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并不把自己所寫的長篇短什當作“文藝評論”。讀書記下的文字，那是我與作者“悟言一室之內”的心靈對話。看戲寫下的點滴感言，是我在劇場里一番神游天外后的心靈回響。有一次，我把這般話對朱先生說了，他“瞪”了一眼，好像也頗為贊許。但是，不久我就讀到了他更富激情的深邃思考：“文藝評論是才氣的張揚，是思想的探險、激情的奔涌、哲理的沉思，是審美的導師，它毫不遜色于以情感為標榜的創作。”我對文藝評論的“創作自覺”由此開端。

　　第一次見到朱先生，他就對我說“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并且特別關照，這是他1978年入南大讀研究生時，副導師葉子銘先生（導師為陳瘦竹先生）對他說的第一句話。“取法乎上”似乎已經成了我們師門的一脈真傳。可是，頂頭就碰到一個問題：取法乎上，“上”在哪里？在我們學生眼中，老師自然是“上”。可是，朱先生又說，“你不要讀我的文章。”這一點我沒有謹遵師訓，我幾乎“偷偷”地讀遍了先生的所有著作。他的成名作是《論曹禺的戲劇創作》，我買到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的初版本，一字一句讀完后，又重看曹禺劇本，而且是模仿先生的讀法，將精彩片段朗讀一過。先生一本戲劇評論集《心靈的詩學》，每一篇文章我都悉心揣摩，他提出“劇詩”的新穎概念，他對“心靈戲劇性”的深刻闡發，他對舞臺語言纖細敏感的分析，等等，常使我有醍醐灌頂之感。

　　時間久了，我對朱先生說的“你不要讀我的文章”也有所領悟，他是要我們轉益多師，開拓視野。在印象中，先生很少指定我們讀本專業的書，而常推薦我們多讀跨專業的著作。他不止一次地讓我讀一讀許倬云先生的《歷史大脈絡》。這本書我讀得很細，而且很有興趣、很有感悟，我連帶還讀了《萬古江河》《中國文化的精神》等書，許先生的書教會了我用世界的、歷史的眼光來看待中國問題、中國文化。

　　朱先生談文藝評論常常提到這樣兩個觀點。一個是，要用深邃的眼光縱觀歷史與現實，從諸多藝術的表象中提煉出核心觀點，并用恰當的語言表達出來。不要拘泥于細枝末節——這并不是一個評論家所該做的。另一個是，要培養藝術的感覺，尊重心靈的感受，千萬不要讓干枯的理論遮蔽了審美的視線，尤其不要人云亦云。有一年春節在先生家里，他給我看新從文廟淘到的一副木刻楹聯：“觴詠事殊以和得合，竹蘭氣類由清致虛”，題款為“西莊沈貞吉”。我細細看了，這是明代舊物，沉靜古雅。朱先生告訴我，沈貞吉是沈周的伯父，還點著下聯中的“清”“虛”二字說，這是中國藝術的最高境界。我以為這是隨便談起的話頭。隔幾年，我在上海聽朱先生講《蘇州評彈與戲曲》。他不直接扣題，卻先從中國古代的詩文、書畫談起。他說王維的詩、柳宗元的散文都是虛靜恬淡。黃公望、倪云林的畫，也是空靜、清幽、蕭疏、寂寥。繞了一個圈子后回到評彈，朱先生認為蘇州評彈尤其是彈唱的魅力在于，蘊含了中國古典美學的最高境界——“清”與“靜”。此后在不同場合，先生還多次跟我贊賞蘇州評彈團的老藝人薛君亞“俞調”唱得好，于通俗中唱出了雅靜。我由此憬悟到，那天的指點可不是泛泛而談，朱先生是將“清”“虛”作為一條美學標準滲透于他的藝術鑒賞與評點中，并且用這根絲線將中國傳統詩文、書畫、戲曲、曲藝等藝術形態貫穿起來，得出了一個提綱挈領的認識。

　　江蘇省昆劇院曾推出一版昆曲《紅樓夢》折子戲，朱先生和我們去看了，散場后我們一起議論，我的評價和先生并不完全一致。我覺得《別父》《胡判》《識鎖》《弄權》《讀曲》等回情節上雖不連貫，但各回的改編簡約凝練，頗得原著神髓。先生聽罷，熱情地鼓勵我寫出來。朱先生是中篇彈詞《雷雨》的文學顧問，在首演中有些專家對第三回“驟雨驚雷”中盛小云的裝扮有些異議。我在評論中卻發表了不同看法：“她換一襲深色旗袍上場，臉色冷峻慘白，令人戰栗，頭簪一朵絹花，朱紅怒發，那是繁漪生命的最后一次噴薄。盛小云深深體驗了這個人物，她不僅逼真地演繹出繁漪的儀態神色，而且深刻表現了繁漪的靈魂——絕望扭曲的心靈世界。”朱先生看后認真對我說，文藝評論就應該獨出機杼、巍然自主地發表觀點，評論家就應該有這樣的自信力。

　　在蘇州，去朱先生家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從十全街折進南石皮弄，兩邊是些小區、商店。另一條是從帶城橋路轉入闊家頭巷，沿路有昆劇傳習所、沈德潛故居、網師園、圓通寺諸勝。我總是沿著后一條幽幽小巷走進去，這是時空的穿越，也是情緒的醞釀。我知道，在小巷那頭，等著我的是一方高華靜遠的藝術世界。

　　（朱棟霖系江蘇文藝“名師帶徒”計劃導師、著名戲劇理論家、現代文學史家，“紫金文化榮譽獎章”獲得者；作者系江蘇文藝“名師帶徒”計劃學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