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周公姬旦“攝政”，竟被同胞兄弟懷疑是篡權抑主

　　周公姬旦是周文王姬昌的兒子、周武王姬發的弟弟。《史記?魯周公世家》記載，周王朝建立后，實行分封制，周公的封地在魯（今山東境內），姜太公呂尚的封地在齊（也在今山東境內）。因為周王朝剛建立，王權最高領導層面有許多大事需要去思考落實，加之武王在建立周王朝兩年后就生病去世，成王又年幼，所以周公留在京師輔佐朝政已成必然，他就讓兒子伯禽代替自己到封國就任。臨行前，周公告誡兒子伯禽說：“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

　　周文王姬昌生前就是殷商王朝帝紂時代的一位“西伯侯”，其西岐國勢力范圍主要在今陜西境內的岐山一帶。姬昌生前是西伯侯還是已經成為“王”者了？

　　我們根據《史記?周本紀》可知，姬昌因“積善累德，諸侯皆向之”，從而對商紂王產生不利影響，大有動搖商王朝江山的危險。商紂王在聽了奸佞之臣崇侯虎的話后，索性將姬昌關押在了羑里牢獄中，不讓他參與社會活動。經過姬昌的鐵桿追隨者閎夭等人實施“美女”“文馬”“九駟”等“他奇怪物”賄賂商紂王后，紂王原諒并赦免了姬昌，還把崇侯虎給出賣了，告訴姬昌，是崇侯虎告發他的，同時還向姬昌贈送了弓矢斧鉞，供姬昌征伐打仗用。姬昌因禍得福，又趁機向紂王獻上原先屬于自己封地的“洛西之地”即洛河西邊的土地，希望商紂王去掉“炮格之刑”，紂王終于同意了。

　　姬昌被捕出獄后，名聲反而更大了，加之他繼續暗中行善，不斷贏得民心，諸侯國之間有矛盾糾紛，都來請他出面調停解決。典型的事例是，當時的虞國和芮國出現土地邊界糾紛，長期得不到解決，雙方就到岐山周原，想請西伯侯姬昌幫助協調解決。當他們跨入岐周地界時，被這里的“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的和諧文明社會現象所感染，對自己爭奪田地邊界的行為感到慚愧，他們也不去找姬昌來當公卿調停了，趕緊打道回府，結果是兩國相互謙讓，長期得不到解決的土地糾紛問題終于化解了。

　　西伯侯姬昌更加贏得諸侯國信任，已經樹立起了威望。唐代人張守節的《史記》“正義”認為，通過這件事后，“諸侯歸西伯者四十余國，咸尊西伯為王”。這就是說，姬昌在生前就被人們尊稱為“王”了。《史記?周本紀》也記載，姬昌在處理虞國、芮國的土地邊界爭端時就稱王了：“稱王而斷虞芮之訟”。但是什么性質的“王”，不清楚，應該是達到了稱王的能力與影響，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王”者，一直到“后十年而崩，謚為文王”。由此說明，姬昌的“文王”謚號是由后人即他的兒子武王姬發給上的。在古謚法中，“經緯天地曰文”，“文王”謚號正是武王姬發對父親姬昌的追尊。我們稱姬昌為周文王，但他生前應該一直是以“西伯侯”立世，因為當時的王是商紂王“履癸”。

　　這一點，如同后世的曹操、司馬懿等，曹操生前一直是漢王朝的丞相，人稱“曹丞相”，直至去世；但到了公元220年曹丕代漢、建立曹魏政權后，魏文帝曹丕追尊自己的父親曹操為“武帝”，所以后世也稱曹操為“魏武帝”。毛澤東的《浪淘沙?北戴河》詞中有：“往事越千年，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這里的“魏武”就是指魏武帝曹操，曹操曾經有《觀滄海》一詩。類似現象如司馬懿也是如此，司馬炎是司馬懿的孫子，在代魏建立晉王朝后，追尊司馬懿為高祖宣皇帝，故后世稱司馬懿為晉高祖、晉宣帝。

　　周文王去世后，武王姬發即位，繼承父親遺志，任命太公望姜尚為軍師，任命周公姬旦為輔佐，類似后世宰相，召公、畢公等人緊隨左右。到了第九年，“武王伐紂”戰幕拉開，并且還把文王的“木主”牌位豎立在戰車上，以表明自己是“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尊”。到了“盟津”這個地方，已經有八百個諸侯國背叛商紂王而與周武王的軍隊“不期而會”。

