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現江南戲曲文化的自然紋理

——《江南戲曲文化史論》序言

□ 張新科

　　明清兩代，作為地理區域概念的江南，從經濟地理和文化地理兩個層面，依仗兩個突出優勢而名聞天下：一是經濟，現有資料顯示，在康熙時期，僅蘇南的賦稅就一度占據清政府財賦的一半以上。二是文化，明清兩代，江南地區堪稱中國文化的中心。

　　江南戲曲是中華傳統文化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江南地區很有特色的傳統文化遺產，不僅劇種豐富，而且歷史悠久。以豐富論，僅李漢飛編的《中國戲曲劇種手冊》（中國戲劇出版社，1987年）中，收入的具有代表性的江蘇戲曲劇種就有昆曲、淮劇、揚劇、通劇、淮海戲、錫劇、蘇劇、丹劇、丁丁腔、淮紅劇、海門山歌劇等11種（第276—313頁），而這并不包括起源于其他地區，在江蘇境內流行的滬劇、越劇、柳子戲等鄰近地域的地方劇種。以悠久言，發源于江南昆山的昆曲，有“昆曲六百年”的美譽，即使依照最嚴苛學者的挑剔考察，也有450年以上的歷史，比有“國劇”之謂的京劇“年長”了許多。再以戲曲劇種的影響來講，昆劇是當之無愧的世界級文化遺產，自21世紀以來，早已天下聞名，聲振寰宇。由是之故，在中華文化的“百花園”里，不可或缺“大江南”這一席，而在中華戲曲文化的源流里，豈可獨少“大江南”這一脈！

　　受“文化守成”觀念影響，各民族優秀的文化學者大都將目光聚焦到具有特色的文化事象上。隨著族群和地域的細分成為當今文化研究的流行趨勢，對江南戲曲文化的研究不僅構成了傳統文化守成的有機組成部分，某種程度而言，民族戲曲文化研究的深入和拓展，是我們消解“全球化”負面影響的重要法寶。

　　就戲曲和戲曲文化研究而言，江南戲曲文化研究本身頗具“蘇式樣本”意義。

　　首先，體現在江南戲曲文化的獨特構成上。江南戲曲文化的一個顯著特色在于“多層”。具體而言，由于獨特的歷史機緣，江南地區很早就形成了中國最早的城市群落，明清時期文人有《百城煙水》一書，描述的正是這一帶小城小鎮林立叢生的歷史面貌。由于城鎮的出現，這一帶的戲曲活動點染了文人化和商業化的色彩，尤其是文人文化構成了戲曲文化的重要一翼。其次，體現在戲曲文化類型上。比如，在蘇北、浙東南以及其他鄉村，民間文化則占據著戲曲文化的主流，諸如“香火”之類的祭祀活動，構成了民間戲曲生存發展的重要文化背景。進入清代之后，揚州又以獨特的鹽商文化為江南戲曲文化增添了一個別致的類型——伴隨著康熙、乾隆十幾次的下江南活動，鹽商出于迎鑾的目的，不惜重金禮聘演員和作者，形成了“官”“商”“戲”互動多贏、獨樹一幟的戲曲文化分型。可見，江南的戲曲文化已經形成了一種多層質態，既有文人文化，又有市民文化，既有商業文化，又有民間文化，這種“蘇式樣本”在全國都是比較少見的，因而其“示例”意義顯而易見。

　　江南戲曲文化研究的范本意義還體現在研究方法方面，由于這種“多層”狀態存在，相應地就需要與之適應的研究方法，故研究方法的多樣性和豐富性也形成了“樣本”價值。從學術史和戲曲史的角度看，對戲曲文化的深入研究也是深化戲曲研究的必需，也對重寫江南戲曲史和中國戲曲史都有所裨益。

