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卷一百二十《諸王列傳（五）》記載：崇禎十六年（1643年）七月，福王朱常洵在洛陽被明守軍總兵官王紹禹“開北門納賊”殺害，在北京的朱由崧襲封福王，崇禎皇帝親自手選宮中寶玉帶以賞賜之，對其寄予厚望。從此，明王朝的第二位福王誕生了，而他，福王朱由崧之所以還能經(jīng)常被人們提起，與明王朝的最后絕唱有關(guān)，與他在南京建元“弘光”朝有關(guān)。
一．弘光朝讓南京的都城地位得以復(fù)活
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攻占北京，京師失守，崇禎皇帝在紫金城旁的煤山自縊，明王朝天崩地裂，梁柱傾圮。一般認為，明王朝此時就算滅亡了，我以前也一直受這種史學(xué)教條影響。
其實，明王朝不能因為一個皇帝自縊了就宣告滅亡，更不能因為北京被李自成攻陷了就算滅亡了。偌大的明王朝，疆域遼闊，海河、黃河、長江、錢塘江、珠江、大運河縱橫交錯，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北京丟了還有南京，因為明王朝的都城是先有南京，再有北京，有了北京也沒有遺棄南京，它們是首都、遷都后的首都與留都（又曰陪都）的關(guān)系。在明王朝已經(jīng)奄奄一息、北部半壁江山易主的時刻，南京作為留都，又重新扮演起了首都角色，擔(dān)負起了首都重任。這一切，與福王朱由崧逃出京城后，來到留都南京，登上祖先曾經(jīng)指點過江山的金鑾殿，再次擎起明王朝大旗、再次將留都變成首都有關(guān)。
朱由崧與潞王朱常淓逃離北京后，“俱避賊至淮安”，來到了江蘇境內(nèi)，這里離明王朝的發(fā)祥地、首都南京只有一江之隔了。到了四月，鳳陽總督馬士英等將朱由崧迎接到南京，在歡迎的隊伍中，當然包括兵部尚書史可法等人。朱由崧來到南京，意味著回到了留都南京，意味著走進了南京一直保留的明皇宮即今稱之為“明故宮”那塊圣地。從此向世人宣告，南京作為明王朝的始建都城，在朱棣永樂十九（1421年）年被作為留都而按下“暫停鍵”后，過了223年后又重新啟動了。從那一刻起，南京作為明王朝的都城又復(fù)活了！大明王朝還沒有亡！
到了崇禎十七年的五月庚寅日，經(jīng)過一番緊張籌劃準備，朱由崧在南京先“稱監(jiān)國”，以皇室“殿下”身份指揮明軍抗擊李自成“大順”軍及被吳三桂引進山海關(guān)后又迅速占領(lǐng)北京的清軍。南京“六部”班底的存在，為他開展工作提供了良好基礎(chǔ)，他任命兵部尚書史可法、戶部尚書高弘圖及馬士英“俱為大學(xué)士”，對他們進行戰(zhàn)時提拔和進一步重用。到了五月壬寅日，朱由崧在南京正式即皇帝位，“自立于南京”，并建元“弘光”，史稱弘光帝。明王朝開始進入“弘光”年代，明王朝的國祚在南京得以賡續(xù)了。
二．留都南京的“六部”國家機器一直在運轉(zhuǎn)著
明王朝中央政權(quán)機構(gòu)自永樂十九年從南京遷都后，現(xiàn)又由北京回到了南京，回到了自己的老巢，回到了自己的娘家。留都南京的“六部”從這一刻起，不僅充分發(fā)揮出了“備胎”作用，而且國家機器的功能被全部徹底被激活，由原來的替補隊員成為投身沙場的鋒線隊員。