　　周武王看到了民心所向，看到了取勝的希望，得出“紂可伐矣”的最終判斷，但他并沒有發起總攻，因為“未知天命”如何，所以又率師而還。武王認為，商紂王雖然荒淫無道，但他身邊還有三位賢德之人，即被后世孔子尊稱的“殷有三仁焉”，他們一位是紂王的親兄長微子啟，第二位是紂王的親叔叔王子比干，第三位是紂王的親伯父箕子。武王認為，如果商紂王能夠重用這三位大臣，那殷商王朝還可以挽救，運數還沒有絕盡。

　　又過了兩年，聽說紂王更加“昏亂暴虐”了，出現的情況是：微子啟因“數諫不聽”而離開了商紂王；比干因強諫而被紂王剖腹挖心，觀“七竅”而死；箕子因為恐懼至極，“佯狂為奴”而被紂王關進大牢囚禁了起來；宮廷中主管祭祀的太師、少師也抱著樂器投奔到周武王的身邊了。武王覺得伐紂時機已經成熟，于是遍告諸侯，舉兵伐紂：“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各路諸侯，都必須全部參加討伐戰爭。武王又作《太誓》檄文，告于眾庶。最后在殷商都城朝歌的郊外“牧野”這個地方，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指揮自己的軍隊及諸侯國戰車四千乘的兵力，與商紂王七十萬軍隊展開決戰。商紂王軍隊人數雖眾，但“皆無戰之心”，都盼著姬發率領的諸侯軍隊盡快打進都城來，最后竟出現“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的戰斗場面，“前徒倒戈”典故由此而來。

　　商紂王見自己的軍隊皆崩潰并背叛了他，就逃跑回到帝宮附近的“鹿臺”這個地方，用玉器中最好的“天智”玉將自己身體環繞起來，自焚身亡。據說當時紂王身上環繞了四千塊天智玉，這種玉難以銷毀，燒不壞，所以紂王雖死，而身體沒有全部焚毀。紂王的頭顱最終被武王姬發用黃鉞斬下，懸于大白旗下以示眾。商朝滅亡，周王朝建立，時間約在公元前十一世紀即公元前1100年左右。

　　在“武王伐紂”、建立周王朝過程中，以及周武王駕崩后的周成王初期，周公姬旦不僅為打江山立下了赫赫戰功，而且為西周政權的鞏固加強又立下了汗馬功勞。

　　據《史記?周本紀》記載，武王在打敗商紂王后，就在商紂王的都城朝歌的帝宮中舉行登基稱帝大典。為了避免晦氣，武王先向商紂王的死所鹿臺射了三箭后才下車，又用“輕呂”劍擊打之。在舉行登基儀式時，宮中道路全部灑掃干凈，對廟社重新修整粉飾；登基之日，武王的同胞兄弟叔振鐸、周公旦、畢公、毛叔鄭、衛康叔封、召公奭以及鐵桿忠臣姜尚、散宜生、太顛、閎夭等都各自分工明確，其中“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貼身保護武王的生命安全。

　　周武王登基建立周王朝后，周公姬旦又受武王之命，負責營建屬于周王朝自己的都城“洛邑”。同時，武王施行仁義懷柔政策，對商紂王的兒子武庚、祿父不僅不斬盡殺絕，還照常分封給他們土地，希望他們能賡續殷氏祖廟香煙，能夠傳承先祖盤庚時期的德政。武王的這一舉動令“殷民大悅”，使殷氏苗裔及原“商邑百姓”十分高興。為了加強統治管理，武王又將商朝王畿劃分為三部分，同時設“三監”，分別由管叔、蔡叔、霍叔三位兄弟來直接負責管理。武王本意是讓他們三人去監督殷商遺民，以防備他們造反，誰知竟埋下了后患。武王去世后，周公攝政，竟出現了“三監之亂”與“武庚叛亂”。

　　話說在殷都朝歌舉行過代商建周的登基大典后，武王姬發又回到了周的都城鎬京，因天下未完全平定而勞精費神，“自夜不寐”，經常與周公旦進行交談，兄弟二人經常在進行為什么殷商王朝會滅亡的思考。到了由周公負責新建的周都城洛邑后，武王為帶頭營造天下和平環境氛圍，不惜縱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華山之東的桃林之墟，“偃干戈，振兵釋旅”，后世的“馬放南山”“刀槍入庫”成語典故概源于此。