　　戲曲文化研究是一個既古老又年輕的學術課題，江南的戲曲研究也是如此。說它古老，是因為很多戲曲史問題其實都和一些具體的文化事象密切聯系，不可分割。如祭祀等文化事象其實就和戲曲起源問題有著天然的邏輯聯系，具有一體性。說它年輕，是因為近年隨著文化研究的持續升溫，關于戲曲文化的研究又在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等方面漸次拓新，呈現出嶄新的學術面貌。

　　總體來看，目前關于戲曲文化的研究呈現“三多三少”的特點：

　　一是就整體而言，研究戲曲本體者多，研究戲曲文化者少。所謂的戲曲本體是指關于古典戲曲的中心和重點問題，如戲曲文學和舞臺藝術等。近百年來，在王國維、吳梅等學者的倡導下，戲曲研究已經成為不可或缺的研究門類。目前，全國范圍內有十幾所高校招收戲曲研究的博士研究生，形成了一批古典戲曲的研究重鎮。有關戲曲本體的研究也相應得以發展并繁盛。但與本體研究相比，有關戲曲文化的研究則相形見絀。2005年出版的“昆曲與傳統文化研究叢書”是少見的大型戲曲文化研究叢書，該叢書從昆曲與文人文化、昆曲與明清樂伎、昆曲與人文蘇州等多個方面，以文化為視角展開多方面探討。但嚴格說來，有些分課題的設計仍然與“文化”有一定偏離，列屬于戲曲文化的范疇，著實顯得牽強。除此之外，一些高校的博士論文也有關涉戲曲文化的選題，如鄭志良的《明清時期的徽商與戲曲》（博士學位論文，南京大學，2002年）、任孝溫的《明清江南曲會研究》（博士學位論文，南京大學，2005年）等，從不同側面切入戲曲文化的不同專題，使得一些問題的歷史面貌漸次清晰。但整體看來，專門針對戲曲文化的研究仍有提升空間，與戲曲研究的整體繁榮不相匹配。

　　二是就劇種而言，研究大劇種文化者多，研究小劇種文化者少。這種態勢最明顯體現在昆曲和京劇兩大劇種。如前述提及的那套戲曲文化研究叢書，目光就集中在昆劇。此外，一些零散的戲曲文化論述也多集中在京、昆兩大劇種。而多數的地方戲劇種由于受眾有限，流布不廣，因而也難以引起一般讀者和觀眾的重視，目前除了一套“戲曲與地域文化研究”叢書之外，有針對性的文化研究也相對寂寞，成果鮮見。

　　三是就研究方法而言，分割式的研究多，統一式和整體式的研究少。文化具有地域性，這一點毋庸置疑。戲曲因地而生，同樣具有地域性，因而，戲曲文化研究自然也順理成章地具有很強的地域色彩。很多學者沿循這樣的思路，從地域文化角度展開戲曲文化的研究。這方面比較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龔國光的《江西戲曲文化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該專著分十幾個專題，從聲腔、文學等方面就江西戲曲文化面貌做了整體的勾勒。但即使就地域而論，該課題仍然有繼續深入的空間。如可以通過對地域文化特色的把握來考察戲曲文化和地域文化的關系，也可以在此基礎上總結出本地域戲曲文化的特色和精神等。所以，統一式和整體式的研究仍有待加強。

　　從“三多三少”的現象中我們發現：當前戲曲文化研究不同程度地存在對“文化”的內涵和“戲曲文化”研究范圍的認識亟待厘清的問題。換言之，很多研究在具體展開時，或是一開始就未能對戲曲文化的研究范圍有明晰的認識，或是在具體研究過程中，未能把握“文化”研究的統一視角和一貫立場。因而，從既有研究成果看，很多仍然是從屬于“戲曲文本”的研究需要，并未真正形成“戲曲文化”的研究。這一點，是急需補正的。

　　基于以上考察，叢書分置四卷，圍繞江南戲曲文化，將與戲曲有關的文化現象分列為11個專題，整體性展開有一定深度的史論式研究。11個專題圍繞四大版塊展開：文人文化卷、商業文化卷、民俗文化卷、家族文化卷。本研究既有一般文化史的全面和豐富，同時又必須達到專業史的深度和精度，體現以“史”帶“論”、寓“史”于“論”、“史”“論”統一的獨特風格。