在朱由崧弘光朝任用的這些大臣中，如史可法、高弘圖等，原先都是“南京六部”官員，現(xiàn)在朱由崧再給他們加官晉爵為“大學(xué)士”頭銜，讓他們在明王朝半壁江山淪陷的情況下，能夠繼續(xù)為他朱姓王朝賣命，希冀挽回殘局，這也是官場慣例。而事實上，南京“六部”官員一直都在關(guān)注國家命運與前途，關(guān)注國計民生，這里有個典型事例很能說明問題。
早在崇禎元年（1628年），秦中即今關(guān)中地區(qū)就出現(xiàn)以闖王高迎祥、李自成為首的“流賊”起義造反現(xiàn)象，其波及范圍已經(jīng)到了陜西、山西、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明朝政府軍雖然不斷鎮(zhèn)壓，雙方互有傷亡，但農(nóng)民起義造反的火勢不僅沒有撲滅，且愈燒愈烈。到了崇禎十二年（1639年）前后，河南又出現(xiàn)大旱災(zāi)、大蝗災(zāi)，出現(xiàn)“人相食，民間藉藉”的凄慘現(xiàn)象。但是，朱明王朝仍不顧百姓死活，對農(nóng)民起義造反現(xiàn)象不加以深入的社會原因分析，不從社會制度上提出合理解決辦法，只是一味地繼續(xù)“耗天下以肥王”，不僅在京城的皇室們整日過著奢靡生活，各路朱姓分封的侯王更是如此，從而更加致使民怨四起、起義造反現(xiàn)象日益加劇，明王朝已經(jīng)出現(xiàn)岌岌可危、國祚將逝的末日跡象。
在這種情況下，也是當時的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這個人，主動放棄在家公休時間，前往洛陽，對福王朱常洵曉以利害，希望他不要整日“閉閣飲醇酒”、惟“婦女倡樂”是好，要關(guān)心體察民生疾苦，開糧倉賑災(zāi)濟貧，促進社會穩(wěn)定，尤其是中西部地區(qū)的社會穩(wěn)定。但朱常洵“不為意”，根本不把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的話當回事。這樣一位不關(guān)心民生疾苦、又聽不進良臣忠言的王爺，最后只能落得在洛陽被殺、其王宮被大火焚燒“三日不絕”的下場。
這件事也再次告訴我們，留都南京的“六部”官吏們，他們始終處于國家政治的前沿，他們時刻在關(guān)心著國運民生。現(xiàn)在，朱由崧來到南京，在原先由朱元璋、朱允炆、朱棣呆過的皇宮繼續(xù)升帳建牙，并且有一直運轉(zhuǎn)著的“六部”職掌和人才班底，朱由崧將明王朝進行下去，撐起明王朝的南半壁江山，直至“中興”，應(yīng)該是有基礎(chǔ)有資本的。崇禎雖死，明王朝未亡，歷史在那一刻留下了真實寫照。
留都的重要功能就是在國家危難之際能夠確保有后路有退路，有回旋余地，確保國家機器能夠得到正常運轉(zhuǎn)。當年朱棣雖然遷都北京而把南京作為留都并一直保持著“六部”建制，或者說明王朝從朱棣那時起，就一直讓南京享有留都的副政治中心地位，就是為了防止有一天在北方出現(xiàn)難以逆轉(zhuǎn)的危機時，南京這個留都的作用可以及時補上跟進，大明王朝的國家機器能夠保證正常運轉(zhuǎn)。僅此可見，朱棣當年的決策是何等英明，又是何等的具有遠見卓識。
三．明王朝277年的歷史在南京落下了帷幕
