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顧命”大臣:政權交接時做好平穩過渡的攝政者
“顧命”一詞出自《尚書》,我們從中可見“顧命”大臣的原始攝政角色。
《尚書》又稱“書經”“書”,儒家“六經”之一,是反映上古歷史、記載君上言行的最古老的歷史文獻,是“上古之書”。《尚書》分“虞書”“夏書”“商書”“周書”四大部分,亦有將前兩者合并為“虞夏書”而分為三大部分者。
由于是由最早的史官一代一代記載傳承下來,加之流傳過程中難免有訛誤,又加之在秦王朝“書同文”前,諸侯國存在文字書寫型體復雜多樣現象,致使對《尚書》的閱讀和理解一直令讀書人感到頭痛。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韓愈在《進學解》中有“周誥、殷盤,佶屈聱牙”之嘆,其中的“周誥”就是指《尚書?周書》中的《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等篇,“殷盤”則是指《尚書?商書》中的《盤庚》上中下三篇。韓愈以“誥”“盤”為例,說明《尚書》是如何的文句艱澀,難讀難懂。好在《尚書》不是“天書”,春秋末期至秦漢,人們對《尚書》的詮釋、傳授、引用現象即已普遍存在。
《漢書》卷三十《藝文志》載,《尚書》由孔子編纂,內容跨度是上至堯舜、下至春秋時的秦穆公,所以《尚書》首篇為《堯典》,末篇為《秦誓》,時間跨度逾千年。當時《尚書》“凡百篇”,遭秦王朝“燔書禁學”之厄后,幸得秦博士、大儒伏生“獨壁藏之”,但等到漢興時,伏生只求得二十九篇。伏生在齊魯間教授弟子,傳播書經,到了漢宣帝時,伏生的弟子中,已經出現大夏侯氏、小夏侯氏及歐陽三家治尚書學較突出,被“立于學宮”,因為是以漢隸書寫,故稱之為“今文尚書”。
又,早在漢武帝末年,魯共(一作“恭”)王劉余曾破壞孔子住宅,“欲以廣其宮”,誰知在墻壁中“得《古文尚書》及《禮記》《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猶如當今在建設過程中發現文物一樣,是一次重大“考古”新發現。當時還出現一種奇特現象,當魯共王走進孔子住宅想繼續搞破壞時,“聞鼓琴瑟鐘磬之音”,聽到孔子住宅中傳出器樂弦歌之聲,致使他十分懼怕,“乃止不壞”,停止了破壞行動。這次從孔子住宅的墻壁中發現的書籍,后來由孔子后裔孔安國“悉得其書”,僅《尚書》而言,除了考證有與伏生傳授相同的二十九篇,還多了十六篇。人們將從孔子墻壁中發現、由孔安國傳授的這一脈稱為“古文尚書”。
司馬遷在撰寫《史記》時,參考采納了《尚書》中的許多內容。《史記?周本紀》中有:“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于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為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這些內容就采自《尚書·周書?顧命》篇。
關于“顧命”的解釋,《史記》“集解”引漢鄭玄曰:“臨終出命,故謂之顧。顧,將去之意也”。認為是周成王臨終前回顧過往而發出的命令。周秉鈞《尚書易解》引黃生《義府》卷上曰:“《書》以《顧命》名,顧,眷顧也。命大臣輔嗣主,鄭重而眷顧之也。鄭氏以為臨死回顧而發命,陋甚”。應該說,鄭玄的解釋有誤,而黃生的解釋符合“顧命”旨歸。
周成王二十八年(公元前1021年)四月二日,“王不懌”,成王龍體不舒服,生重病了。在內侍幫助下,盥洗洮發后,給成王穿戴上王者冠服,讓成王憑著玉幾,向幾位重臣說話,作最后的囑咐。當時被召集在身邊的大臣有:太保姬奭,還有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八大臣”,另還有“百尹御事”,“百尹”即百官之長,“御事”即治事之官,他們也旁列。成王“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因為來不及召見嗣子即接班人交代后事,所以就先跟身邊的心腹大臣交待,讓他們轉告嗣子并幫助他完成登基接班相關事宜。
在成王向“顧命”八大臣等人的臨終話語中有:“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后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大小庶邦。”這里的“元子釗”即指將來接班的太子姬釗。既受命,百官還,“出綴衣于庭”,大臣們將成王上朝穿的龍兗冕服又放回到朝廷中來,供群臣瞻拜。沒過幾天,成王駕崩了。
周成王去世后,太子姬釗即位,是為周康王。姬釗即位時,與周公姬旦同輩的召公、畢公受侄兒周成王的委托,為這位孫子輩的姬釗即康王舉行了隆重的登基儀式。當時朝中公卿大夫,猶多文王、武王時的舊臣,對新國王的“冊命”登基之禮是“質而重,文而不失其情”,人人給予高度重視并積極去完成。