　　就研究技術路線而言，叢書因循著“分歷史時段+分層分類研究”的邏輯理路，具體采用了以下研究方法：

　　首先，整體上采用“史”“論”結合的研究方法。一方面，通過具有一定廣度以及發展線索的專題設置，整體上廓清江南戲曲文化發生發展的歷史面貌；另一方面，又充分發揮專題研究可以深入探討的特點，立足于文化，就具體文化事象展開具有深度的專精研究。這樣，循著“史”“論”結合、“論”從“史”出的研究路徑，形成既有一定廣度，又有一定深度的研究成果也自然就水到渠成。

　　其次，本論著嘗試改采摒除學科壁壘的“通融式”研究。本論著的研究視域廣闊，具體涉及社會學、經濟學、藝術學、文學等多個研究門類。為此，研究力量上也特意配屬了具有不同學術背景和專業優長的研究隊伍，力圖充分發揮“融通”和“整合”的優勢，各得其所，各展所長，在互相切磋中碰擦出火花和閃光來。

　　再次，論著采用文物和文獻互證的方法。江南悠久的戲曲文化發展歷程中留下了許多實物證據，舉凡舞臺、會館、石刻等不一而足，堪稱洋洋大觀。以文物佐證文獻，不僅可以很好地還原古代生活場景，賦予文化研究以生活化，而且可以補充文獻研究的缺欠和不足，達成生動逼真的再現效果。

　　最后，出于地域性文化研究的需要，叢書嘗試采用不同地域以及不同文化生態和文化類型的比較研究，來凸顯江南戲曲文化的本質和特性。比如，整體性上秉持“大文化”觀，運用專題和通論相結合的方式，以達成全面深入的研究初衷。文化，質言之是一種生活方式。所以，所謂戲曲文化的研究，其重點自然就應該放置于不同族群與戲曲有關的生活方式的研究，這是本書的“題中要義”。故而，叢書研究就主要集中在與戲曲有關的不同人群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場景，是一種將文化研究具體到不同族群的“生活化”研究，也是一種將文化活動還原為生活場景的“還原式”研究。對于戲曲而言，則是從文化角度、生活方式和生活場景角度的獨特考察，因而與一般的戲曲本體研究也大異其趣、迥然有別。

　　要言之，本書論述的特色亦可概括為“戲曲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生活化”。即將戲曲活動放置在日常的生活場景之中，從族群生活的角度展開研究。如研究蘇南戲曲家族，重在研究族群的日常生活，從閨閣到園林，無所不在；研究士子和名伶的交誼，也立足交際應對、酬唱應和，無所不包，力圖給人一種“行走在明清江南的街巷”式的身臨其境的感覺，將戲曲文化還原為鮮活的社會生活模樣。

　　綜而論之，江南獨特的歷史、地理和文化格局，使得其戲曲形態呈現出有別于其他地區，而又自成一脈的兼容性和豐富性，進而形塑了鄉村文化、市民文化、文人文化和商業文化兼收并蓄、多元一體的鮮明特征。這在全國都是比較罕見的。如若把江南戲曲文化比喻成一個巖石標本，那么對這一標本的“多層性構成”開展深入系統的研究，必將重現江南戲曲文化豐富的“自然紋理”。

　　實現江南戲曲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是本書全體編撰人員的使命和目標。然長路漫漫，吾輩定當篤行勤勉。野人獻芹，大賢且請多多教正。

　　作者簡介

　　張新科：留德博士，著名作家，現任江蘇省社科聯黨委書記，著有《遠東來信》等小說。其小說《村上的王國》以河南上蔡地區槐樹灣業余劇團的活動為背景，“樹上講述著純真的童話，樹下演繹著熱鬧的大戲。”（劉曉波）“以樸素深情的語言和鋪陳簡約的敘事，塑造了‘童話’和‘現實’兩個極具反差卻又密切勾連的場域。”（范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