陵季子廟、季子祠、季子亭等，據傳季子墓前立有一塊十字碑，碑上刻有孔子所書的“烏乎有吳延陵君子之墓”。季札的精神在常州一直受到特殊的尊重。克遜、謙讓的品格，代代相傳，成為了常州的人文精神。

常州在歷史上有重人格的傳統，更以“禮讓名區”自豪，明代毛憲撰有《毗陵人品記》，清代歐陽東風撰有《晉陵先賢傳》，對毗陵（今常州）歷史上品德高尚之人進行了專門記載。澄江夏樹芳在《增修毗陵人品記序》中說：“夫士以品貴，道德、功業、文章皆品也。生而鹿鹿無關名教，則無所貴品矣。毗陵自吳泰伯、季子而下，號為禮讓名區，其間忠孝廉節，秀世邁俗，更仆未易數。”作為“禮讓名區”的常州，謙讓、守禮是這個城市傳承的主要精神之一。常州歷史上記載有許多這樣的名士。這種重人格修養，謙讓，看淡功名利祿的品性，是這一城市區域文化中禮讓精神的很好體現。

在清代常州的文學領域也體現了地域文化中謙遜的精神。如陽湖文派、毗陵詩派，都非有意立派，而是創作成績能夠“拔戟自成一隊”，為世人所推崇而形成的流派。乾隆年間，洪亮吉、黃仲則、孫星衍名滿天下，“毗陵七子”之名逐漸形成，但他們自己卻不以“七子”自稱，雖然洪亮吉在給徐書受的詩中謙虛地說“七子才名虛擬議”，但“七子”之稱依然名滿天下。

二是融通的特性。融通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融”，融合，包容，兼容并蓄，二是“通”，貫通、通達，不拘于一隅。

常州文化的源頭之一季札，當時是一個“文化使者”，“季札觀樂”體現出他政治、文學、音樂、民俗等多方面的融合與貫通，開啟了融通精神的源頭。齊梁蕭氏一族開創了常州文化的新局面，帶來了南北文化的交融，以及儒學、佛學、道學，文學、史學、繪畫等多種學術與藝術的貫通。唐宋時期，常州文化也表現出對外來文化兼收并蓄的特點。如唐朝的李棲筠、獨孤及先后出任常州刺史，將中原文化帶到常州，與常州本土文化融合。李棲筠創建了常州第一所府學，為常州培養人才。獨孤及提倡古文，最后終老常州，其文集名為《毗陵集》。

在今文經學的開山鼻祖莊存與身上，就體現了融通的特點。莊存與雖然開創了今文經學，卻不絕對排斥古文經學。他不僅寫了今文經學的開創之作《春秋正辭》，還寫了《周官記》《周官說》《毛詩說》等關于古文經傳之書，所以李兆洛評價說：“宗伯公經術淵茂，諸經皆有撰述，深造自得，不分別漢宋，必融通圣奧，歸諸至當。”洪亮吉是著名的漢學家，其《春秋左傳詁》至今很有影響，但他也意識到學問不能拘于一隅，他在《與錢季木論友書》中說：“學問之友，必先器識，拘于一隅，難于高論。”

其次表現在文學上。陽湖文派在形成過程中，融合了經學、詩歌、駢文等的影響，不難感受到融通精神的滲透力。考察毗陵詩派，也不難看出這種融通精神的影響。清代中葉的詩壇，流派紛呈，沈德潛的格調說，翁方綱的肌理說，袁枚的性靈說等，呈現出百家爭鳴的態勢，宗唐、宗宋之爭也達到高潮。毗陵詩派在眾多詩學思潮中，對各派能取其長，去其短，不被某一派左右。如反對翁方綱以學問入詩、以考據入詩，但又肯定學識、學問的重要性；既認為袁枚詩“失之淫艷”，又贊同他詩寫性情的觀點。毗陵詩派正是在融合各派特點的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常州的融通精神，還表現在常州的文人大多博學多才。在唐順之身上，就表現出了文學、經學、史學、數學、天文、地理、音樂、軍事等多個領域的融通，且在各個領域均有出色的成就。唐順之曾幾次被貶官，蟄居家鄉鉆研學問十多年，掌握多門實學，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七二《荊川集》評曰：“學問淵博，留心經濟，自天文、地理、樂律、兵法以至勾股、壬奇之術，無不精研，深欲以功名見于世。”

清代毗陵詩人大多博學多才。清初“毗陵四家”之一董以寧有“才子”之稱，于歷象、輿地、樂律均有專精，尤其致力于《經》《易》，多有成就。他的文集中也收錄了大量學術文章，開啟了清人把學術論文收入文集的先例。陳玉璂少有大志，于天文、地理、兵刑、禮樂、河渠、賦役等，莫不精通，撰史論數百卷。鄒祗謨、邵長蘅等博學多才，精通多門實學。