面對緊張的戰(zhàn)事和極其嚴峻不利的危急局面，作為皇帝的朱由崧經(jīng)與眾大臣商量合議，在戰(zhàn)略上進行了部署和分工——馬士英仍然去鳳陽督辦軍務(wù)，因為鳳陽是明皇陵所在地，是朱元璋的出生地所在，必須確保不能丟失，不能再遭破壞；史可法仍然以揚州為中心，“督師江北”，防止清軍過長江；將淮安、揚州、鳳陽、廬州（即合肥）作為江北“四鎮(zhèn)”，分別由四位“總兵官”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杰為司令官長官，具體負責(zé)軍事防務(wù)和戰(zhàn)事指揮。南京作為明王朝政治、軍事的核心地位再次得到顯現(xiàn)，歷史讓南京這座朱元璋于1368年確立的都城再次走到了決定明王朝命運的前沿。
然而，遺憾且令人扼腕的是，朱由崧雖居皇位，但其秉性闇弱與耽于酒色聲伎的紈绔本色并未改變，不能全身心投入到挽救國運當中，最終在內(nèi)部不團結(jié)、外部由清軍強大攻勢面前，還是難以成就“中興”偉業(yè)，難以使明王朝起死回生。
為了感謝馬士英將他從淮安迎接到南京、中途又在儀征給他接風(fēng)洗塵壓驚，朱由崧后來又把馬士英召回南京，將他擢升為兵部尚書，并委以重任，讓他在自己身邊工作，同時負責(zé)都城南京的巡閱及長江防線軍務(wù)。但是，馬士英與被他提拔重用的阮大鋮等人根本不把國事放在第一，不以國家命運為己任，在國難當頭還趁機賣官鬻爵，發(fā)國難財；同時排斥異己和賢能之人，致使朝廷內(nèi)部黨爭不斷。東林黨人與馬士英、阮大鋮矛盾加劇，文武官員勾心斗角，爭權(quán)奪利，不能同仇敵愾。加之左都御史劉宗周等人因與馬士英、阮大鋮不合而辭官還鄉(xiāng)，也產(chǎn)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使小朝廷動蕩搖晃。這些都充分說明，弘光朝難孚眾望，缺乏凝聚人心的核心力量，還不能形成合力來挽救大明王朝的命運。這大明王朝的江山還能苦撐多久，明朝的軍隊還能打多久，確實是個棘手問題，也是個難以回答的問題，可能已經(jīng)成了死結(jié)。
這時，弘光朝又發(fā)生了內(nèi)訌。主要因“北來太子”事件而引起。當時有一個叫王之明的人，詐稱是莊烈帝即崇禎皇帝的太子，到南京來要官要職，最后被下獄懲辦。弘光二年（1645年）三月，被朝廷委以重任、專門負責(zé)長江上游軍事防務(wù)的寧南侯左良玉早已有對朝廷不滿的心念，在部下慫恿鼓動下，以救“太子”為名，在武昌舉兵造反，要求弘光帝“清君側(cè)”，誅殺奸黨馬士英、阮大鋮奸黨。左良玉雖然在途中病死，但諸將秘不發(fā)喪，由左良玉兒子代立，繼續(xù)順流而東，向南京進軍。阮大鋮、總兵黃得功等只得盡撤江北勁兵,帥師抵御，堵?lián)辖１緛砭褪直∪醯能娛铝α吭僮韵鄽垰⒁环率箖?nèi)損嚴重，江北防線空虛，給清軍順利南下提供了大好機會。
五月己丑，清軍在血洗揚州城、史可法壯烈殉國后，強渡長江，長驅(qū)直入，如入無人之境，南京城眼看不保。
弘光帝朱由崧只得趁夜色逃出皇宮，逃離南京。他們先是來到了今天安徽境內(nèi)的太平縣，那里是四鎮(zhèn)總兵之一的黃得功地盤，后來又逃到蕪湖，最后還是被清軍活捉。朱由崧被清軍押回南京，到了九月，又被清軍押送到北京。