　　但在周王朝建立兩年后，武王姬發不幸重病纏身，而新生的周王朝政權還仍然處于“天下未集”、人心不定、江山未穩的狀態，朝廷“群公”皆懼。大家都在默默為武王祈禱占卜，周公姬旦更是帶頭齋戒、祓除不祥，甚至向祖先鬼神祈禱，寧愿自己代替武王去死而讓武王活著，因為新的政權太需要武王繼續坐鎮、把舵領航了。

　　說來也怪，經過周公等人的虔心祈禱，“武王有瘳”，武王的病情果然有所好轉了。但可能只是回光返照吧，不久，武王還是駕崩了。武王的太子姬誦接班，這個姬誦就是周成王。

　　由于周成王年少，尚未成年，不懂如何治理國家，加之周王朝初定天下，人心未定，國祚未穩，周公懼怕諸侯國趁機發生背叛現象，于是主動以天下為己任，“乃攝行政當國”，主動“攝政”，義無反顧地勇挑起了江山社稷重任。

　　但周公主動“攝政”的行為卻引來了管叔、蔡叔等“群弟”的懷疑，認為周公是在篡權，是抑制了成王，不利于成王的成長。這幫姬姓兄弟竟然聯合商紂王的兒子武庚共同作亂，并且還“率淮夷而反”，（《史記?魯周公世家》）給新生的姬周王朝政權帶來來得威脅。這就是發生在周初的“三監之亂”與“武庚叛亂”。

　　周公雖然“攝政”，但在鎮壓叛亂問題上還必須師出有名，還得由年幼的天子周成王下詔才行，所以史書上稱周公是“奉周成王之命”去討伐平定叛亂。

　　《史記?周本紀》記載：“初，管、蔡叛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也就是說，經過三年內戰，周公才終于將武庚、管叔誅殺，將蔡叔流放，將霍叔廢為庶民，周王朝的王畿四周又得以回歸安寧。在誅殺了武庚后，周公又重新立“殷三仁”之一的紂王哥哥、微子啟于宋地，仍然讓殷商遺民的香火得以紹續。

　　漢代伏生曾經是秦王朝的博士，他在《尚書大傳》中稱：“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行書，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應該是說，周公在攝政的第一年，首先將周室姬姓兄弟如管叔、蔡叔的叛亂給制服平息了，第二年是將原先殷商的紂王兒子武庚為首的叛亂給鎮壓平息了，第三年將東部原先屬于殷商的奄國等淮夷叛亂給鎮壓平息了，從而實現了如《史記》所言的“三年而畢定”。

　　史書中的“踐奄”又曰“殘奄”，即指周公率領的王師打到了奄國等淮夷之地，平息了那里的叛亂。關于奄國，它是商末周初位于今山東曲阜之東的一個小方國，當時與郯國等十七個方國一道發動叛亂，后被周公率令的王師消滅。奄國的殘部有一支逃到江南，重新筑城，仍然稱“奄”。在今天江蘇省常州市武進區境內的“淹城遺址”，就是當年奄國人所重新營建的居住遺跡，其三城三河的城市營建布局，仍令今人贊嘆不已，“淹城遺址”已經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在平定內部外部的動亂叛亂、新政權內患外患逐步清除后，接下來，周公將工作重點放在了國家的國防安全建設、都城營建、禮儀制度建設等方面，尤其是周公“制禮作樂”，為我國成為禮儀之邦奠定了厚實基礎，我們現在所傳誦的《周禮》即傳為周公所作。到了攝政的第七年，“成王長，能聽政”了，周成王已經長大成人，周王朝已經度過了政權不穩的稚嫩風險時期，于是周公主動還政給侄子成王。成王臨朝，周公重新回歸到大臣位置上，所以《史記?周本紀》稱：“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返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