“八大臣”們為完成成王“顧命”遺愿,認真做好政權交接時的平穩過渡,而如何成功舉行登基儀式是重要一環。太保姬奭是登基大典的總指揮,他命仲桓、南宮毛二位大臣各手執干戈,率領一百名虎賁將士,跟隨齊侯呂伋來到都城的南門外,迎接太子姬釗即康王從外地回到都城,準備在太廟舉行登基大典。同時要把文王、武王創業的艱辛告訴康王,告誡康王要節儉寡欲,勤理國事,守住祖先的基業。
太保姬奭命史官考慮登基儀式及流程,然后派人專門為姬釗準備登基要穿的禮服如“綴衣”龍兗等;有人專門負責在太廟的東西臺階上陳列大輅、綴輅、先絡、次絡等周天子要乘的輿輦上的不同裝飾用途,因為根據《周禮》,當時根據質地,周天子乘的車有五種,即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有人專門準備各種響鼓及儀式表演用的戈、弓、矢、舞衣等。
太保姬奭又重點指揮布置登基大典的會場,諸如東西南北的座位朝向和排序,幾案上的篾席豐席筍席厎(dǐ)席等不同種類的席子鋪放,以及黼(fǔ)純綴純畫純玄紛純等絲織品、大玉夷玉華玉雕玉越玉和文貝、漆器類的陳設擺放,尤其是伏羲氏所得的“河圖”即地圖,都要一一依禮依等級、功能、方位給配置擺放好,不能出任何差錯。
在一切準備就緒后,選擇吉時良辰,由頭戴弁冕、手執矛、戈、鉞、銳、戣、瞿各種冷兵器的侍衛分別立于太廟的不同出入口,進行安全保衛,迎接新王即康王姬釗登階升陛,進入太廟大殿內。這時的康王裝扮是“麻冕黼裳”,但必須“由賓階躋”,即由“賓”的臺階拾級而上,因為此時的太保姬奭正受成王之托,處于“攝政”的主位,所以姬釗還沒有正式宣布加冕成王,在攝政的太保姬奭面前,仍然處于“賓”的位置。
太保姬奭“攝成王”,代替已經去世的成王來主持冊命,給新國王姬釗完成加冕登基儀式,而此時貼身協助太保姬奭的,就是太史與太宗即宗伯年長者“大宗伯”。因為太史要宣讀冊書,大宗伯要以族中年長者身份予以見證,并且,他們穿的服裝都是“麻冕彤裳”。但在是從“賓階”還是“阼階”登級問題上,只有太保與太宗享受“由阼階躋”、即從東面登臺階的禮遇,因為都是血緣關系一脈的姓姬,而太史仍然是從“賓階”進。他們三人的分工是:太保手捧“介圭”即一尺二寸的玉介圭,太宗即大宗伯手捧四寸見方的玉瑁酒杯當場獻給康王姬釗,因為玉介圭與玉瑁都是天子的瑞信吉祥物,必須一代一代傳下去;而太史則是“秉書”即手執寫有“顧命”的冊子,迎接新王并宣讀冊書,以冊書來任命姬釗。
太史宣讀的冊書內容,仍然是以已經去世了的成王口吻來對康王訓誥,并且,成王是“憑玉幾”來“命汝嗣訓”。訓辭中有,希望康王能夠繼承發揚文王、武王開創的優良傳統,“臨君周邦”即為君而治理周邦,遵守大法,協和天下,以宣揚光大文王和武王的明訓。
康王姬釗在聽了由太史宣讀的訓誥后,要磕頭行拜禮答謝,并且還要謙虛地回答:“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這里的“亂”是“治”的意思,即“和治四方”之意。康王謙虛地稱自己是微末小子,我能夠和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實際上是表達了自己愿意接過文王、武王及成王傳下來的大旗,把社稷治理好。
在取得冊命任職資格后,接著,康王又從太保、太宗手里分別接過玉介玉瑁,并且是前進三次,祭酒三次,奠酒三次,并且還聽從太宗的話,自飲了一杯。太保又帶頭向此時已經正式成為周王的姬釗行拜謝禮。
冊命加冕禮成,太保攝主事的使命亦已完成,他從廟堂里徹出,又帶領眾大臣和諸侯頭領們“出廟門,俟”,到廟門口等待康王走出來。下一步,就是太保等眾人到朝堂去聽剛剛登基即位的康王去訓話了。
周代禮制規定,天子宮殿有五門,其外為皋門,次為庫門,次為雉門,內為應門,最內為路門。當康王到達應門之內時,太保姬奭已經率西方的諸侯在應門的左邊恭候康王了,畢公這時也已率東方的諸侯在應門的右邊恭候了。康王即位,遍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王之誥》即《康誥》,周王朝的胤祚正在延伸。
王國維《周書顧命考》指出:《尚書?周書?顧命》一篇,記成王沒、康王即位之事。其時當武王克殷、周公致太平之后,周室極盛之時;其事為天子登遐,嗣王繼體之大事;其君則以圣繼圣,其公卿猶多文、武之舊臣;其冊命之禮質而重,文而不失其情。史官記之為《顧命》一篇。古《禮經》既佚,后世得考周室一代之大典者,惟此篇而已。
由于周康王姬釗能夠遵循祖訓,行文王、武王之道,所以在成、康之際,周王朝是天下安寧,“刑錯四十余年不用”。民不犯法,國家刑法“無所置”,派不上用場的現象持續了40多年。在中國歷史上,最早的盛世應是出現在周成王、周康王的“成康時代”。(未完待續)
束有春 2023年12月28日于金陵四合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