清軍過江后，于五月丙申日至南京城北，這時出現(xiàn)了非常令人沮喪的場面：在南京的明王朝“文武官出降”，不得不迎接多爾袞率領(lǐng)的清軍到來。存在一年多的朱由崧弘光朝宣告退出歷史舞臺。
南京，作為明王朝的始都城，見證了大明王朝的誕生，現(xiàn)在，又見證了大明王朝的衰亡。南京，既是大明王朝的首都，又扮演了大明王朝末都角色，這也算是一種善始善終吧。
至此我們可以說，在南京建立的明王朝，在經(jīng)歷了277年南風(fēng)北雨之后，最終還是在南京落下了帷幕。明王朝先后定都在南京—北京—南京，共傳十三世，歷經(jīng)18帝，享國277年。在南京皇帝任上的先后有四位，他們分別是：朱元璋、朱允炆、朱棣、朱由崧。弘光帝朱由崧雖然在位時間一年多，但也應(yīng)該享受與朱元璋、朱允炆、朱棣同樣的香火血食待遇。
四．“弘光”朝被歸入“南明”另冊追蹤
長期以來，史學(xué)界習(xí)慣于將朱由崧在南京一年多的弘光朝稱之為“南明”政權(quán)，將其打入另冊，不納入明王朝的垂直主干譜系。這一方面是受了清人修《明史》時的“小九九”影響，把明王朝政權(quán)的時限給確定的愈短，就意味著清王朝政權(quán)的時限會愈長，哪怕是一年半截也要十分計較在意。《明史》中雖然沒有出現(xiàn)“南明”一詞，那是因為他們不愿意把明朝人的反抗從正面予以承認，諸王前仆后繼、建元稱帝以抗清復(fù)明的行為，都不能進入“本紀”中，而只是在《諸王列傳》中給予零星無序的簡單交待，致使今日讀者在閱讀時大費腦筋。
那么，對于朱由崧在南京一年多的明王朝弘光政權(quán)，歷史上最早將其歸入“南明”另冊的又是何人何文何書？問題還是可以追溯到清代。
有研究認為，清代康熙年間，在江陰人陳鼎撰《東林列傳》之《黃道周傳》中，在與“南宋”相比論時，出現(xiàn)了“南明”一詞。其“外史氏”議論指出：“假使南渡以來，馬、阮即死，而任先生以國，或者李綱、趙鼎庶幾再見于南明，而社稷或可茍延于江左。”這里出現(xiàn)了“南明”概念。而作為書名最早出現(xiàn)“南明”的，學(xué)術(shù)界公認是清人錢綺的《南明書》三十六卷。
在《南明書》中，錢綺將在南京的福王“弘光”政權(quán)，在福州的唐王“隆武”政權(quán)，在紹興的魯王與在廣州的唐王“紹武”政權(quán)，在肇慶的桂王“永歷”政權(quán)和在川鄂邊界云南的韓王“定武”政權(quán)合為一書，因為這些政權(quán)先后是在南部諸省建立，故將其政權(quán)統(tǒng)稱為“南明”。
在這里，錢氏最大的學(xué)術(shù)弊端就是忽略了明王朝建立首先是在南方的南京建都這一重要歷史事實，而這種事實又是與后來的朱由崧“弘光”政權(quán)同處一域、同為一個金鑾殿。這應(yīng)該是《南明書》的不周全之處，但對后世學(xué)人的誤導(dǎo)和影響是非常巨大的。一直到筆者提出這個問題為止，可能目前還沒有學(xué)人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謬誤之處。也難怪，他們不似作者這番長期客居南京，更缺乏對南京這座城市的深刻認知和依戀之情，所以都人云亦云矣。噫，長此以往，豈不悲夫！