　　很難想象，周公“攝政”期間，不僅被同胞兄弟們誤解為是在篡權，也曾被年幼的周成王誤解過。這一點，我們還可以通過《詩經》《尚書》得到些許歷史信息。

　　《詩經?豳風?鴟鸮》是一首禽言詩，全詩以一只普通鳥類的口吻，對鴟鸮（chī xiāo，貓頭鷹）進行擬人化控訴，訴說自己遭受迫害、經營巢窠的辛勞和處境的艱難危險，其中有：“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即你已經抓走我的孩子了，請不要再毀了我的鳥窩的祈求；也有：“予手拮據”“予口卒瘏（tú）”“予羽譙譙”“予尾翛翛”等描繪雌鳥身心疲憊、面容憔悴的外在形象描寫，等等。舊說以為，這是周公寫給周成王的詩，表示自己如何辛勞而又遭到別人的不理解，這是多么的痛苦。但也有認為不足信的，認為這就是一首純粹的禽言詩。

　　《尚書》是我國“上古”流傳下來的最古老的皇室檔案匯編，“尚”通“上”，它保存了商周特別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是儒家“六經”之一。《尚書?金縢》記載的是周公對周王朝的赤膽忠心，以及成王因受外界流言蜚語影響而對周公產生的懷疑。

　　《金縢》篇記載，周武王克殷兩年后，天下未定，但武王有疾，于是周公作冊書，向神明稟報祈禱，請求代武王而死。祈禱事畢，周公將冊書納于“金縢之匱”中，即將冊書收藏到用金屬制作的帶子來捆扎的、專門用于收藏書契的柜子中進行封存。周武王去世后，周成王即位，周公攝政，“三監”及殷遺民叛亂，流言蜚語滿天飛，稱周公將不利于成王。周公東征，平定叛亂，但周成王未知周公之志，故疑之，對周公的出征動機產生懷疑。恰當這時，自然界出現電閃雷鳴、風雨交加現象，周成王也為自己的疑問感到不安。于是，“成王啟金縢之書”，打開金縢柜中的冊書閱讀，得知周公之忠誠，深感內疚，于是親自迎接周公的凱旋。史官將這件事記錄下來，取命《金縢》。

　　周公也曾經因為成王年幼生病而“自揃（jiǎn）其蚤沉之河”，這里的“揃”通“剪”，“蚤”通“爪”，代指人的指甲。周公見年幼的成王生病了，又自行巫術，把自己的指甲剪下來沉到黃河里，以表示自己整個人都沉到黃河祭神了，向神靈祈禱說：“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意思是說，成王年幼無知，觸犯神靈的事都是我姬旦干的，神靈要懲罰就懲罰我吧。周公也把這個咒罵自己的冊書藏在府庫中。成王的病后來果然好了。

　　但等到周公攝政七年、返政與成王時，朝廷中仍然有人在成王面前詆毀周公，說周公當年曾詛咒成王早死。周公聽到風聲后，嚇得逃跑到楚地去避難了。成王半信半疑，就到府庫里找到周公當年的祈禱冊書，發現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而是周公用自己生家性命來為護佑自己。成王終于感動到大哭，立即派人到楚地，將叔父周公旦請了回來。

　　周公從楚地回來后，擔心成王因年輕氣盛力壯而耽于淫佚，不用心于國事民生，就作了《多士》《毋逸》（一作《無逸》）兩篇訓詞以告誡成王，要他知“稼穡之艱難”，不要縱情聲色、游玩和田獵。這兩篇訓詞都收在了《尚書》中。

　　周公臨終前，要求將自己安葬在成周洛邑，以表示他至死也不敢離開成王。成王后來還是將周公安葬在離周文王墓不遠的畢原，以表示自己雖貴為周天子，但不敢視周公為自己的臣下，而是讓周公享有與文王、武王一樣的香火血食待遇。

　　我們雖然不知道周公的具體生卒年，但他為周王朝的建立和鞏固而嘔心瀝血的樂于奉獻精神，其思想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形成和影響是永存的。周公身后的最著名的崇拜者，當推生于魯國——周公封地的春秋時代的孔子。孔子雖然與周公不在同一個時代，但他卻說自己經常夢見周公，這可能因為周公是魯國的始祖，魯國的太廟里懸掛有周公的畫像、孔子經常去太廟“每事問”的緣故吧。有一天，孔子突然慨嘆道：“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論語?述而》）今天的我們，雖然不能夢見周公，但對這位攝政者心系社稷、勇毅前行、忍辱負重、制禮守禮的高尚品德，對他那“一沐三捉發，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的求賢若渴、虛懷若谷的博大胸襟，是否有一種高山仰止的敬畏之情在油然而生呢？（未完待續）

　　束有春 2023年12月10日于金陵四合齋