近百年來，中西文化激烈碰撞，在常州文化的熏陶下，這片熱土上，“常州三杰”——瞿秋白、張太雷、惲代英脫穎而出，“七君子”中李公樸、史良，以及盛宣懷、劉國鈞、趙元任、呂思勉等精英，成為近現代常州的驕傲。融通的特點，在今天的常州，表現為重學習、善吸納，廣泛交流、兼容并蓄的開放精神。

融通的特性，也是水文化的另一個重要特性。水最具有包容精神，海納百川，有容乃大。水“事善能”，能夠根據環境的差異而有效地發揮效能，具有靈活、融通的特點。俗話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對此，《管子·水地篇》有深刻的認識：“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生也。”認為水不僅孕育了生命萬物，也是產生美與丑、賢良與不肖、愚蠢與俊秀的基礎條件，即人的形貌、性格、品德、習俗等都與水土密切相關。常州的水，養育了常州的人，凝練了常州的精神。

總之，謙遜禮讓、融通、重誠信等是常州地域文化的鮮明特色，這是常州優秀的傳統人文精神與厚重的歷史文化積淀影響下形成的，這些特色也是水文化的特性，在今天，常州文化中的“水性”依然潤澤著常州人，將常州文化中的優良品質進一步發揚光大。

劍：江南文化中的剛性

江南文化的基礎是先秦的吳越文化，“斷發文身”，尚武好斗。先秦時，最好的兵器在江南，如干將、莫邪，具有高超的鑄劍技藝。江南的兵器還有吳鉤，“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落日樓頭，斷鴻聲里，江南游子，把吳鉤看了，欄桿拍遍，無人會，登臨意。”“趙客縵胡纓，吳鉤霜雪明。”在眾多詩詞中，吳國的利器已經超越刀劍本身，上升成為一種驍勇善戰、剛毅頑強的精神符號。經過幾次南北文化融合，江南文化在中原文化的影響下由尚武向崇文轉變，但江南文化中尚武的基因并沒有消亡，在某些特定的時刻就會爆發出來。

滿清入關之后的情形，最能說明江南文化的剛性，江南人勇于抗爭的血性。清軍所到之處，強制推行“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剃發令，唯有江南許多士紳“頭可斷，發決不可剃”。清軍入關之后，所向披靡，然而到了江南，卻遇到了頑強的抵抗。揚州、江陰、昆山、嘉定等地，軍民誓死守城。尤其是“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表現了江南人決不屈服的血性。江陰典史閻應元，帶領軍民激戰81日，城內城外死近17萬人，無一人投降。全城僅存活53人，非常慘烈。

常州府處于吳文化的中心區域，屬中吳，風氣卻以硬朗著稱，被稱之為“東南鄒魯”。曾任清代常州知府的歐陽東風有感于該郡之風烈，選擇了自延陵季子以下至明朝共69人，“大者惇倫砥節，翼圣闡真，次亦披鱗犯顏，偏介獨行之士”，編寫了《晉陵先賢傳》。常州人性格中也有剛強的一面，常州歷史上有許多率直剛烈之士，不肯趨炎附勢、委曲求全，最后舍棄官位甚至性命。行刺吳王僚的刺客專諸，就是常州金壇人。宋朝胡宿，在朝直言相諫，不畏權勢，堅持原則，慷慨有大節，不以個人進退為意。鄒浩，為人忠鯁修潔，出言狂妄，三諫立劉后事，被削官，蔡京用事，素忌先生。胡珵，面對北方金兵入侵，抗疏極言不可和，是主戰派，敢于忤秦檜。

許多著名的東林黨人都是常州府（時無錫縣屬常州府）人。東林黨與常州有著較為密切的關系。無錫東林書院原是南宋楊時講學的書院。楊時，號龜山，是理學家程顥、程頤的大弟子，57歲時曾寓居常州，來往毗陵、梁溪之間，76歲才離別常州，回到他的家鄉福建，所以常州可以說是他的第二故鄉。罷官回到家鄉的顧憲成、顧允成兄弟，倡議捐資修復南宋楊時講學的東林書院，得到常州知府歐陽東風的大力幫助。東林黨領袖顧憲成，無錫人，曾從學于常州學者薛應旂，無疑受到薛應旂學術思想的影響。薛應旂與唐順之是好友，共同倡導實學，關注國事，主張研經以濟世，美國著名的漢學家艾爾曼曾說：“唐順之與薛應旂（1500—1573）對常州文士生活的各個方面影響深遠，他們還是無錫縣東林領袖們的導師。”他們作為當時相當有影響力的學者，對東林黨人有著不小的影響。顧憲成與唐、薛兩家關系密切，常州府志中唐瑤、唐順之兩人的傳記是顧憲成撰寫的。東林的核心人物中有許多是常州武進人。如曾主講東林書院的錢一本、薛應旂的孫子薛敷教、唐順之子唐鶴徵、唐順之的外甥孫慎行等，同時被罷黜迫害的常州籍東林人士還有錢春（錢一本之子）、張瑋、陸大受、鄭鄤等。