將弘光朝歸入“南明”，嚴重壓低貶損了南京在明王朝時的都城地位。它容易給社會普羅大眾造成兩種錯覺，第一種錯覺是，以為自從朱棣永樂十九年后，南京的都城形象就蕩然無存了，大有抹平南京是明王朝的首都與留都雙重身份之嫌。造成的第二種錯覺是，以為明朝的都城就一直是在北京，所以就將闖王進京、崇禎自縊后的南京朱由崧政權(quán)打上了南邊的明王朝即“南明”印記，以示與北京的明王朝都城相區(qū)別。
豈不知，明王朝首先是建都在南京，都城的根在南京，朱由崧的舉動只是“回娘家”、回到明朝都城的發(fā)祥地、回到了留都而已，不存在重打鑼鼓另開張問題，而只是順理成章地啟動了國家機器的“備胎”。
人們不應(yīng)該忘記，當年朱棣于永樂十九年遷都北京時，雖然將南京作為留都，但在此后的200多年時間里，并沒有出現(xiàn)將明王朝進行南北之分，并沒有將永樂遷都之前的明王朝稱為“南明”，更沒有將遷都之后的明王朝稱為“北明”，何來在國家出現(xiàn)危亡時刻，將回還留都即“還都”后的明王朝稱為“南明”呢？它本來就是“明”呀，不存在“南”呀“北”呀的問題！
五．清代文獻中的“南都”“留都”“南朝”所指
在清代文學(xué)作品如《桃花扇》等中，對弘光朝的那一段歷史，我們難以覓見“南明”一詞，但“南都”一詞出現(xiàn)頻率較高，其次是“南朝”。
所謂“南都”，即指南京是明王朝的南部都城，以示與北都即北京相區(qū)別。應(yīng)該說，這種稱謂是符合明代南京歷史時空定位的。南京現(xiàn)在還有一個飯店叫“古南都飯店”，應(yīng)該是歷史記憶的體現(xiàn)。當然也有用“南朝”來表達這一段歷史的。
稱弘光時期的南京為“南都”及弘光朝為“南朝”的，我們可以從清代余懷等著《板橋雜記》及其補記中得到驗證。
稱“南都”“留都”的有：清余懷著《板橋雜記·附錄》“葉衍蘭《秦淮八艷圖詠》”，在介紹秦淮名妓李香（字香君）時有：“福王即位南都，遍索歌妓，香被選入宮。南都亡，只身逃出。后依卞玉京終”。說明朱由崧雖為皇帝，卻仍然是個荒淫好色之徒，李香君也曾被其天地一家春。
在《板橋雜記補·序二》中有：“南朝胭脂，悲于《麥秀》之擢，留都簫鼓，哀于新亭之泣。”這里的“留都”即指南京；“南朝”因有“胭脂”二字典故出現(xiàn)，當指宋齊梁陳之“南朝”也。在《板橋雜記補》卷上《記人》中，“林金蘭”條有：“金蘭，自號秋香亭中人，南都妓也”（引自《明書畫史》）；“金蘭，一名奴兒，自號秋香亭中人。南都妓也，風(fēng)流姿色冠于一時。”（引自《本事詩》）“邢淚秋”條也有：“淚秋，南都名妓也”。
在《板橋雜記補》卷中《記事》中，所引《何元朗妙解音律》條有：“元朗早歲入南都，隨顧東橋游宴。”在《杜茶村先生軼事》條中有：予嘗題其《燈船歌》后云：“河山半壁滿斜陽，一載南都事可傷”。
在《板橋雜記補》卷下《記言》中，《李香君：在南都后宮私寄侯公子》條有云：“南都君臣，遭此奇變，意必存包胥哭楚之心，子房復(fù)仇之志，臥薪嘗膽，敵愾同仇。”
這些“南都”“留都”的頻繁出現(xiàn)，說明當時的人們對南京的明代都城在弘光朝的定位是準確的、普遍認可的。
稱弘光朝為“南朝”的，我們也可以在《板橋雜記》中找到線索。該書在介紹明代秦淮名妓董白董小宛時，董小宛作為如皋冒辟疆的側(cè)室，事冒辟疆九年，年僅二十七歲就“以勞瘁死”。冒辟疆曾作《影梅庵憶語》二千四百言哭悼董小苑，感覺不是董小苑死了，而是他冒辟疆死了。
當時風(fēng)流名士對董小苑的離世也紛紛撰寫哀辭，又以吳梅村的絕句為最佳，其中有：“念家山破定風(fēng)波，郎按新詞妾按歌。恨殺南朝阮司馬，累儂夫婿病愁多”。這里的“南朝”就是指崇禎十七年五月由朱由崧在南京即帝位時的弘光朝；“阮司馬”就是指阮大鋮，因為他投靠魏忠賢而被人們咒罵為“閹兒”。
文學(xué)作品是時代的產(chǎn)物，文學(xué)作品反映時代，從文學(xué)作品中讀出歷史，是從《詩經(jīng)》以來我國就形成的文學(xué)作品“為事”“為時”而作的好傳統(tǒng)。
六．“南明”應(yīng)是指在南京以南建立的明朝“流亡政府”
雖然弘光朝只存在了一年多就滅亡了，但大明王朝頑強的生命跡象并沒有因為北京和南京的相繼失陷也完全銷聲匿跡、脈象全無，朱明皇室中那些有血性的王爺們繼續(xù)有人站出來，扛起了反清復(fù)明大旗，他們“監(jiān)國”稱皇帝，在南京以南的土地上擺開一個個戰(zhàn)場。
唐王朱聿健在福建稱帝，建元“隆武”，惜時間不長就失敗了。桂王朱由榔在肇慶稱帝，建元“永歷”。這個“永歷”政權(quán)一直堅持了15年，即在整個清朝的順治年間，明王朝的余響仍然存在著、仍然在不懈地戰(zhàn)斗著。我們心目中的那位收復(fù)臺灣的大英雄鄭成功，就是誕生在朱聿健“隆武”時期的“明代”英雄，我們稱他為“明代鄭成功”，卻從來不說他是“清代鄭成功”，因為他一直在為明王朝戰(zhàn)斗著，直到清康熙時代，最后攻打收復(fù)臺灣，在臺灣落下了腳。
雖然清軍已經(jīng)相繼拿下了北京和南京兩座都城，但在我國廣袤的南方地區(qū)，仍有大片屬于明王朝的版圖存，況且，明王朝仍然是當時人們心目中的精神寄托，人們的思想意識深處只承認自己是明代臣民而不是清代臣民。所不同的是，離開北京、南京后的朱明王朝政權(quán)，此時已明顯帶有“流亡政府”性質(zhì)，與朱由崧是回到留都南京稱帝、且是在祖先打造好的金鑾殿上繼續(xù)著明王朝國家政權(quán)的運轉(zhuǎn)，是有著本質(zhì)區(qū)別的。
退一步講，如果確有“南明”存在，那也是指在弘光帝被俘、南京淪陷后，由兩位唐王先后建立的“隆武”“紹武”政權(quán)，桂王的“永歷”政權(quán)和韓王的“定武”政權(quán)。這些由明王朝幾位有血性的王爺們相繼建立的政權(quán)，都是在北京和南京之“南”了，政權(quán)已經(jīng)遠離北京和南京，在今浙江、福建和廣東境內(nèi)，無論從空間上還是從時間上來看，稱這幾個政權(quán)為“南明”，尚能符合歷史時空邏輯，他們就如同陸秀夫所在的“南宋”一樣，是在流亡中的“南明”。
時至今日，我們要善于回到歷史原點去思考歷史問題，切不可不分青紅皂白，不從明王朝建都史的角度來思考歷史，我們沒有理由將朱由崧在明朝都城南京建立的“弘光”政權(quán)也粗魯?shù)亍⒁还赡X兒地捆綁打包到“南明”包裹中去，而應(yīng)該將它回歸到“大明”王朝的主干譜系中來。我們應(yīng)該還弘光朝一個歷史公道，還朱由崧一個恰當?shù)臍v史牌位，更應(yīng)該還南京這座“七朝古都”、第一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以符合歷史史實的明代都城史系統(tǒng)而又全面的定位。
束有春 2023年8月15日于金陵四合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