在常州也發生過勇敢反抗閹黨、保護東林人士的事件。緹騎到常州逮捕李應昇時，士民聚觀喊冤者達數萬人之多。中有披長發勇士十人，各挾短棍，大呼：“殺魏忠賢校尉。”群眾呼號而上，時有一位年僅十余歲的賣甘蔗少年，撫髀大罵道：“我恨極，殺我江南無數好人。”拉住一位肥胖的校尉，舉起蔗刀割下校尉一片肉，擲于街前的狗吃。“毗陵六逸”之一的董大倫以此為題材，創作了詩歌《賣蔗童子歌》，生動地再現了這位賣蔗童子的勇敢形象，描寫了常州市民反抗閹黨、保護東林人士的情景。

清代常州名士邵長蘅在《毗陵縣志小序·人物志序》中不無驕傲地說：“毗陵為泰伯端委之墟，而季札型之以禮讓，風氣漸開矣。又歷千有余年，至宋而人才之生號稱極盛，而明足埒之。后先炳烺史冊者，上之扶名教而植綱常，次亦狷介自守，不茍附和。立朝則犯顏敢諫，勵矯亢之節，不幸遭離變故則伏節捐軀，摩頂不悔。下至閭巷匹夫，皆知義之足榮而生之可輕也。明高攀龍有言，天下有事，則毗陵人必有……雖然，前事不忘，后事之師，鄉哲之流風遺烈，更千百世猶有感慕而興起者。”從這段文字中可知，常州歷史上多犯顏敢諫，伏節捐軀，摩頂不悔之士，他們重道義超過重生命。

在“毗陵七子”中，個個都是狂狷耿直之士。洪亮吉犯顏直諫，幾近喪命，真狂士之典型。出于對國家的強烈責任感和危機意識，他冒死寫下近六千言的《乞假將歸留別成親王極言時政啟》，最后遠戍新疆伊犁。孫星衍也是位特立獨行之士。“大學士和珅知星衍名，欲令屈節一見，星衍不往。”在乾隆朝和珅弄權時，多少人為仕途暢通而趨炎附勢，卻還有一批以孫星衍、洪亮吉為首的常州士人，決不屈從權勢，表示出少有的戇勁，也體現了極強的氣節和風骨，士人們給京城中人數最多的常州士子起了一個“戇翰林”的雅號，極其形象。劉禺生在其《世載堂雜憶》中《和珅當國時之戇翰林》這樣記載：“乾隆朝和珅用事，常州諸老輩在京者，相戒不與和珅往來。北京呼常州人為戇物，孫淵如、洪稚存其領袖也。”常州歷史上的這些人和事，充分說明江南人也是剛強的、是有血性的。

江南文化中，既有柔性又有剛性，兩者是怎樣的一種存在？江南人的兩種性格是怎樣融合的呢？他們有的人外柔內剛，一般情況下是內斂的，但被事觸動則一發不可回。據《毗陵人品記》記載：“胡宿，字武平，晉陵人……宿為人清謹忠實，內剛外和，守道自信，不以進退為意。臨事重慎不輒發，發亦不可回。”清代常州名士錢維喬，字季木，號竹初。何以自號“竹初”，他有一篇《竹初說》以論之：“夫竹性直，直以立身；竹性虛，虛以體道；竹貞節，貞以植志。故其為物也，非草非木，不柔不剛。”這也說明了江南人性格的特點，江南人大多數時候是柔性的、溫和的，大多數人外表是柔和的，但江南人講道義、講原則，當有人有事觸犯到他的原則底線時，他內心剛性的一面便表現出來，會進行寧死不屈的抗爭。他們像竹子一樣，剛柔相濟，不柔不剛，亦柔亦剛，時柔時剛。

紀玲妹，河海大學教授、博士，碩士生導師，兼任河海大學地方文化研究所所長、江蘇省地域文化研究會秘書長、常州市唐荊川研究會副會長等。出版著作5本，發表論文40多篇。研究成果多次獲江蘇省、常州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曾獲常州市哲學社會科學“十佳”先進工作者、常州市師德模范、河海大學優秀主講教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